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早期经典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早期经典的研究是一个既有“传统”又具“创新”的领域，近年越来越受到青年学者的关注。以目前可总结的学术发展规律判断，当学术到达特定阶段后，要求得新的突破，必会回归于文明的核心经典。看历史上每次成规模的古典“复兴”，如典籍的“传承”“整理”“注疏”“辨伪”“古本”“辑佚”等，都代表着一种回归模式，而今日则称为“古典重建”。上世纪以来，西学影响下的新学术挣脱了经典与政治的强关联，打破传统的研究视界和范式，取得了极多的成果。然就其基本文献来说，主要还是围绕经典划出一个更大的圈，其中又有破坏与建设的多重张力和反复过程。时至今日，已有的研究模式趋于“稳固”甚至内容饱和，已不能满足学术深入发展的需求，而回归核心经典特别是早期经典，将成为未来学术突破的关键。学界近年渐为潮流的，无论是早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还是中国古典学研究、早期书写研究等，都可说是对这一进程的把握和回应。相关学者在未来能够融入这一趋势，可借陈寅恪先生之语，便是新时期的“预流”。

　　《书经之成立》一书即从早期典籍生成与经典化的角度研究《尚书》之早期形态、传承与流变等相关问题，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就个人反复阅读的主观感受而言，此书很好地体现出青年学者撰写博士论文时的锐意进取、大胆开创、严谨与严肃，部分地方或许会略显“生涩”，似乎不够“圆熟”，但其视野广阔，极少空言，立论果断，敢于作全面的论证，且理论布设足够系统，论题探索足够深入，确可称开拓、创新之作。故不揣浅陋，将此书部分特点及个人体会略述如下。

　　该书分上、下两编，下编为研究实践，内容诚然更加充实，但上编“绪论”部分之理论架构，亦不容忽视。此研究很好地承接了近代以来学术理论的传承与更新，具有前瞻性。关于早期经典研究，传统的经学体系早已无法满足学术需求。上世纪古史辨派关于早期文献的考据，带来了对经典文本的重新思考，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与方法局限。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出现和利用，对包括早期经典在内的古典学术的再认识以及理论方法的革新，便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古典文献学也受到重视，但正如书中所说“古典文献学的一些习用概念，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有关早期文献的研究的实际，有时还会引起一些理解上的混淆。”近些年，在出土文献材料支撑下，在西方古典学相关理念与方法的影响下，早期文献的流动性、复杂性进一步得到学界重视。由此，此书着重理出“早期形态”“经典化”等概念，并选择《书》类文献作为对象进行实践。可以说，这一研究正是对百年来古典学术研究理念演进的继承和发展，有其意义。故在该书绪论中，作者先结合“古典学重建”的宏观学术背景，对自身的研究范围、相关概念进行了定义，特别是对“经典”“经典化”“早期形态”的细致辨析，确立了此研究的理论支撑。而在具体方法的设计中，又进一步阐明基于经典文本层次分析的研究路径。其后的学术史回顾，将传统研究与近代以来的中外研究都包容入内，亦堪称宏富。从中足可见作者学术知识储备之广博，其讨论涉及传统经学、古典文献学、出土文献、小学、现代语言学、西方古典学、新语文学、早期文明研究理论等诸多领域和方向。个人觉得，这种清晰的理论意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将成为早期经典研究中的一项必需，此书则是很好的范例。

　　此书下编为主体研究，分为八章，内容充实、结构严整，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所谓《书经》之“成立”，书中转化为“早期形态”与“波动的成立”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故下编也分为两部分（各四章），各章在时代上前后相接。

　　第一部分讨论《书》类文献从上古（先周）到西周各阶段的形态特征。第一章谈文字产生与最早的历史记录，结合“口传”“文化记忆”等理论进行分析，提出文字产生之后仍存在较长的“口耳竹帛并行立言”阶段。第二章结合出土材料，讨论文献书写始于何时，包括可能属于《夏书》《商书》各篇的内容、性质如何，以及该时期甲骨、青铜器铭文中的纪事材料的属性。第三章讨论西周《书》类文献的形态，为本书最核心内容之一。作者认为，西周早期《书》类文献当名“训典”，共和至宣、幽时从中分流、整理出《书》，并发挥“政典”功能，推行诸国（而同时诸国仍保有自己的训典）。此说很有解释力，许多材料可因此而得关联，个人深表赞同。第四章谈三代王官学之嬗变及西周《书》教之核心，章节逻辑上与第三章为表里。

