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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笑岩
2024年11月，夏传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王长华教授编纂的九卷本《夏传才文集》，文集包括《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新编》《二十世纪诗经学》《思无邪斋文钞》《思无邪斋诗经论稿》《诗经讲座》等12部学术专著，共350万字。《夏传才文集》的出版，正是对夏先生一生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夏传才先生（1924-2017），安徽亳县人。1945年毕业于南方大学中文系。先生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地下工作。历任《中原日报》记者、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干事、军区民运部干事等职。学习工作之余坚持新诗创作。解放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等，创建中国诗经学会并担任首任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学术眼光广博深远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尤其致力于《诗经》研究，在《诗经》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广布。
此次收入《夏传才文集》的著作，涵盖了夏先生诗经学、经学、诸子学、古代文论等方面学术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先生的学术成就，从中可窥见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夏先生1955年遭错误批判被投入监狱，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自1979年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以来，在《诗经》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多最勤，留给学界的贡献也最大。此次收入《文集》的著作，半数左右属于《诗经》研究成果，此足见《诗经》在夏先生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夏先生进入大学教书。几经思考与探索，先生将《诗经》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他在回顾自己为何走上以研究《诗经》为主的治学之路时曾说：“我研治古代文献的根本，是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们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它是我们伟大民族延续、自强、凝聚的力量源泉。”《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源头，是中华文化元典。因此，夏先生对《诗经》情有独钟。后来，先生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思无邪斋”，正表明先生对《诗经》的钟情与热爱。
夏先生认为，文明发展已经进入20世纪，西方思想的涌入和学术东渐的趋向都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诗经》更多被视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元典。一方面，尽管时代已进入新纪元，对《诗经》的研究依然脱离不开纵贯两千余年的经学研究，厘清《诗经》学史两千年的面貌是势在必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诗经》研究虽受到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不得不伴随现代学术转型而进行调整。夏先生的《诗经》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两个面向同时推进的。
《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于1982年，是当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之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曾发起倡议，要对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进行全面清理，当时学者基于反传统的时代热情纷纷响应，也出版了不少著述，但真正从学术本位出发且做出扎实成绩的却并不多见。回顾40多年前的学术界，关于《诗经》学史研究是留有大片的空白以俟学者填补的。因此作为新时代第一部讨论《诗经》研究史的专著，夏先生《诗经研究史概要》甫一面世，便引起了学术界巨大而良好的反响。
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中，夏先生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时期：先秦时期、汉学时期（汉至唐）、宋学时期（宋至明）、新汉学时期（清代）以及“五四”以后时期，纲举目张地勾勒出《诗经》史数千年的学术面貌。同时，《概要》从介绍《诗经》学的基本问题，如风雅正变、采诗、孔子删诗说等基本问题入手，对各时期的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作进行重点探讨，纵横交错，形成一部有体系有学识的专著。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评述，是《诗经》研究的基础，理性缜密的评述也为这些古老公案的研究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如果说这一层面的论述尚未完全突破传统《诗经》学藩篱，那么先生提出的关于《诗经》研究史的“三个里程碑”“两个阶段”等大胆的前瞻性论断，以及清代《诗经》研究的“独立思考派”等理论总结，则是夏先生对《诗经》学史研究的新创见，体现出夏先生对两千多年来经学学术思潮的理性把握，以及对《诗经》研究随时代发展变迁的清晰认识和对未来研究发展面向的准确预见。
厘清两千年多的《诗经》研究史，意味着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诗经》研究史中的“三个里程碑”概念的提出正体现出这一点。夏先生认为，“三个里程碑”即三部最具代表性的《诗经》著作：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和朱熹《诗集传》，每一部著作都是集此前数百年《诗经》研究之大成，同时又反映出同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水平和新境界，并在此后仍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这种提纲挈领的思路，不仅在著作有限的体量中容纳了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史，并且从繁冗的史料中清理出了一条明晰的《诗经》研究史发展线索，将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经典论著和研究大师，还原回历史中进行中肯评价，既对他们的创新予以突出强调，也不忘把握《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轨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概要》用明白的线索和明晰的体系，总结了历史文化和经学发展规律，既是对两千多年《诗经》学术研究的概括和总结，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日后的《诗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不断填补的框架。此后数十年中，《诗经》学史相关的研究著相继著成面世，这不仅有赖于先生的开创之功，也印证着先生大胆而敏锐的学术判断。
