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健的词典人生

    ■仇志群

    2018年9月10日，中国辞书学会第四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终评投票结果揭晓，全国有11位专家获得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李行健是本届获奖者之一。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是为表彰在我国辞书事业中取得特殊成就和做出杰出贡献者而设立的，由中国辞书学会组织评选。

    一

    1955年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中文系给李行健所在的语言专门化的一个班级开设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这门新课，中文系的王力、魏建功、周祖谟、林焘等先生，分别承担了汉语规范化几个方面的专题课程。在师长的教诲下，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发展当好服务汉语规范化的“排头兵”，成为他以后一生的情结和担当。规范型的词典，是推行语文规范化的有力工具。各项语文规范和标准，除了学校的规范教育，就要靠严格按国家规范标准编写的词典，让词典把语文的规范知识带到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一名语文工作者，李行健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从1984年开始，李行健被安排在吕叔湘先生身边工作。吕叔湘先生一向重视汉语规范化问题，把推行现代汉语语文规范化看作语文学者的重大使命。1991年，李行健完成执教任务后从日本回国，又回到语文出版社担任吕先生的副手。这一时期，吕叔湘先生考虑到形势的需要，直接向李行健提出编写一部规范词典的建议，词典可定名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1992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论证会在北京怀柔召开。怀柔会议开过以后，编写组正式成立。编写组成员多来自京津等地的大学，大部分是刚从教学岗位退下来的老教授。编写组当时可说是实实在在的“筚路蓝缕”，环境条件的艰苦程度超出现在年轻人的想象。但是，“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几间由语文出版社的排字车间改造成的所谓办公室内，来自各地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团队笔耕不辍，为国家辞书事业踵事增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编写组人去人来，李行健一直是这个团队的领军。

    因为这一项目工作量巨大，资金和编写人员在当时都准备不足，编写组决定先把刚开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字头部分抽出来编写一部字典。规范字典的编写也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支持，他同意字典和词典冠以“规范”二字，主要考虑当时辞书市场上各种类型的字典和词典大都是描写性、考释性的，为了明确有力地贯彻国家语言文字的各项规范，必须要有规范型一类的字典或词典。吕先生不仅主动表示为字典和词典担任学术顾问，还为字典题写了书名、写了序言。他还多次告诫编写组，既然是编规范之典，一定要突出规范性，不能打折扣，要让收词、注音、义项、释义、配例等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规范性。

    1998年，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国家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出版。编写组提供的一张照片给人深刻的印象：吕叔湘先生在医院病床上捧着一本《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读他为字典写的序言。“终于出版了，出版了就好”，这是吕先生读完序言反复看着词典封面时说的一句话。

    吕叔湘先生的夸赞给了李行健莫大鼓舞。编写一部规范字典、一部规范词典，是吕先生的宏愿，遗憾的是先生没有等到这宏愿全部实现，但他在序言中表达了殷切的期望：衷心希望字典的编纂者“努力加紧工作，早日把词典编出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荣获了1999年国家辞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二

    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的大乐章里，还有一个精彩的插曲，那就是异形词的整理。异形词，简单地说，就是指同音、同义但写法不同的词，像“唯一”和“惟一”。异形词在书面语中为数不少，还多是常用词。如何对待、处理异形词，语言学家有时也颇为棘手，更给人们的日常语文生活、语文学习带来困扰。国家语委“十五”规划把异形词整理和规范列入研究课题，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成为国家语言规划的一个部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开始编写时，吕叔湘先生就提出，编写中要解决好异形词问题。但是,由于异形词形式的多样性、辨析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界对异形词认识的分歧,要在一部词典中做出妥当、到位的安排，不是容易事，也可以说非常艰难。为此，编写组内专门成立了一个“异形词研究小组”。不久，国家语委正式立项研制异形词的规范标准，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

    接下来，一系列大动作就此开始。2000年初，异形词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异形词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张志毅、侯敏等20多位专家应邀而至。会议制定了异形词整理工作方针，确定了选取异形词规范词形“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的三原则。2000年底，李行健主持下的课题组拿出了《异形词整理表》初稿，几经修订后于2001年7月3日以“草案”形式发表于《中国教育报》，新华社作了转发。这份“整理表”引起很大反响，课题组收到大量表达意见、建议和支持立场的来信来电。2001年11期的《语文建设》全文登载了修订后征求意见稿。同年10月，国家语委在北京召开专家鉴定会，对《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进行审议。在按照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再次修订后，国家语委语文规范（标准）审订委员会于2001年11月22日召开审定会，最后无记名投票通过了这份词表。