　　第二部分“波动的成立”，讨论《书》类文献经典化为《书经》的过程，大致分四个阶段，即春秋、春秋末至战国、秦汉以及后世。其中第五章遍举《国语》《左传》之引《书》论《书》，说明宗周“道裂”背景下王官学的传承，特别提出其中“王德”“侯德”等重要观念的转变。第六章论孔子时代前后《书》学的变化，即从“王官学”（官学）变为“百家学”（诸子学、私学）。孔子以子学精神注入经典（如将关联天命之明德转化为个人之德行），确立了作为儒家教本的《书》（“新经”）。第七章论秦汉《书》学被纳入“新王官学”的情况。秦将东周“官私并立”之学重树为官学而禁绝私学，但历时很短；汉代重举官学而经典已残，故作为子学的儒学被官学化为“经学”，其子学属性被压制，失去了“博采与折中”，由此造成了一定的“错位”。第八章为全书总结，亦论及后世经学之发展。

　　早期经典研究一般会将第二阶段“波动成立”的过程称为“经典化”。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经典化”应包括经典从最初诞生到最终成立的全部过程。但东周以后的演化确有特殊，因为在此之前，《书》本身就作为“正典”存在，而因宗周“道裂”产生的“经典化”，可视为正典沦落之后的“救赎”（重建）过程。另一方面，经典化也不是一个单向趋势，其最终结果不是“经典”固化，而是一个持续更新、更迭的过程。此书的最后两章充分考论了汉代以来《书经》波动成立的问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经学与子学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导致的新王官学的复杂层次。同时，经学作为“官学化的儒学”，其子学属性的外显也影响了后世的道统建构以及道统与学统的分裂。此部分虽然占全书比重不多，但在内容和结构上却为本书提供了足够的开放性，指明了许多关涉学术史的重大问题的阐释思路（或为作者后续的研究方向）。

　　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让学者充分认识到先秦经典的“复杂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再用一种统一的、清晰的模式去认知经典，亟需新的方法。而此书便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姑且可称之为“（核心）经典的成立研究”。此种范式之最关键者，个人认为有三端。其一为将《书》类文献的“早期形态”分为载体形态、文本形态与“经传”形态三个方面。其二是将早期文本经典化研究根植于细致的文本分析之上，而分析异文又注重其共时、历时的层次。其三是将《书》类文献置于“王官学”“诸子学”“新王官学”的承变中考察，这也是贯穿此书下编研究的主要脉络。

　　以上三点核心，贯穿全书，相信读者阅读时必能有感于心。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级的特点，也可称为此种范式的组成部分。比如，此研究始终注意早期研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问题。如第四章讨论《尧典》及甲骨卜辞中祭日有关材料，此前学者多有争论，各家多执一说。作者则辨析认为：“甲骨刻辞中同日相关者不能混杂处理，当分而言之：‘王宾日’类非祭日之辞，当从岛邦男之说为同类卜辞的省略形式；‘又（侑）日’‘帝（禘）日’‘比（䃾）日’‘祼日’等确属日神之祭；‘出日’‘入日’等迎日相关祭礼中的日或同日神无关，并非日日祭祀，而是有固定的行祭季节”，而第三类才能“同《尧典》等典籍中关于礼送太阳的记载相关联”。这一论断绝非是为“调和折中”，而恰是基于对早期经典复杂性的深刻认知而做出的判断。

　　总之，此研究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呈现新观念，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可为早期经典研究者提供良好的参考范式。

　　最后，我想顺带再简单谈一点个人在阅读此书时受到的具体启发。诚如李零等前辈学者所论，经典化是“结构性”或“全局性”的变化，不是一部书或一类材料的特殊现象，不能只盯着一本书来谈。这方面，与《尚书》最相近的当属《诗经》。显然，《诗经》同样存在早期形态和经典化的问题，也可以从不同形态入手进行分析。在此前个人的《诗经》研究中，我主张将其早期形态分为功能形态、物质形态、文本形态三个层面，与此研究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诗经》有明确的礼乐功用，故其“功能形态”尤为显著。读此书后，我意识到应同样注意《诗经》的“经传形态”，它也具有“官学”“私学”“经学”的承变。由此，此前对《诗经》早期形态演化的阶段划分，也应进行重审。而基于宗周“道裂”带来的“王德”“侯德”转变，似可解释变风变雅中虽有颂美而被称为“变”的深层原因：新生之《诗》不再遵循“天命”“明德”的王官学体系，而开始容纳反映诸侯（含卿大夫）之德的内容（无论褒贬）。诸如上述之类的启发与感悟，在阅读此书过程中时时而有，很多观点、争论、材料，颇能与相近领域的问题产生共鸣，我想这是好研究的一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