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依旧在

　　■韩敬群（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200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娱乐至死的时代，出版还活着吗》。众所周知，《娱乐至死》是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本部头不大分量却很重的书。书中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做了发人深省的“探究与哀悼”，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电视时代，比奥威尔的预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赫胥黎的预言将成为现实：人们再也不必禁书，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没人读书，出版还活着吗？ 这是我提出问题的缘由，当然这也与我当时作为一名从业已经16年的一线编辑，正面临出版业发生的巨变有关：出版界内部兵戎相见的表面残酷与热闹，不能掩盖与逆转的是这一行业或将边缘化的趋势。

　　我那篇文章讨论的是美国出版人瑟夫的《我与兰登书屋》。我很关心瑟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如何找到时代巨变之下出版人的因应之策。面对大众文化、技术、商业和媒体惊天动地的变革，瑟夫终其一生，都在努力使局势以更快的速度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没有拒绝或远离电视，而是乐此不疲地参加电视直播节目，到处露脸，一方面展现自己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宣传兰登书屋，推销兰登书屋的图书。正是以瑟夫作为表率并一脉传承下来的主动进取的精神保证了兰登书屋的活力，使得它几十年来，始终能够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娱乐至死的时代，兰登书屋活着，而且活得很好。18年过去了，中国出版也仍然活着，虽然看起来面对新的、更加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变局，似乎有四面楚歌、命悬一线的感觉。

　　变局之中，危局之下，众声喧哗，高议纵横。这也是最容易产生预言家的时代，关于文学创作，关于出版，我们已经听到各种不乐观的预测，譬如80%或90%的平庸写作者将被淘汰出局，譬如“AI已出，编辑将死”，等等。我们可能忘记了古人说过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能还忘记了古人说过的另一句话“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我记得19世纪一位科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知识不断增长，人类的智慧停滞不前。在我们深陷迷局、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要向前看，看清来路，准确判断。我们也不妨回到历史之中，在已经无数次循环往复的历史变局以及历史规律中寻找定力，坚定信心。

　　我想到苏轼的一篇文章，《李氏山房藏书记》。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这篇文章写作于1076年11月1日，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5）。也就是说在此前三十年，文化的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苏轼少时，应该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或不久，蜀地偏远，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可能也会迟缓一些。三十年之后，活字印刷应该已经泽被天下，所以，“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可以想象，技术的便利使学者不再苦于得书之难，不必再焚膏继晷，抄录诵读，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钻研、写作，“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然而，苏轼笔下记录的是另一番情形：“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我们有把握说同样的故事没有发生在今天吗？ 我们有勇气说今人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古人吗？

　　在关于新技术的各种喧嚣中，我更多听到的是行业中人对自己主体地位以及权利归属的忧虑，很少听到有人从读者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更愿意读到什么样的作品。也很少听到有人回到根本，去思考人之所以为人，文学之所以高贵到底在什么地方。库切说，文学是设身处地为别的生命着想。托卡尔丘克说，文学建立在自身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而温柔是对另一种存在的深切的情感关怀。杜甫在八月秋风吹破茅屋之时，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什么时候，机器也能写出这样诚挚高远的句子，文学和出版或许真的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