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余子道先生

    ■程天权

   余子道先生文集《求索无穷期彼岸征途遥》行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家让我写几句话。我感到诚惶诚恐，因为余先生是我的老师，以学校习惯，他的资历比我高一两个辈分，我怎当得起这份光荣，又怎么可以随意置喙？

　　余先生是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一届学生，先后学习研究历史、经济、政治。之后留校任教，又被选拔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深造。回校后从事教学与研究，兼任党、政、思想工作，七十余年来从未间断。

　　“文革”前我进入复旦大学，成为第一批以国际政治专业招收的学生。认识他是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历史几个系教师往往出自同一系，靠的近的几个系有时属于一个党总支。更因为不久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领导、老师、学生裹挟在一起不分彼此，经常有机会同吃（下乡吃一个锅的饭）同住（办抗大学习班同睡一个教室地铺）同劳动（打扫宿舍盥洗室或干农活）。

　　改革开放初，我回复旦攻读研究生，又见到余先生。我也踏着他的足迹在教学的同时做过辅导员、教学秘书、宣传部长。后来做了党委副书记、书记。与余先生生活工作在范围不大的同一个区域里。其间还曾亲炙他的一些同事、朋友、学生，如张薰华、李幼芬、王邦佐、陆庆壬、潘玲娣这些与他时有往来关系密切的老师。“文革”前复旦各系规模不大，全校党组织只有几个总支，几个跨系支部一起活动是常有的事。如经济系与国际政治系是一个总支，“文革”后法律系最初与国际政治系也是一个总支。历史系是实力强大的老系，个别优秀的高年级学生别着白校徽就到各系任基础课了，党组织有时也与历史系在一起活动。

　　那时教书育人，教学相长十分密切和自然。王邦佐先生并非我年级辅导员或班主任，只是教我们中共党史，却经常到同学中聊天，顺便辅导答疑，引导正确认识各种社会、人生问题。还将自己备课用的一些资料借给我们。潘玲娣老师是总支学生委员，更常在五个年级中穿梭谈心，指导学生。余子道先生是我们偶能接触到的大领导，他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又对课程和政治抱着饱满、炽烈的感情，学生常能受到感染。有一次在宿舍与我们聊了一个晚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他对史实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毫不疲倦，大家听得入神，也不舍他离开。同学对他平易近人和渊博的学识，都很佩服。

　　“文革”开始，学校融洽的气氛被破坏。师生对立，党群分派，从揪斗学术权威开始，转向揪党内走资派，以各种名目，以突然袭击，以莫须有揪斗一切想揪斗的人。像余先生这样既是干部，又是讲政治课的，非常容易抓一句话加以歪曲，上纲上线。党史教师王邦佐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巅峰，因没提到副统帅的“顶峰”而被批，余先生维护王老师，认为没有错，竟也被批。在那样的年代，只有荒唐，无理可说。

　　在如火如荼的“文革”中，没有人关注余先生们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只发现，他出现在学生面前渐渐少了，与人交往语话少了。虽然一如往常，仍然谦和平易，但多少带着一丝苦涩。

　　余先生党政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从未分过家。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早就看好他培养他。刚解放时，占领大学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是艰巨任务。当时出自延安陕北公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担负起了培训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为了实现毛泽东同志后来称为“掺沙子”的改造旧大学的目标，全国大学选拔优秀青年师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进行短期培训，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做到能开课能研究，充实各校理论骨干队伍。

　　新世纪伊始，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对这段历史和实际做法效果有了清晰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全国重点大学政治理论骨干教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的占6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5%，使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面貌为之一新。一大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有知识有理论的青年教师站到了大学思政教育的第一线。在复旦大学，余子道先生，我的法硕导师北大毕业生叶孝信先生，我在复旦的前任书记，曾是化工专业出身的钱冬生先生等数十人都有这一经历。余先生也将此看作自己毕生的使命。

　　另一原因是大学因其知识性、专业性，尤其是复旦这样的大学，一贯很重视思政，管理工作者都要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在专业上也要达到高水平。我上学时接触较多的张薰华（中共复旦地下党书记），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任党群工作领导；徐震是以“公今度”为笔名的著名杂文家、新闻理论学家，长期任学校宣传部长；王邦佐是著名政治学家，曾是戴白校徽任教的学霸，长期任院长、校长（上海师大）；余先生教书研究、做干部一肩挑两头。这样的队伍同一期通常有百人之多。后来清华大学蒋南翔称之为“双肩挑干部”，成为一种革命化专业化干部培养模式。在复旦双肩挑干部虽然工作繁重辛苦，但大家自觉接受这种模式，认识到通过努力，也能做到两不误。

　　余子道先生在抗日战争研究、台海关系研究、中日韩关系研究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成为他最为重要的学术主攻方向，在学界也以此享有盛名。这些成果之外，本集也收录了回忆复旦人和事的文章，相信读者，尤其是有过复旦学习工作经历的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十分期待早日拜读。

　　以我的体会，不放弃自己的专业，并努力达到高水平，要有很大的毅力。时间是个常数，要两头都顾及，必须做钻、挤、巧的安排。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大学的党政工作者，与机关企业不同，有了专业，在工作时就更能驾轻就熟，以理服人，切中要害，避免外行的失误。同样，从党政工作中也能对专业有所启发，有利于改进教研工作。

　　余先生已届高寿，我们又身处两地，见面很少。偶尔听到复旦师生说，他思维仍然十分清晰，研究仍然持续不断。这部文集，既是先生个人学思的集大成，也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高校第一代学者和党务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思想认识贡献的缩影。它的出版，对学术界，尤其是对复旦大学，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愿先生健康快乐长寿！

　　（本文为《求索无穷期彼岸征途遥》序。作者系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