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格立法”平市场乱象，以“科学考评”护辞书编纂

　　■朱 旗（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总经理）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阅读需求，是新时代出版人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

　　但市场环境并不乐观。电商平台利用信息高触达率、低成本运营等业态优势占有极大市场份额，实体书店已经丧失了市场的主导权和竞争力。头部电商在资本的裹挟下，都在以“全网最便宜”的价格战，来谋取更强的市场垄断地位。传统的寄销制度导致图书出版投入和市场销售的风险都由出版社承担，更助长了平台有恃无恐的“打折”冲动，电商的大众图书结算折扣已经普遍降至4折以下。

　　出版社为自救图存，只能通过不断地提高书价来维持基本的利润空间，“高定价、低折扣”的恶性循环正在螺旋加剧。“固定价格制”已经名存实亡，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在出版物被打折贱卖的同时，图书对社会大众的精神引领作用也将严重打折。

　　书的定价不仅取决于刚性成本，更取决于内容质量的优劣。但在价格战之下，平台对于呕心沥血的精品力作与东拼西凑的“文字垃圾”基本是无差别对待，缺少对优质内容的正向激励，在渠道的深度捆绑下，短平快、同质化的快餐读物大行其道。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尽快扭转图书市场乱象。列出主办部门、工作清单和时间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障中国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辞书编纂是人类文明积淀与知识传播的重要实践，其意义超越单纯的信息汇编，它为每个时代的求知者提供“标准答案”，同时又以自身的不断迭代，见证人类突破认知边界的“伟大壮举”，是托举“文化强国”重要的出版支撑之一。在人工智能时代，辞书更是构建大语言模型的重要的可靠的知识来源，关系着我国人工智能产品内容输出的质量。

　　然而，由于大型辞书编纂往往是一项需要汇集成百上千顶尖学者、过程非常艰巨烦难的集体项目，个人价值难以凸显，作为作者队伍主要来源的高校、科研院所，通常不把这类集体项目纳入任务考核、职称评定范围，造成辞书编纂后继乏人，项目推进举步维艰，内容质量难以保障。比如，《辞海》第七版2015年启动时，有分科主编近150位，其中60岁以下者仅38位。年轻在职学者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

　　建议由中宣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对各家出版社正在推进或筹备中的辞书编纂项目开展调研并进行综合评估。对于列入“国家出版基金”“全国辞书规划”的重点辞书出版项目，制定科学方法，量化集体项目中的个人贡献，并在职称评定、工作考核中予以认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为了保证第一版《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就曾联合发文，将参与重点辞书编写作为一项重要成绩，列入学校考核和职称评定体系，当时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稳定了这两部大词典的作者队伍，保证了其编纂出版质量。现在我们仍可借鉴当时的做法，对辞书编纂工作者的工作付出和学术贡献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