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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迎春
成长意味着学习、挫折、反思和前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兼具前进性和曲折性，一般会经历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最终旧事物变为新事物，事物由低级迈向高级。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它发轫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在学习、摸索、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和成熟。既经历过“从血泊中”站起来的低谷，也有过“革命新高潮来临”的冲动，出现过“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过“取消革命”的右倾路线，总结过“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的结论。但是它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怀疑、误解、污蔑和敌视，前进中的挫折和失误被一些西方学者放大、歪曲甚至丑化。他们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使党史庸俗化、娱乐化，混淆读者的认知，损坏党的形象。
龚云教授对此愤懑不已：“……难道一个从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的历史就是西方人笔下的那种历史？”翻阅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历时10多年，旨在撰写一部体现9000多万党员立场的党史，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铸魂壮骨，固本培元。《中国共产党的磨砺与成熟（1921-1945年）》经过作者多年的思考和酝酿终于应运而生。该书创新之处在于：
坚持唯物史观，创新阐释逻辑。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特别是1929年到1935年间的“左”倾路线几乎葬送了党的事业。国内史学界将其原因归结为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认为这些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具体研究中回避、弱化、虚化探讨此类问题，或者采取一种批判“异类”的态度。而某些西方作品则放大这些失误和失败细节，将个人行为认定为组织特征，污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路线。龚云教授以各个历史关键节点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全面周详的考证，对于影响事件的个人和环境、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际因素用联系的方法进行了客观剖析，认为这些失误和曲折实际上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当时我们党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武器，解决中国问题。他在书中运用了一个“磨砺”的概念，来阐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磨砺意味着挫折与反思、纠正和坚持。“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按照否定之否定原理，此种方法摆脱纠结事件本身狭隘视野，强调教训和启示。使挫折这个“意外”和“偶然”，成为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克服了片面、孤立、夸大的解读误区，实现了阶段性和过程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贯穿大历史观，突出主题主线。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是指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主题，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线，将孤立、断裂、静止的历史事件，连缀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体系。例如，在史学界，共产国际和土地革命一直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研究领域，前者属于世界史或者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象，后者属于中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导致党史中和国际共运史中对共产国际的评价大相径庭。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对于共产国际的评价抑多褒少；而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褒多抑少。龚云教授创造性地对党史事件微观考察了两者的共时性表现，实现了革命发生时的矛盾冲突和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之间即时互动，将事实连缀为历时性的过程，网结为共时性的整体。一方面肯定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于新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人才、技术的支持是中国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另一方面则运用“成长”的逻辑，建设性考证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思考和反思、失误和纠正，以及最后自我扬弃，解散组织的历史过程，认为共产国际作为一个1919年才成立的新兴组织，也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完善中，最终急流勇退，也是顺应历史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 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此种联系、辨证、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
运用正确党史观，客观评价党史人和事。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是同错误路线斗争的过程，特别是同“左”倾主义斗争的过程。历史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是“右”倾和“左”倾路线的宣扬者和执行者，同时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反思者和反对者，其中某些人还是正确路线的探索者。如何客观评价这些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本书对于如何评价党史中的人和事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首先坚持由史料出发，澄清历史事实。作品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没有回避“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肃反”“左”倾、“教条主义”等历史问题的揭示和探讨，而是通过大量史料却揭示了历史的另外一面。瞿秋白、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教条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但是经过考察发现，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有不同程度忤逆共产国际指示的行为，他们受到的批判、打击和撤职恰恰是因为执行得不彻底，而且，拉长历史视角，不难发现其反思、悔过、被批判但忠诚不渝的态度伴随其生命始终。历史不应该只是成功者的碑铭，它应当还有悔过者或失败者的记录。
其次，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作品始终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党史上发生的理论纷争、路线分歧和政策讨论，坚持回到革命实践的历史现场进行评判。毛泽东思想的引领性和正确性，不光通过后来土地革命、长征的胜利来验证，还可以通过他的战友、敌人、政见不同者、普通群众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等亲历者当时当地的反应来证明。例如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误信毛泽东因病逝世的消息，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毛泽东病逝的讣告，称其违背了“机会主义者”的意志，清除了改良主义（右倾主义）影响，承认其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这种即时即地的史料极具佐证价值，又具评判意义。另外，对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能够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予以描述和褒贬。如对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以及人事安排，众多史料可以证明这个会议的政策制定、程序安排、组织架构上有违反党的章程纪律的一面，当时就遭到党内干部群众的抵触，其中罗章龙另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打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的旗号，要求重新开会，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作品始终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维护党的核心价值——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内部团结更重要。党员有权利对党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或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必须遵循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破坏党的纪律分裂党的组织，另立中央。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磨砺与成熟》一书，从政治角度而言，通过澄清史实，宣示立场，达到了正本清源、以史明理的目的；从学术角度而言，通过挖掘史料，科学论证，实现了去芜存真、以史增智的初衷。更为关键的是其不仅关注历史事实，而且还深化了事实之外的启示和愿景——即如何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如同何兆武所言：“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乃是一部探讨了一切可能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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