夏先生在《概要》中还提出了《诗经》史研究的“两个阶段”说，即针对古今《诗经》学研究性质的差异，把“五四”以前的《诗经》研究称为传统《诗经》学，“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称为现代《诗经》学。这一学术阶段划分标准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沿用。《概要》一书已对传统《诗经》学及建国前的《诗经》学史发展论述颇为详尽，而在之后的一系列《诗经》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夏先生对现代《诗经》学又作了全面分析和精彩探讨。
2000年《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出版，是书收录了夏先生在《概要》出版后撰写的《诗经》学论文，很多相当重要的《诗经》研究思路和规划蕴含其中。如《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二十世纪〈诗经〉研究的发展》等，这些研究视野更为广阔，文史结合、传统与现代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娴熟。
200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诗经学》是夏先生《诗经》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从时间维度看，夏先生从清末民初传统诗经学的衰微和革新趋向讲起，到现代《诗经》学的始创，再到新时期的《三百篇》研究；从空间维度说，夏先生关注到大陆、台、港的《诗经》学研究的不同方向和成就；论题方面，夏先生观照到了《诗经》基本问题的研究进展以及出土文献、古籍整理对《诗经》研究的巨大推动。可以说，《二十世纪诗经学》本身既是夏先生所开创的“使用现代学术体系系统研究《诗经》学史”这一理念和学术设计的全面体现，也是现代《诗经》学史发展中的一项不可替代的重要成果。
我们看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全身心投入《诗经》开始，夏先生对《诗经》研究的思考始终从广处着眼，高屋建瓴，同时亦对《诗经》学的基本问题予以思考、讨论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方式的成熟以及思考的深入，夏先生所涉及到的《诗经》学问题也越来越多，论证也越来越扎实周延，可以说实现了夏先生本人对《诗经》学研究的规划和设计。从中可见先生学术思考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也显示出夏先生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对《诗经》研究的体系建构和方法探索。
夏先生认为，诗歌作为表情达意的有意味的形式，其语言形式表达，一定是为思想和内容服务的，因此只有对《诗经》语言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诗经》文学艺术的特点。1985年出版的《诗经语言艺术》记录了夏先生针对此问题所做的思考和讨论。之后，夏先生又在原来基础上有了新论述，遂于1998年出版《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关于《诗经》的语言艺术这一问题，先生的思考打通了语言与文学的学科边界，搭建了新的研究构架，既完整又细致，既论述语言，也论述文学，又关涉传统《诗经》学的重大问题。如既从语言方面谈“六义”、赋比兴艺术，又论重章叠句、韵律，分析细致，用例精当，体现了夏先生宏观学术思路下的细致思考。
夏传才先生对《诗经》研究方法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有很多思考和抉择。后来，先生曾说，《诗经》研究是是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方法，不能只提倡一种研究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各门科学又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和规律。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诗经》学本身的特质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诗经》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传统与现代相交融，主张适当地、合理地借鉴采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夏先生对待学术研究，不固守一家，面对新鲜多元的西方诸种理论，冷静客观，不盲从，不片面，恪守独立立场的学术品格。
夏先生不仅开拓了中国现代《诗经》研究的新局面，其学术面向同时也扩展至经学、先秦诸子和古典文论等领域，同样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夏先生认为，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和名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十三经”有过一些著述，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环境的更新，当代学人也应该将新时代的思考烙印在对“十三经”的理解和讲述上。由此，夏先生撰作出版《十三经概论》一书，通过不断吸收新材料，不断探索新问题，一点点思考推进，前后历经七年的修订打磨。《十三经概论》既延续了传统经学的严谨脉络，又融入了现代学术的批判视角，不仅是一部经学导论，更承载着先生的文化使命感，实现了先生早年奠定的学术初衷。夏先生以“经学”发展为纲，逐部解析十三经。对经典的多维度阐释，既避免了泛泛而谈，又未陷入繁琐考据的窠臼。系统梳理与深入浅出的讲解，为读者架起了一座通往传统文化核心的桥梁。
《十三经概论》于1996年初版，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题为《十三经讲座》，收录于《夏传才文集》中。
经学的另一面是子学。经学发展中重要的问题都会涉及到对具体儒家代表性人物的研讨，讨论儒家人物也必定会牵出经学史上的问题。在夏先生的学术研究规划中，儒家人物有很多具体学术问题依然有待梳理和阐明。先生的《论语讲座》《孟子讲座》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规划之下产生的。两书从原著文字诠释入手，细读文献；举重若轻地探讨原典中的诸多精要，朴实无华，深入浅出。两书均收入《夏传才文集》。
纵观九卷本《夏传才文集》，能够深感夏先生学术生命的磅礴。夏传才先生以《诗经》研究为核心，贯通经学、文学与文论，其著作既深植于传统学术土壤，又始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先生用他的学术实践告诉我们，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固守尘封的文本，而在于以开放的胸怀与时代对话。在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息长河中，夏先生既是一位忠诚的守望者，也是一位坚定执着的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夏先生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日益彰显出其经久不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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