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文学院传统与当下中国学术发展趋向

　　■张伯伟

　　一

　　南大文学院“九畹堂”青年学者学术沙龙正式启动了，院领导要我承担首场“开讲者”的任务，我觉得义不容辞。这个学术沙龙的建立和我有些关系，它起因于我向院领导提出的建议。在我对南大文学院以及全国南北高校青年学者生存状态的有限观察中，我感到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当初引进人才时都要“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一旦进入，基本上处于“寂寞开无主”的自生自灭的状态。他们被各种考核、彼此间的“内卷”折磨得神魂颠倒。能不能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善青年学者的心境，给他们一点切实的帮助呢？ 于是我想起三十年前在南大文学院（那时还叫中文系）曾经组织过的以“素心会”为名的读书会，我写的《发起词》中说：

　　读书会以“素心”为名，则取自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希望她能吸引更多纯净而朴素的心灵，并在这心灵上燃烧起热爱学术的激情。

　　当年我将此意禀报先师程千帆先生，他立刻举手说：“‘素心会’这个名称很好，我报名参加。”因为我希望这个活动以青年学者为主，所以第一次请了刚从哈佛访学归来的程章灿老师主讲。千帆师做第二讲，他讲的主旨就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两点论”——文艺学与文献学的结合。程先生一上来就说：

　　素心会是系里的新生事物，它的前途未可限量，它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表达学术上的思想、意见的机会。这才是第二次，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更多的教师、更多的同学将参加这个活动，形成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生动活泼、不断开拓、不断深入的学风。（《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

　　所以，今天的“九畹堂”学术沙龙，与三十年前的“素心会”，在名称上虽有不同，但在精神上、实质上，我希望是能够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的。它以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分享各自新书心得为主，希望有助于增强文学院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南大文学院传统与当下中国学术的发展。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也有一定的因缘。1990年，我申报副教授的述职报告，主旨就是南大中文系和青年学者对中国学术担负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几十年间，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问题。启发我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并有所践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篇文章《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其中既有对所在大学的定位，又有对自身立场的定位。在陈寅恪眼中，“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并且上升到“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金明馆丛稿二编》）的高度。今天的南京大学，当然是“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之一，“故其职责尤独重”就是身在文学院中的学人，尤其是青年学人应有的也是可贵的自我认知。这就是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的动机和目的。

　　二

　　《诗经》说：“伐柯伐柯，取则不远。”禅宗说法，也常常强调“踏著本地风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所以我的话题，也就借刚出版的《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作为引子。

　　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首部国人撰写的同类著作，写于百年以前，长期以来不为人知。但今天整理出版这部沉寂已久的著作，绝不仅仅因为它是“第一部”，而是因为该书不仅含有特色、富于价值，更能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体现其意义。

　　唐代刘知幾说：“史有三才：才、学、识，世罕兼之。”“三才”当中，又以“史识”为贵，“时以为笃论”（《新唐书·刘子玄传》）。小石先生的《批评史》就是兼有三才，且以“史识”为最而见长。全书字数不过五万余言，但却精彩迭现。以“识”为主，就是要以义理统帅材料，驱使文章。这就意味着学者不仅要广泛地从各方面收集、采撷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材料有所取舍，有所裁断，不以多为贵，不以偏为贵。在这里，“取舍”或“裁断”就体现了“识”。小石先生读书破万卷，于学无所不窥。小石先生强调：“治文学或艺术历史者，实当观察人类全部之文化，非可株守一隅以自足也。”（《中国书学史》）他阅读的文献资料极其丰富，而一旦著书立说，则取精用弘。朱自清曾在其日记中留下对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篇的评价，认为“其取材皆系从原书中找出，故结论不同凡见”，“时有特见”。所谓“不同凡见”或“特见”，指的都是“识”。

