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办“预流”的大学

　　■吴 浩

　　在中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是近代以降数代国人念兹在兹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学者胡适在青年留学时期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 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这样的理想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刚毅坚卓的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沛乎塞苍冥”，也在三十多年前激励一群在海外任教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到香港，创建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为即将回归并迎来全方位转型的香港培养人才，引领香港屹立于21世纪。《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讲述了1988—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从筹备到开学这关键性三年的动人故事。

　　本书作者钱致榕兼具物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长期在中国海峡两岸、香港地区以及美国等地推动教育改革。他在1969—2000年执教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特别助理。在此期间，他情牵故国，在1981—1986年创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8—1992年赴港创立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创校学术副校长。

　　三年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这近乎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梦想，但却在钱致榕和港科大创校同仁手中成为了现实。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 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毅然回港创校？ ……本书在开篇即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三年建成港科大以及港科大创校后三十多年的办学成就，即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也构成本书最为精彩的内核。

　　钱致榕将创建港科大最为重要的任务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思考港科大办学理念和合理的院系结构设置，延聘一流的院长、系主任和教授；2、设计适合一流研究型大学要求的学术大楼；3、建立一流的学术“后勤”设备：计算机和光纤网络中心、图书馆、仪器设备中心、教学服务中心；4、注意学术软件的建设。这四项任务无疑是港科大创建的顶层设计，有纲举目张的功效。

　　港科大把研究型大学理解为：“注重研究，也注重本科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重要能力的训练。”在明确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之后，港科大从知识结构、思想结构层面着眼，明确要建设一流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为回归后的香港培养创新性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港科大秉着“没有文学院的大学就失去灵魂”的理念，坚持设立文学院。港科大从大口径的基础学科入手，完成四个学院共17个系的院系架构设计：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和生物化学系；工学院下设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和计算机系；商学院成立管理系、金融系、商业讯息系、会计系和经济系；文学院是人文社会综合的人文社会学院，设有人文学部和社会科学部。

　　钱致榕到港科大工作半年后，发现学术大楼不符合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坚决要求修改设计，经过一年的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完成了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实验室和教室设计，营造和谐校园，实现让每一位教授都拥有“坐看清水湾”的研究室的愿景。

　　钱致榕还勇挑“教研后勤司令”的重担，提前建好港科大四大学术服务中心——图书馆、计算机和光纤网络中心、仪器设备中心和教学技术服务中心。要大书特书的是，钱致榕采用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建议，在港科大实现“校园全光纤”，这在1991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全世界亦是首屈一指。港科大也建成世界上首个高度数字化、采取汉字编目检索中文书籍的图书馆。港科大把图书、通信和电脑三方面工作有效连接，使得全校师生可以通过电脑和宽频光纤联网，连接到图书馆馆藏和数字化期刊图书。钱致榕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一场科技革命已在萌芽，一个新的大学如果要超越千百个已有几十年或几百年历史的学校，不能紧跟已有的做法，必须抓住从头设计一个校园的机会，充分利用科技发展，打破一切视野上的阻碍，跳跃式设计一个21世纪的校园。”

　　在学术软件方面，港科大坚持“一切从学生出发”的理念，注重培养年轻教师，将教学、教师聘任、职称评定等规章制度化，明确修订程序。

　　据《时代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报道，港科大的世界排名在2011—2022年都在前七十名之列。学者许倬云亦在本书序言称赞港科大的成就：“港科大成立不过三纪，就能够在世界大学排名，尤其亚洲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如此成就，确实可佩。”港科大创校同仁的拳拳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敢为天下先”是钱致榕回顾三年创建港科大的夫子自道，我也从书中读出了如何办一所“预流”的大学。“预流”见于学者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陈寅恪在论述敦煌学时，以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来阐释“预流”。此后，“预流”一词成为学术评判的重要标准。

　　如何办一所“预流”的大学？《敢为天下先》是钱致榕与港科大创校同仁在1988—1991年间对此问题朝乾夕惕、功不唐捐的作答与实录。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