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问做在课堂上

　　■陈永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已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史研究专家郭大钧所著的《抗日战争研究论集》一书。

　　2024年12月21日是我们的传统节气冬至。古人在这一天要回家过冬节，学生要来拜谒老师。这一天，我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代表，同时也是作为学生回到母校，参加《抗日战争研究论集》新书出版座谈会。郭大钧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手捧这本著作，听着各位师友的发言，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于是，写下这些文字，以此表达对郭老师的深深敬意和怀念。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郭大钧老师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在时任主任王桧林先生退休以后，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多年，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最初认识郭老师是始于读本科之时。1987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二年级时，我选修了郭老师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华民国史》课。当时历史系的老师除了讲授通史课程之外，还要有一个开设选修课的单独研究方向，郭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华民国史，所以给本科生开设了这门课，这门课一直都是历史系选修课中的名牌课。《中华民国史》选修课虽然是为本科生开设的基础课，但郭老师是以培养史学工作者的方向去准备课程的讲授内容的。郭老师备课非常认真，给学生展示多种类型的史料，最为关键的，是郭老师对当时学术界最新研究动态悉数介绍，培养学生的史学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课当中的新思想。在当时我接受的历史教育中，讲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农民战争史，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革命史，对国民政府的评价、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全面否定的。郭老师在这门课当中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深深影响着我。课程结束后，我对中国现代史燃起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本科毕业后就考郭老师的研究生，跟随他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1991年，我如愿以偿地成为郭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我有几个师兄、师姐、师妹也是因为选修了这门课而决定考郭老师研究生的，足见这门课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学科之一，历史悠久。当时，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刘家和、刘乃和、王桧林、龚书铎等一大批史学大家云集历史系，可以说，是全国高校历史系中最强的团队之一。中国现代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新的学科。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学科建立，是我国高校成立较早的一个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后，首任主任王真便带领教研室同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工作，这也成为高校首部1919—1949年间的通史教材，为后来撰写《中国现代史》教材奠定了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在王真、王桧林的带领下，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框架。郭大钧老师作为第三任教研室主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体系的整体发展，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院长、教授杨共乐说，作为白寿彝先生的学生，郭大钧老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系教学改革的坚决支持者和践行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来主要是以教学为主，后来白寿彝先生提出了“一门课、一本教材、一个研究方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念。按照白先生的要求，郭老师开始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版《中国现代史探索》《浴血八年树丰碑》等著作，是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理念的坚定实践者。当时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团队就是这样形成的，包括鲁振祥、李隆基、李起民、李慎兆、王宗荣、朱汉国、耿向东等，每个人讲一门课、有一个研究方向。

　　郭老师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之初，正值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思想解放的关键时期。他接手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后，带领团队以教学与科研并重为指导原则，对学科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在教研室，郭老师积极推动学术交流，组织多次现代史学术研讨会，不断拓展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郭老师在教学中强调史料的基础性作用，主张以原始史料为依据，通过严谨分析还原历史真相，并通过科研实践帮助学生掌握研究方法。他经常组织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将课堂教学与科研项目紧密结合。郭老师在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注重跨学科视角的引入，鼓励教研室成员在研究中参考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全面、更立体地分析历史现象和问题。这种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研究能力。他不仅积极推动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而且多次受邀在全国历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发言，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化建设建言献策。郭老师非常注重人才培养。他强调，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年轻学者勇敢探索新的研究领域。郭老师对自己的研究生指导更是到了“手把手”的程度，不仅帮助我们明确学术观点，甚至会亲自陪同查阅资料，直到研究方向完全明晰。

　　在王桧林先生和郭老师带领下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成为国内高校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团队之一。

　　全国高校教材《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主要编写者

　　郭老师的个人专著并不多，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学上，用在了教材编写上。郭老师主编过《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早的高校教材就是郭老师主编的。他还参与了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等教材的编写，对中国现代史教材体系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

　　为教学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1976年年初开始，在王桧林先生主持下编写《中国现代史（1919-1949）》教材。据郭老师回忆说，当时讨论大纲是在北京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工地进行的，有工农兵学员参加。王桧林先生带领教研室教师经过四年努力，在1980年年初出了内部铅印本，后经白寿彝先生推荐，198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受到学界好评。