　　本来，义理、考据、辞章的三位一体，在清代乾嘉以下的学者中时有论及，但重心不一。以我的阅读所及，最早提出的人是戴震，他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可见三者之间，“义理”是灵魂。但在他身后，人们普遍赞誉、欣赏的却仅仅是其考据之学，“称先生者，皆谓考核超于前古”。段玉裁是戴震的弟子，他编纂了《戴东原集》，但在其序中却对戴震的话作了一番改造、修正：“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以上俱见段玉裁《戴东原集序》），重心就由“义理”转移到了“考据”，考据成了灵魂所在。

　　小石先生在其《批评史》中，多次表彰清儒治学的成就，归功于“方法之精”，所以他讲文学批评，也很注重方法，强调了“归纳法”。他还有一个非常精辟的判断：

　　夫批评为增进读者之了解，颇近似文学史。批评为转换新旧文学之轴纽，则近似修辞学。

　　所以，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修辞学视为三位一体，是小石先生的卓越之见。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将此三者自觉地当做一个整体，并付诸实践。这样的见解和实践，真堪为医治百年来文学批评、文学史、修辞学研究之弊的“良方”。

　　三

　　现在我们要问：小石先生的学术理念是其个人的“孤明先发”，还是透过具体的“个性”展示的某种特定的“共性”？ 换言之，南大文学院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一般外界对我们“两古专业”的印象，认为其强项在文献学，所以特点在文献学，传统也是重视文献学。这是有原因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针对五十年代以来由“以论带史”演变而成的“以论代史”，形成的一种空疏的学风（用千帆师的形容，就是“空对空导弹”），所以他反复教导我们，治学要从目录学入手，但不能停留在目录学，汉代以前的群经子史，是古代一切学术的源头，要精读其中的几部书。一句话，强调文献学的重要。周勋初先生担任文献所所长时，同样也很重视文献。我这个假期里做完了《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增订版）的工作，找到本世纪初（2002年）勋初师为这本书写的推荐，其中有这么一段：

　　当务之急，应当出版一些具有学术水准的有关古文论的基本文献，帮助这一领域中的人开拓眼界，让他们认清中国古代文学界的实际，知道中国古代学人在理论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从而逐步培养起论从史出的优良学风。

　　可见，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空疏”之病，一时还不容易治好。可相印证的，是我在1994年写的唐五代诗格校考后记中的一段话：

　　从整体上看，忽视文献典籍的基础工作，已成为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障碍。这是有识之士共睹的事实。

　　显然，我当时也是接受了、认同了并且实践了这一观念的。

　　但是，近四十年来南大文学院的前辈师长特别强调文献学的重要，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学风存在的问题而发，类似禅宗讲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临济录》），是为了治愈某一种“病”而临时施用的“药”，不是“包治百病”的“仙方”。如果病灶消失，“药”也就归于无用。放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架构中考量，文献学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不是学术研究的“殿堂”，更不是至高无上的“天堂”。我这里再引用一段千帆师的话：

　　每一个同志最好有机会做一做这种最艰苦，最枯燥，最没有趣味的，像做年谱、考订、校勘、编目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没有什么趣味，但是呢，是做学问必须的本领……特别要重视一点，就是，不能轻视收集材料阶段，尽管它是低级的，但，是不可或缺的，是最基础的。（《关于治学方法：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

　　我无意将先师的上述意见当做衡量学术世界的金科玉律，只想以此表明，他心目中的整体学术结构，“考据”不是金字塔尖，所以也不会用“考据”来引导、规范一个学科团队的方向。勋初师晚年有一次和我谈到今人喜好“弄材料”时也说，清代一流学者都不是只在材料里面转圈的，材料本身不是学问，重点是从材料中挖掘出意义。所以，把南大文学院哪怕只是两古专业的特点或传统看作强调文献学，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是否“美丽”或许言人人殊，但“错误”是肯定的。

　　四

　　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溯了，看看我们这个拥有一百一十多年历史的文学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传统。当然，我说过很多次，传统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我强调的传统，是站在今天的立场，选择的那些对于学术的当下和未来具有较大价值和意义的“过去”，是为了“瞻前”而“顾后”。

