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学互鉴中的反思

　　■李云

　　1973年，叶嘉莹曾完成并刊发一篇长达二万多字的论文《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之危机进一言》（上、下）。关于此文的写作背景，陈国球在《中国抒情传统源流》中曾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学者颜元叔以强悍的姿态把他掌握的美国“新批评”方法运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做出不少新颖的说解，叶嘉莹针对这种风气，发表了《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可见，该文针对当时台湾地区的批评风气而写，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叶嘉莹在文章开端也说，自从她到海外，总是看到评说中国旧诗的西方著作，理论及方法虽有新意，但却总有误解或曲解现象；台湾年轻一代学者，以西方新理论评说中国旧诗也有偏差现象。由此，她内心产生了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的责任，关注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问题。

　　一

　　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中，叶嘉莹强调翻译古典诗歌，首先要对中国旧诗传统有准确把握，否则就不能进行准确翻译。在中西诗学对比中，她归纳出中国旧诗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几种特质：一是中国语言文字以形为主，在语法上没有主动被动、单数复数及人称与时间的严格限制，极富伸缩变化的弹性。中国古代没有精密周详的标点符号，形成了偏重形式的组合之美，忽略了逻辑性。中国旧诗语言以精炼为特点，在解说和翻译时会发生种种错误，这些错误中国古代的说诗人也会犯，不熟悉中国古诗的西方人及当代人更要注意避免。二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评论偏重文字形式美，内容上却多是笼统概念，缺少精密分析和说明，不如西方文学理论精微细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产生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形成以儒家“托意言志”与道家“直观神悟”为主的两大流派。“托意言志”重视作者的道德，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评论诗歌优劣的依据。“托意言志”具有拘执限制的缺点，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旧诗的传统。在理解中国古典诗歌时，不能一味按照西方文学理论忽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直观神悟”则形成中国传统说诗的思维模式，重在妙悟不在言传，此种方式以个人体会与感受为主，虽然能掌握诗歌的整体生命和精神，但缺少理论分析，难以令西方读者有会心的理解和感受。

　　叶嘉莹指出中国说诗的旧传统有待于新学说、新理论来开拓弥补，能胜任此任务者既需具有旧诗的深厚修养，又需对新理论有清楚认知。但这种古今中外兼长的学者比较难求，如果退而求其次，她认为应该是对旧诗有深厚修养，这是古典诗歌翻译的首要基础条件。

　　二

　　叶嘉莹认为只有清楚地认识中国诗歌语言、思想及传统的特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正确合理地进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她针对所见的一些翻译作品，说明中国古诗翻译中易犯的几种错误：一种是关于诗歌的句法及字意的理解错误。有的现代人喜欢自标新意，不注重诗歌句法，对诗歌产生了误读。如王融的《自君之出矣》“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应该是二、三的顿挫：“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表示对君的深刻思念像燃烧的蜡烛一样受着煎熬，但是译者读为一、四的顿挫“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翻译为君如明烛，午夜煎炙着它自己，明显有误。再如《诗经》中的《郑风·将仲子》“仲可怀也”，“怀”字为“怀思”“怀念”之意，但是有西方译者却将其理解为“怀抱”之意，又将仲子作为说话的对象，读为“仲：‘可怀也’”，将此句翻译为：“Chung: Will I ever hold you in my arms”，认为这首诗表现了“性”的主题，这种译法既对“怀”字的字意理解不当，又与中国旧诗的句法传统不合。所以，对古典诗词的句法与字意要有准确的掌握和理解，是古典诗词翻译的基本要素。

　　关于诗歌的句法结构和字意理解的错误属于较为表层的问题，更为深层复杂的问题，是关于诗歌的情意结构，译者应透过诗歌的口吻、神情来掌握诗人内心细腻的情意。李商隐的一些诗向来被中国诗学界视为“谜”，在翻译中更是一个难题。叶嘉莹举例李商隐《北楼》的诗句“酒竟不知寒”，一种译文是“The wine is cold but I have not even noticed it”,从字意及句法来看翻译并无错误，但是在情意结构上并不正确，因为诗人并不是说不知道酒冷，而是说南方天气暖，不觉天气寒的意思。另一种译文是“Although I have finished the wine, I do not feel cold”。把不觉天寒的意思翻译了出来，却将“酒竟”理解为“将酒喝完”，还是未能正确把握诗人的原意，因为“竟”字在此句中是一个虚字，是“竟然”之意，与前一句“花犹曾敛夕”中的“犹”字相对应。叶嘉莹认为对诗句做出正确理解和翻译需要把握全诗的情意结构。李商隐《北楼》全诗为：“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阑。”表现他在炎方饮酒强欢，竟然没有助人酒兴的身外春寒，与北方的情味全然不同，觉得惆怅无聊。这是一种极为精微的辨识与体认，对于有中国诗歌与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来说都有一定难度，何况对于西方学者。所以，译者要在理解句法字意的基础上，真正探触和理解诗人内心的情意，才能对古典诗词进行准确翻译。