    这一年，整理工作一环扣一环，在紧锣密鼓地高效率地进行着。2001年12月19日，《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由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发布，试行日期为2002年3月3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和语文刊物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这个整理表，“异形词整理表”成为这一年语文大事记的“主条”。翌年的7月17日，教育部、国家语委、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局、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六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在各自系统内认真贯彻执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使用表中推荐字形。

    任何规范不能仅停留在文件或字表上，要落实到社会语文生活中，还要发挥词典工具书的作用。在将近10年的异形词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在李行健主持下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编纂完成。语言学界耆宿周有光先生和王均先生都为这本词典写了序言。

    值得珍视的是，编写这部异形词规范词典过程中，对异形词现象进行研究的认识、心得及问题的解决过程都被记录下来，如异形词复杂现象背后的历史和现实线索、对异形词概念需要澄清的要点、辨析整理异形词的理论和技术性要求等等。点点滴滴的记录最终归结为200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

    《辞书研究》杂志2006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了李行健和余志鸿合作完成的《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文章提出，异形词的形成是历时现象,但异形词的存在又是共时现象。李行健和余志鸿研究的全过程吸纳与创新兼具，步步引导，严谨求实。他们吸纳以往各家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方法,通过审视和剖析这些传统方法,逐步引申出自己的观点，对异形词音、义、形三方面做出精当分析，对异形词的概念及其性质进行了严格界定，得出异形词内部是否同素同构这一鉴别异形词的重要标准。文章认为，《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在确立对异形词的评价体系上是成功的。从词汇学角度看,它是一部异形词研究的杰出著作。另一方面,该书推出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词汇类型的研究。书中材料详尽,分析透彻,见解独到,为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确立了新的理念,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辞书研究》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对《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的学术价值作了充分评价和肯定，也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具备的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精细设计的编纂工艺。

    三

    高远的立志，精心的策划，辛勤的耕耘，终于使奋斗者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天道酬勤”，天道也酬“诚”，“诚”在一代辞书人为祖国语文事业的忠诚奉献。

    2004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竣编问世。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词典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是我国辞书出版界的一件大事。”2004年2月15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发式上许嘉璐的讲话道出大家此刻的心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终于出版了。我用“终于”二字，一是因为它是我期盼已久的词典；二是它的编写时间比预计的长了很多……正因为期盼已久，也因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不负人们所望的面貌问世，所以我感到特别的欣慰。时任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评价这部词典集中了国内几十位专家学者的智慧，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扎实、严谨的工作，是编纂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投入市场后，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获得了多个全国性优秀语文辞书奖项。

    如果要总结李行健带领的团队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首先要求辞书人要有为祖国语文事业、辞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再者，要善待同道，团结战斗。一部有规模的高质量的词典编写，需要一个团队的精诚合作。“厚德”才能“载物”，才能聚拢队伍，办成大事。二三十年间，在无建制、无金援的境况下，编写组能坚持下来，而且持续发展，全靠当家人的“德政”。作为编写组的一组之长，李行健一段段爱才、乐群的佳话多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正是他的长者之风，营造了编写组和谐而有活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批批学者、专家教授才能在简陋的条件下，不畏艰苦，甘愿为国家辞书事业发挥余热，做出奉献。

    世事波上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抵御风浪的压舱石。正是靠“自强不息”的精神，编写组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当年，词典的出版迎来如潮好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阵刺耳的杂音，众说纷纭，毁誉杂陈。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李行健自信、豁达的心态和毅然面对的勇气，使人想起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毅力，使得李行健和他的团队坚持下来并坚定了信念：一定要打造更多精品，让优异的成果来发言表态。