　　1914年，经过重组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设立了中文系，从江谦任校长始，“所聘师儒，多以讲求义理实学为事。故其严义利之辨，则以事干谒为无耻；明诚伪之分，则以营虚声为可羞。使举校之人暗焉寞焉埋首钻研于学问，而不以外事乱其中。苟于学焉一有所获，极天下可欣可慕之事举无以易之……斯我南高之学风也”。这是王焕镳先生写于1935年《谈南高学风》中的话。张汝舟先生也毕业于南高，尤邃于古天文历法之学，其学问面目表现为考据，但实际上是以义理为根柢的。张舜徽在1942年9月27日的日记中，曾写下他对汝舟先生的印象：“潜心义理，复通内典，其人温厚可近。”（《壮议轩日记》）宋祚胤在《二毋室丛著序》中也表彰其先师“以深邃之义理，发为恢弘之辞章……其考据文充实而有光辉，多发前人所未发，且深有造于世道人心也”。这是南高阶段的传统，崇尚的是在“义理”统率下的考据、文章之学。

　　以下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阶段。

　　黄侃先生说：“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量守庐学记续编·黄先生语录》）“发见”指对于资料的广泛收罗，尤其是热衷寻觅罕见资料；“发明”则是对学理的归纳，贵在从常见文献中获得新见解。黄先生曾将此语告诫当时来访的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使吉川领悟到，日本学界推崇的罗振玉、王国维的学问，都具有“资料主义”的倾向，而这并不是中国学术的精髓。所以在三十年后写的《南京怀旧绝句》中，就以“始觉中原存典型”句表达了他对黄先生的钦佩（参见吉川幸次郎《遊華記錄·わが留学記》）。黄先生以治“小学”著名，但他特别强调的是“系统”和“理、法”：“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黄侃国学讲义录·文字学笔记》）所以强调：“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黄先生语录》）否则就很容易堕入以“杂”为“博”的深渊。当时另有一湖南学者杨树达，号积微翁，注重个别单字的训释，黄先生嘲笑为“杨修脚”，令杨先生衔恨不已。黄先生去世后，杨先生在日记中拟了好几副对联骂他。嘲笑和骂人都不好，但可以凸显其治学风格的差异。

　　前面已经谈过一些关于小石先生的学术特色，这里再强调一下他的“材料分等说”。治学者没有不注重材料的，但选择和利用材料时，我们要像小石先生那样，做一个精挑细拣的美食家，而不是狼吞虎咽的大胃王，或逢物便食的“触鼻羊”（借用《临济录》之喻）。小石先生研究《楚辞》和上古神话传说时，曾将相关材料分为五等：一等材料为《诗经》《尚书》；二等材料为《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三等材料是纬书；四等材料如《列子》《帝王世纪》《搜神记》等；五等材料为《拾遗记》《宋书·符瑞志》《神异经》《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使用材料时，应首先援用一、二等材料，一般不宜使用四、五等材料。前面讲过小石先生是以“识”为主，如果说，材料属于“学”，分等就属于“识”，将材料分等就是以“识”统率、驱使文献。在互联网、数据库以及AI日益发达的今天，学人对它们的依赖几乎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不分轻重地堆垛材料已成为很多论著的通病，重温小石先生的材料分等说（在今天当然可以作出新的调整），举一反三，就可以让自己在使用文献时也能有“义理”的引导。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千帆师进入金陵大学，受学于黄侃、胡小石等先生，亲承音旨。四十年代初在四川金陵大学任教时，曾痛切反省当时中文系教学弊端之所在：

　　析而言之，盖有二端：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详此二蔽之所由兴，则实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

　　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考据学”取代了“词章学”，故引起千帆师的强烈抨击。千帆师在1948年4月20日致《国文月刊》编者的信中，自陈“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并指出“它（指考据）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这些都体现了其“方法论”的意识和探索，是一以贯之的。