　　此外，还有关于诗中用字及用典问题。“用字”指诗人所使用的某些字词是前人诗句中曾经使用过的，出于有意或偶合，如果不知道这些字词的出处，一般也可以读懂诗句。“用典”指在诗句中包含一则故实，是诗人有意使用的，必须找到正确出处才能求得理解。中国旧诗中的用典颇为复杂，叶嘉莹将难解的用典归纳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句诗是两则故实的结合，字面上却只提供一个出处。她举例李商隐的《咏泪》：“人去紫台秋入塞”，前代学人认为只用了《文选·恨赋》中“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及”的故实；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则故实，出自石崇的《王明君词》：“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诗中描述了明妃出塞时哭泣流泪的样子，只有找到这两个故实的出处，才能真正理解诗人的深刻用意。另一种情况是字面上虽提供了故实的出处，但诗人所用的却非故实的本意而是另有取意。她举例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庄生梦蝶”和“望帝化为杜鹃”的典故，只是借蝴蝶表现一种痴迷的梦境，借杜鹃表现一种不死的春心。所以，遇到这种复杂情况，应该切实考查诗人用意之所在，才能真正懂得诗意，才能讲解透彻，翻译准确，不被典故所拘泥。

　　然后，还有关于一诗或一句多义的问题。她认为一般有两种原因造成诗句的多义：一是由于对诗句的构造及句法可有不同的解读法，遇到此种情形应该先看多种解释是否互相抵触，如果互相抵触，当从多方求证，为之寻得一种可信的解说。如果不同解读法不相抵触，但也该进行辨析，分别轻重主从之义；如果不同解读法可以同时并存，则可以使诗句得到更丰美的意趣，不必强加辨析。二是由于对诗歌中意象所提供的喻示可有不同的解说，这是理解中国诗歌最复杂困难的部分。或者是由于对意象所指之物有不同的解说，因而对其所喻示之含义亦发生不同的诠释，如李商隐《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断无消息石榴红”。对“石榴红”三字之所指，历来有不同解释，一说指石榴酒，一说指石榴裙，一说指石榴花，经过种种辨析她认为理解为石榴花最为合理；或者是对诗中意象所指之实物虽然没有异词，但是对于所暗示的喻意则有不同解说，如杜甫《秋兴》八首之七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织女”和“石鲸”给人的联想和感受有极大不同，对诗的喻示和托意也有很多不同说法。在众说纷纭中，说诗者及翻译者应该有自己的“心眼”和精微的辨析能力，不能盲从。

　　三

　　中国旧诗用词造句及表情达意有着独特传统，翻译古典诗词者需要具有精微的辨析能力和很强的感悟能力，但此种能力并不能凭空而来，需要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古典诗词修养的基础之上。如何具有这种修养和能力，叶嘉莹也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首先，要按照中国旧诗的传统熟读吟诵，从根本上掌握诗歌富有音律性的语言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于吟诵传统中，诗歌音律中包含着诗人创作时兴发感动的微妙情绪，由此，叶嘉莹认为“唯有透过熟读吟诵的训练，才能从其音律节奏中，对一首诗的字句结构及情绪结构有更深的体认，因之也才能对其意蕴神情都有正确的了解”。通过掌握吟诵还原并体验诗歌产生时的精微情感与深刻意蕴，有助于正确理解诗人的诗心，这是一般只用眼睛看文本者所不能体会到的。

　　其次，要有扎实的文学史基础以及广博的中国古典诗歌阅读经验，叶嘉莹指出“真正具有深微高远之境界的诗篇并不易懂”，译者要对旧诗正统源流的名著深入研读，通过学习阅读《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陶谢李杜等大家的作品，形成成熟深刻的鉴赏能力，才能正确翻译古典诗歌。

　　然后，要研读前人的诗话词话等批评著述，为自己所参考和印证，在许多不同评说的比较中，养成对诗词真伪是非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叶嘉莹所谈的是古典诗歌的翻译问题，但并不止于翻译，她进一步指出，在翻译文本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拓新中国的文学批评，还需要对西方文学理论有深刻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对于翻译者来说更加有难度，要求翻译者不能只是翻译，还应该具有独特的鉴赏与辨析能力，在翻译的基础上有所拓展，由此才能承担起跨文化交流的责任。

　　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问题的讨论是其诗学理论的一部分，一方面为翻译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她自己1970年代之后的诗词研究和教学指明了方向。她在深谙中国旧诗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并汲取西方文学理论，将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符号学、新批评等西方文学理论融入到中国诗学与词学中，撰写并刊发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努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为中国诗词理论找到坐标；同时她也在教学中融入自己的研读思路与体会，使西方人真正理解中国诗词与诗词理论。正是在致力于沟通古今中西诗学的责任感和教研实践的基础上，叶嘉莹1970年代回国探亲时看到大陆传统文化的断裂，才有志于以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做出回国教书的决定，并以后半生笃行之，架起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道诗学与文化桥梁。

　　（作者为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