　　1986年，白寿彝先生主持《中国通史纲要续编》的撰写。该书要将中国通史续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任务落在了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三位老师肩上。这本书编成以后，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影响很大。1919-1949年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内容多如繁星，用短短十几万字写出来，可见老师们学术功力之深厚。其中，郭老师承担了从“九一八”以后到抗战结束这部分内容。

　　1989年，郭老师作为副主编参加王桧林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上、下册（高教版）的撰写。郭老师还参加了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两部书稿的撰写。

　　90年代初，郭老师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撰，担任主编。1995年，郭老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93）》出版，2006年获教育部推荐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后改名为《中国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耿向东作为郭老师的助手，全程参与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工作。耿老师说，他感触最深的是郭老师的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在编写过程中一丝不苟，力求每一段表述都准确无误，每一个知识点都逻辑严密，每一个史实和材料的出处都严格核准，以确保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耿老师说，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郭老师非常注重团队合作，充分发挥每一位编写者的特长。他总是耐心倾听团队的意见，对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逐一讨论、反复推敲，以确保教材的质量达到最佳。郭老师还特别重视将他和团队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融入教材之中，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现代史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因此，郭老师编写的教材不仅涵盖了中国现代史发展的关键节点，还融入了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学术争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例如，郭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史》，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时，就融入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的分析。这种细致入微的讲解，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参编教师在与郭老师合作的过程中都表示，他们不仅学到了编写教材的技巧，更受到了郭老师严谨治学精神的深刻影响。

　　郭老师曾说：“编写教材是件很辛苦的事，编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教材，是我们当老师应尽的责任。我们知道研究历史是要发现和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进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学生的认识，丰富学生的思想，这就是历史教育的价值。”心中装着学生和祖国的历史教育工作，郭老师编写的这些教材受到国内高校历史学专业师生的好评和认可，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师生，为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这批教材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国际，由郭老师主编或参编的教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提供重要参考，扩大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

　　在郭老师的学术研究当中，他着力最多的还是中国抗战史领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郭老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抗战历史的文章，包括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抗战时期国际关系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等。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郭老师还出版了专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这些论著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今天的抗战史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进步最快，也是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教授朱汉国老师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当中，唱主角的学术群体主要是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学者，而郭老师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那个时代，是中国抗战史研究刚刚起步的阶段，资料公开度极其有限，既没有今天每个研究者离不开的电脑、互联网，也没有国内外各种大部头的抗战文献资料的公开、披露，更没有今天各个出版社争相推出的各种抗战相关的历史档案资料汇编。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郭老师这样的史学教育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克服研究条件薄弱带来的种种困难，开创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新天地。

　　在抗战史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主要偏重于全面抗战八年（1937-1945年）的研究，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之间（1931-1937年）的历史研究较少。郭老师在研究中不仅注重把这两个阶段贯通起来，而且注重对国民党政策和中日关系的研究。1984年，他撰写了题为《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一文，发表在当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影响很大。那个年代，《历史研究》一般发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文章比较多，偶尔有研究世界史的，发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文章非常少见。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得到学界同行充分认可，成为研究抗战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被广泛征引。

　　关于抗战受降的研究，郭老师也是最早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撰写的《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一书，详细研究了抗战胜利后的受降过程及其意义，填补了当时学术界的空白。郭老师还特别重视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从他对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指导上可见一斑。当时，学术界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研究较多，而对中英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郭老师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鼓励我做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这个题目。在与郭老师的反复讨论中，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中英两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式结成了反日“同盟”，但是，这一“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盟，而是不协调的同盟，其主要表现就是英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仍以不平等甚至蔑视的态度对待中国，包括中英香港受降之争。最终，我以《不协调的同盟——1942-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为题，顺利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

　　《抗日战争研究论集》一书是郭老师关于抗战研究的最新专著，也是最后一本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述中国抗战艰苦卓绝的历程，中篇重视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规律和发展脉络的个例研究，下篇记叙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丰碑。从这个写作脉络可以看出郭老师在研究抗战史的过程中，能够积极适应时代变化，落脚点并非历史悲情，而是拓展学术视野，将中国放到国际视野中开展研究。这样一个研究脉络，不仅全景式展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史，而且点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本论集的出版是对郭老师一生研究抗战历史的总结，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说荣幸，是因为这本书囊括郭老师一生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精华，他非常重视这本书，生前精心挑选文章，认真修订文字，在他去世三年多之后能见证本书的出版，我们与有荣焉；说遗憾，本书未能在郭老师生前面世，郭老师终究没能见到他心心挂念的最后一本书，这是我们莫大的遗憾。