　　最后看南京大学前十五年阶段，也就是1952年到1966年。前面提到的三个人物，黄侃先生早已去世，千帆师则在武汉大学任教，只有小石先生还在南大继续其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这里要提及的其他人物，首先是方光焘先生，他是1948年开始任教于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长期担任系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语法理论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法国，是最早接受索绪尔语言学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胡裕树是方先生弟子，他概括学习方先生的学术有三点，其中之一就是“学习方先生重视理论、讲究方法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代序》）。这一方法，就是在尊重中国的语言事实，批判性地改造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另外一位当然就是罗根泽先生，1949年后，他先在中央大学后来在南京大学工作，直至去世。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同于小石先生的书不为人知，堪称名满天下，其书也同样很有特色，当时与复旦大学郭绍虞的《批评史》齐名，使得文学批评史成为南京大学的特色学科之一。

　　要是借用儒家“公羊三世说”，对我而言，南高阶段好比“所传闻世”，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早期南京大学阶段如同“所闻世”，八十年代以来的情形就是“所见世”了。我自己在这一阶段中成长，也见证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成长。在由我的本科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路发展而来，以二十多年时间写成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的“导言”中，曾明确阐发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文献学非常重要，它是万丈高楼的基础；但不能停留在文献学，而是在其基础之上从事综合研究。这就是我所理解并加以实践的南大文学院传统。

　　我在上面从过去讲到现在，从南高讲到南京大学，列举了一百一十多年历史上的一些名字，旨在集中展现“一个由对过去的怀念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家族”（加缪《西西弗神话》）。现在，我把对南大文学院传统的理解再概括如下：

　　第一，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扎硬寨，打死仗”，以经典著作为根基。

　　第二，重“发明”胜过重“发见”，以义理为灵魂，轻视“材料主义”；注重系统之学，鄙视饾饤琐屑。

　　第三，拥有方法论自觉，强调在立足本土资源、批判性借鉴外来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

　　五

　　就我讲的题目而言，似乎到现在为止讲的都是“南大文学院传统”，还没有涉及“当下中国学术的发展”，其实，之所以讲述这样的传统，无不关涉当下的中国学术。阮元有一句经常被我引用的话，就是“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十驾斋养新录序》），今日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就要从这一角度来展望。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与“思”的结合，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又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前二者属“学”，后二者属“思”，最终是要化为实践——“笃行之”（《中庸》）。学思并进是如此可贵，但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总是或偏于学，或偏于思。清代的乾嘉汉学以考据也就是以“学”为特色，当其极盛之时，焦循作了如下论断：

　　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与刘端临教谕书》）

　　他说的“古学”，即指汉学，当其“大兴”之际，问题就在“患乎不思”。所以，他强调“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也就是以义理（虚）统率、运用材料（实），将众多材料构成思想的过程，重申的仍然是孔子的“学思并进”说。1901年，梁启超用“过渡时代”概括其面临的现状，其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过渡时代论》），鄙视的是“考据词章”，期待的是未来以“义理”为统率的“新学界”。在1905年的《国粹学报发刊词》中，其开具的复兴“神州旧学”的药方，是以王阳明“心得”、颜习斋（元）“实行”、戴东原（震）“新理”这“三贤”为师，除了“实行”强调笃行实践外，“心得”和“新理”强调的都是“思”。然而此后到来的现代学术，其特征偏偏是披上了“科学方法”外衣的“考据”。正如钱锺书所概括的：

　　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与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考据”成了实证主义，其特征若是借用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概括，“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历史的观念》）。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五十年代的学风一转，还是用钱锺书的概括：“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然而当时对于苏联文学理论的译介，是一种顶礼膜拜式的引进，在民族自信缺乏且轻视固有学术资源价值的状态下，不仅不能正确地理解自身，同样也不能正确地认识他者。尤其是在学术实践中，“思想”演变成“不思不想”，学者本应有的严肃思考被征引语录的文体惯例所取代。其弊端不止是“思而不学”，实际上是既“不思”又“不学”。所以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在重新强调“思”的同时更强调了“学”。至九十年代以来的学风，似乎又回到“学而少思”的老路。正有鉴于此，王元化在1994年呼吁“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学术集林》第一卷《编后记》），在其学术实践中，显然主要针对“学而不思”，因此更强调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但观察三十多年来的学术界实况，这一呼吁相比于对文献收集、辑佚、汇编、整理的热衷，只能说“彼众我寡，未能动俗”。所以我曾有这样一问：“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哪怕只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最严重的‘痼弊’就是‘学而少思’乃至‘不思’呢？”（《百年浮沉：现代学术中的古代文学研究》）