    “自强不息”是生存的天道。编词典是项苦活，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几万条词语的注音、释义、定形、辨异、配例，把编写者拖入艰苦繁杂、旷日持久的案头忙碌中。没有“自强不息”的劲头无法坚持。但“自强不息”在李行健那里还另有一层含义，就是要在国家规范标准的轨道上不断创新，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一方面不断加强政策的学习和国家规范标准的学习，一方面要在理论研究上坚持高强度、大力度的投入。李行健不断提醒自己和编写团队，编写组不能办成一个搞“拼装、仿制”的小作坊，理论创新、精益求精是词典的生命线。吕叔湘先生关于编好词典基本要求的一系列论述和教导，给他们指引着方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吕先生就提出：编词典，这里面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及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一处没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容易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编写者要努力钻研，更重要的是要能有所取材，需要语汇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成果，也需要语法研究、修辞学研究、方言调查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

    本着吕先生的教诲，“编研结合”成为编写组的一个工作方针。20多年间，在繁重的编写、修订工作之余，李行健和编写组在词汇和词典学理论研究上屡有建树。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解决疑难的总结，也有追求突破的构想和探索。例如词义的引申关系问题。通过义项设置显示出词义发展的引申脉络，是规范词典和字典中的一个特点，这一创新之举就渗透着编写者理论研究的心血。最初提出这一设想时，得到吕叔湘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吕先生表示，词义发展的引申关系能说清三分之二就足够了。在几年的时间里，身为编写组副主编的刘钧杰教授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审订和讨论词条的笔记就有30多万字。关于这一课题的部分研讨成果，最后反映在了李行健和刘钧杰教授编写的《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这部著作里。

    四

    促进两岸语言文字实现“书同文，语同声”的融合统一，具有为和平统一打好文化基础的重大意义。李行健认为，语文工作者能以自己的专业参与这一统一大业是难得的机会，更是不容推卸的道义。

    1994年，李行健率大陆语言学家代表团应邀前往台湾。这次交流达成一个共识和初步协议：两岸语言文字交流，百事待举要自辞书始；当务之急是合作编写一本反映两岸现实词汇面貌的语文词典，为语言沟通扫清障碍。

    1995年，编写工作在两岸同时开始。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董事长何景贤先生积极筹划筹资，为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解决了一系列硬件方面难题。台湾学者李鍌先生担任词典主编，大陆方面由李行健和陈亚川任主编。经过五年的努力编成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2003年9月在北京正式出版发行。这本词典以记录两岸共同语汇为主，同时从形、音、义各个方面描写两岸差异。通过这本词典的编写，两岸学者在两岸语言研究方向以及文化合作交流模式等方面成功走出了探索的第一步，在一些政策性和技术性问题的处理上也为后来同类辞书编撰提供了借鉴。

    2009年6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第六届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开幕典礼上致词时，提出两岸民间合编两岸通用的语文工具书《中华大辞典》的主张。2009年7月12日，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湖南长沙）上，两岸签署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提出“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并就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达成初步意向。2010年，国家语委牵头启动了两岸中华语文工具书合作编纂工作。两岸40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在北京、台北进行了6轮工作会商，在两岸分别成立了词典编写组。由李行健担任大陆版主编的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项目顺利启动，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按计划相继问世。2012年8月，《两岸常用词典》大陆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5年，《中华语文大词典》的中编本《两岸通用词典》出版，2016年，在《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基础上扩充字头和词条编成的《中华语文大词典》（试印本）出版。对这一系列成果，教育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部门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一个视频报道中我们看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两岸常用词典》台湾版首发式上发表讲话，一手拿起台湾版的《两岸常用词典》，一手拿起大陆版《两岸常用词典》，高高举起向与会者展示。李行健认为其影响和意义绝非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推荐了一本语文工具书那么简单。

    如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两岸一系列语文词典的编写也采取“编研结合”的方针。在编写启动之前和编写过程中，参编者对台湾语言现状以及两岸词汇差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单是2012到2016年初这段时间，由李行健组织的参编人员撰写的关于两岸通用语对比研究和两岸词典编纂研究的论文就有十多篇，分别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或提交于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对两岸语言文字的各项专题研究，也反映在李行健主编的《两岸语言文字八讲——从差异到融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这一专著中。

    李行健在《我与辞书的结缘》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后半生能与辞书结缘，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乐事。特别是退休20年来，能继承弘扬王力、吕叔湘等师辈们的辞书思想，把他们想做未做的事逐步付诸实践，能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愉快地工作，通过编写词典为国家的语文规范化贡献了余热，使晚年生活非常充实愉快。工作虽苦，但乐也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