　　在这本研究论集中，郭老师始终提醒着我们：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壮阔进程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们这代人，有责任继承和弘扬在烽火岁月里诞生出来的伟大抗战精神，让它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在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也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郭老师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收集的文章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写作并公开发表的，距今已有20多年或30多年了。”这些文章，有以论为主的，有以述为主的，还有的是有论有述。“述”了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论”了历史发展背后的逻辑和规律，这就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思想性。

　　郭老师常说：“历史学系的老教师说，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准备一桶水。写信史首先要实事求是把历史真实搞清楚，只能边学习、边探索、边研究。”三个“边”，道出了郭老师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筚路蓝缕之功。郭老师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和严谨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是导师，也如父母

　　对我而言，郭老师是导师，也如父母。可以说，在我人生道路上每个重要节点，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有郭老师的悉心指引和无私帮助，都有师母崔玉琴老师春风化雨般的关爱。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郭老师推荐的。研究生毕业后，郭老师认为我有做学问的潜力，希望我继续深造，并留校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但我当时一心向往到中央机关工作，和老师说明内心想法后，老师欣然尊重我的意愿，并给我写了推荐信。工作后每次去拜见老师，给老师汇报工作心得时，老师常教导我的话便是“跟党走”，这是一位出生在旧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老党员内心最真诚的希冀。郭老师曾给我讲过，他大学毕业后，本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没有想到会留校当老师。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后来在工作中经历各种大事小情，我逐渐成长起来，便越发体悟到老师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在郭老师的鼓励下实现的。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面向全国征集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优秀论文，郭老师鼓励我把硕士毕业论文修改后投稿试试。结果这篇论文成功入选，我也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后来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这也成为我正式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

　　工作后，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郭老师和师母作为我和爱人双方的父母代表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时，单位听闻我计划结婚，热情地为我安排婚礼。可我们的父母都远在千里之外，当时交通远不似今天这般迅捷，往返需要几天时间，十分不便。郭老师和师母闻此情况，欣然代表我和爱人的父母出席了婚礼。后来我有了孩子，老师对我孩子的生活、学习也非常关心，每次见面都要详细过问一番。

　　其实，郭老师不仅是对我这样，他对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也是一样的关心，我们都觉得，老师和师母为学生们做的事，已经超出了一位老师的责任。曾有师兄在求学期间遇到经济困难，郭老师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每个学生毕业之时，郭老师都会为我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

　　2021年5月12日，郭老师病逝，让我非常痛心。我曾亲身经历了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全过程，因此对“5·12”这个日子非常敏感，在我的生命中，这注定是一个悲伤而又难忘的日子。郭老师的病逝让我有失去至亲一般的痛苦。回想和老师30多年的交往，作为学生，一直觉得愧对老师。做人、治学、工作，老师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经验和学问给予学生，而学生除了在重大节假日拜访老师以外，似乎没有给过老师过多的照顾，就连老师病逝，也是在师母料理完所有后事后才告知，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过去，师母尊重了老师生前不要麻烦学校和学生的意愿。

　　2024年清明时节，我和爱人去给老师扫墓。面对墓碑，我心潮起伏，似有千言万语要诉说，却无一字可以表达。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伟大与博爱，感悟到了中国学者所秉持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郭老师严谨治学、厚道无华的崇高人格深刻影响着我，督促着我，直至今日，老师的耳提面命，一直是接引我的力量，让我可以向上生长。

　　《抗日战争研究论集》在2024年的岁末面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对于学术界来说，本书对抗日战争史的纵深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只有对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有全面而客观的了解，才能真正铭记历史，启迪未来。捧读书中客观冷静的文字，循着书中严密透彻的论证思路，仿佛郭老师没有离开我们，他依然耕耘在三尺讲台，依然伏案疾书于窗前。可以说，这本书是郭老师留给我们的不懈教导与永恒纪念。

　　一直想写些回忆郭老师的文字。但总觉得自己没有实现老师曾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殷切希望，才疏学浅，不敢贸然下笔。现在借着郭老师《抗日战争研究论集》出版之际，留下这些文字，以此缅怀敬爱的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