　　百年现代学术到了今天，已经到了“待变”且“将变”的历史时刻了，如果学术史的变化犹如钟摆，它到了一端的极致，势必就要往另一端变化。所以，如果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的变动趋势，就应该注意到由重视“学”到重视“思”的趋势。我们当然不可能像算命先生般的“一掐指”，就能断言“变动”从何年何月何日始，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观察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趋势变动，已经如同“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旧年”里蕴含了新春的消息，在对“残夜”的告别中，辉煌的“海日”正喷薄欲出。

　　六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变动也是应对西方学术的挑战、质疑甚至鄙薄的需要。我们可以从文、史、思想、宗教等方面各举一例。先看史学，保罗·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指出：

　　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 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

　　这多少带有一些惋惜之情。

　　再看文学，据卞东波教授说，他在哈佛访学期间，曾多次听到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后记》），而且这句话还是特意用中文说的，大概是为了让听者更清楚明白他的意思吧。宇文教授有一次访问南大，见到我的时候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故意追问：“你说的是哪一本书？”心里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果不其然，他回答的正是《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因为这是一部文献整理。

　　再看思想史，包弼德（PeterK. Bol）在讲到该研究的国际性与全球化浪潮由西向东移动时，断言了以下的结果：

　　除了欧美思想架构体系以及方法论在世界上不同语言国家中的扩张外，思想史在国际转向上还能有其他作为吗？ 其他文化（例如南亚与东亚）能有所回馈吗？ 儒学学者能有所回馈吗？ 我觉得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不能”。而这也是过去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层焦虑的源由。（《我们现在都是国际史家》）

　　在另外一次访谈中，他更是有恃无恐地说：“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21世纪的知识分子信念——包弼德访谈录》）欧美学术才是有理论、有方法的研究，这恐怕是一句不无傲慢的潜台词。

　　在宗教研究方面，比如道教，日本学者福井文雅在学生时代就经常听到欧洲学者这样的批评：“日本人写的论文是知识的罗列，这并非学术。”并且从中读出了西方人“独特的自豪感”（《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后记》）。下面一段话涉及中日两国学者：

　　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有文献的知识，却不懂得处理、研究文献的方法。在方法上，我们比日本人优越。（《有关道教的诸问题》）

　　最后一句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人”，实际上也是话中应有之义。

　　对上述言论，我们既不能听而不闻，也不能动辄就认为这是出于恶意、别有用心，或者干脆说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传统，而是应该反躬自省，改善并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理论与方法的层面，这在今天实在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无论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学术的挑战，都在要求也逼迫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发生转向，由重视“学”到在“学”的基础上更重视“思”。凌廷堪在描述学术史的兴废盛衰时说：

　　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辨学》）

　　南大文学院的前辈曾经在艰困条件下守先待后，到了“学术将盛”的今天，需要我们“振而兴之”“忿而争之”，拥有“其职责尤独重”，也就是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使命感，这是年轻一代学人的历史机遇也是历史重任。

　　如果上述的预判与实际状况相去不远，那么，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个即将到来的“转向”中，南大文学院的学术传统应该也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南大学人（尤其是青年学人）应该也能够对中国学术做出较大的贡献。所以，我对在座各位青年才俊的期待，远胜于对我自己的期待。如果可以推己及人、扩而大之的话，我也很想说这是对学术界年轻一辈的整体期待。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心平气和地与外国学者认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了，并且有可能发现彼此更多的相似、相近和相同，并进而超越不同的立场和表述，书写“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语）的新时代的《天下篇》。

　　（2025年2月27日讲于南大文学院活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