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与王元化的学术友谊

　　■陈立峰

　　王瑶和王元化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俩最初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会议上结识，后来编大百科全书时又经常在一起，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1987年王瑶以“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经验”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批，计划选取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钱锺书、王元化等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在继承传统治学精神的同时又汲取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王瑶坚持以王元化殿后，认定其在观点及方法上皆具前瞻性，居于继往开来之地位。

　　但王元化一章的写作却一波三折。最初考虑的人选是劳承万，但劳说他古典文学修养浅陋恐难写好。于是王元化邀请牟世金来承担，但牟不幸于1989年6月英年早逝。后马白接任牟的《文心雕龙》学会秘书长一职，王元化乃另换马白来写。完稿后，王元化觉得不甚满意。认为一是写成了评传性质，吹捧过头，二是对其《文心雕龙》研究评价着墨甚少，恐有违王瑶初衷。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又找劳承万来承担。初稿完毕后，还请劳专门来沪改稿，王元化亲自参与斟酌审定。

　　1989年冬，王瑶带病参加祝贺巴金八十诞辰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发言时不能支撑，被紧急送医。后在王元化协调下转入上海华东医院。王元化第一次去探访时，王瑶表示好了后要去他家。但第二次去探望时王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虽然头脑清醒，却无法说话了。王瑶辞世后，王元化在纪念文章里借用前人悼亡诗表达自 己的块垒。这便是林则徐悼王鼎(《哭故相王文恪公》)的诗句：“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后来，王元化在致张少康的信中写道：“王瑶先生逝世，谅已获悉，纪念文集不知见到否？ 其中拙文吞吞吐吐写了一些哀思和感慨，我觉得他死去是一大损失。”

　　王瑶与王元化之间的神交及其学术友谊，可能由这几个方面铸就：

　　首先是思想立场的相近。两人年轻时都是左翼知识分子，而晚年对激进主义思潮皆有深切的反思。1986年当是王瑶晚年思想转化的一个节点，预示着其独立人格的觉醒。钱理群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爆发点的。王瑶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将他自己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正气全部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至今我还感受到那样一种震撼力。”而王元化抉心自食、凤凰涅槃式的三次反思，使其跻身重要的思想史人物之列。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关涉反思五四和反思卢梭《社会契约论》两大重要公共命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第三次反思，就没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

　　其次，两人有着相似的学术趣味和学术理念。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名世，对魏晋玄言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魏晋玄学辨名析理，善作概念分析与推理。而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以及各类思辨札记，与之也不无关联。两人为何皆服膺“魏晋风度”？ 除了学问与言辞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特立独行的风骨。两人皆受魏晋风骨、五四精神熏染，而且皆与鲁迅有着深度的精神感应。况且，两人的志向都不仅仅是以做象牙塔里的学者为满足。王瑶即便写魏晋文人的《中古文学史论》，也不是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背后还隐含着现实关怀和忧世意识。王元化则更是“忧道”中人，晚年力倡“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在学术理念方面，王元化以熊十力提出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作为治学方法。意识到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重要性，“根柢无易其固”；同时又呼吁在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裁断必出于己”，承继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文献相互释证”的学问传统。王瑶晚年首次提出“释古”与清华学风，认为闻一多、朱自清等人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而注重考据，但又不拘泥于考据，考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阐释，即所谓“清华学派”。此说与王元化的看法庶几近之。

　　王元化与王瑶的惺惺相惜，也源于对清华园的共同记忆及对清华学术精神的高度体认。王元化的父亲是清华教授，他的童年时光是在清华南院度过的。晚年用“清园”作为自己的书斋号，著述多以清园冠名，可见情感之深厚。王瑶则出身清华，一直追随着朱自清、闻一多从学，亲承音旨，学科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完成于清华园。王元化1997年的日记写道：“友人王瑶虽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临去世那年的访谈中王元化还念念不忘：“王瑶生前对我说过，他后来院系调整，从清华大学分配到北大教书，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华人。这句话也含有对治学态度的看法，具体说就是要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