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吉卜林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帝国往事

    ■张忞煜

    1913年，来自印度孟加拉的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热席卷中国文坛，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语文教科书和配套读本中邂逅这位印度诗人。不过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我们鲜少会将泰戈尔与另一位同样出生于印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联系在一起。诚然，无论在20世纪反殖民运动勃兴的亚洲，还是在当下经过反殖民批判洗礼的文学课堂，被视为亚洲文明之光的泰戈尔与颂扬殖民帝国“文明开化伟业”的吉卜林都显得格格不入。但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确出自同一个人类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政治体——既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印度，也不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大英帝国，而是殖民与被殖民边界模糊的英印殖民地帝国。因此，与其说吉卜林与泰戈尔是无法共存的冰与火，倒不如说两位诗人更像是月亮的明暗两面。而快速自转的“帝国之月”不断转换着明面与暗面——诺贝尔委员会眼中西方文明教化东方的典范成为象征民族解放的民族诗人，以刻画铁血硬汉见长的帝国诗人则以各种动物故事成为儿童绘本的常客。因此，我们不妨捕捉这两组英印文学背后的殖民地帝国往事，从而顺着固着于历史轨道的文本一窥近代欧洲殖民在殖民地世界的多重衍射。

    英印殖民地帝国的“积木堡垒”

    远在欧洲人抵达印度之前数百年，玄奘便在《大唐西域记》中阐述了观察印度的三重视角：第一，广义的“印度”可以指称整片印度次大陆；第二，这个“大印度”也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五个主要地理单元，即“五印度”；第三，“五印度”又包含7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治体，即“七十余国”。不同于现代种种“印度通史”作品，玄奘在概述印度次大陆情况的《印度总述》时并没有引入如中国中原王朝正史那样的单一时间纵轴，而是在记录各邦国风土人情时讲述他获知的该国历史传说。书中对印度河流域的迦湿弥罗国和磔迦国、恒河流域的羯若鞠阇国和摩羯陀国等邦国的记载对于日后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贡献了宝贵的史料。

    在英国成为次大陆的主宰后，英印殖民史学开始尝试以单一时间线索的帝国史范式重新组织印度史料，并以修史的方式彰显英国统治印度、英王作为印度皇帝的合法性。在语种繁多、风格各异的素材中，定都德里一带的北印度穆斯林王朝的史书以相对丰富的材料和较强的政治与文化延续性受到英印学者青睐。在消化这些主要以波斯语写成的史书基础后，英印史学家们贡献了《印度帝国志》（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印度诸民族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s）等将印度视为单一历史主体的通史类著作。

    但是，英印挪用“德里帝国”（尤其是莫卧儿王朝）遗产构筑的印度帝国史并不足以收束各次级区域的时间线。而殖民当局的一项军务政策进一步放大、固化了印度内部的区域与社群隔阂。在镇压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印殖民当局解散了大量参与起义的孟加拉兵团，转而倚重旁遮普等西北地区兵源，并发明了一套主张只有特定社群适合参军的尚武种族（martial race）学说。与其他国家的军营融合不同族群、凝聚国族意识不同，近代英印军队则是孵化区域-社群区隔意识的温床。例如，为避免旁遮普锡克兵被“软弱”的印度教徒“带坏”，英印军队支持在军中传播锡克教，间接促成锡克教从教派运动发展成为独立于其他印度人的宗教-族群共同体。与之类似，普什图穆斯林、拉其普特种姓印度教徒、“贱民”马哈尔种姓等被军队区隔化管理强化独立认同的社群都成为日后印度区域文化和政治运动的重要力量。而被殖民当局排除出军旅的高种姓孟加拉印度教徒也成功地在文官队伍和高校院所建立了优势地位。

    于是，帝国框架与区域-社群传承的碰撞为印度的政治和历史书写塑造了一种“区域-帝国”双重结构——各区域在讲述、彰显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建构各自讲述帝国历史的视角。在庄严华丽、浑然一体的帝国外衣下，印度宛如一座由一块块颜色各异的区域-社群积木搭建而成的堡垒，而潜藏于吉卜林和泰戈尔两位作家背后的“西北尚武而孟人崇文”文化刻板印象便是这座堡垒上最扎眼的一幅画面。

    吉卜林的殖民帝国乌托邦

    分别出生于1861年和1865年的泰戈尔和吉卜林成长于日不落帝国蒸蒸日上的年代。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不仅印度次大陆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拥有古老跨洋商贸和朝觐网络的印度洋也被殖民者改造成“帝国内湖”。泰戈尔的故乡孟加拉管区和吉卜林的故乡孟买管区分别处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随着英印不断扩张，这两大殖民管区的势力范围也顺着季风航超越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大印度”——孟加拉管区的东部边疆一度延伸到缅甸和马六甲海峡，孟买管区则向西延伸到信德（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和亚丁（今也门南部）。来自旁遮普等地的英印士兵的身影遍布欧陆、中东、非洲和远东的战场、殖民地或租界，两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搭上殖民帝国网络的大船，出现在了印度人曾经或未曾抵达的角落。

    吉卜林出生于孟买的英国家庭，幼年在孟买和拉合尔度过，之后前往英国接受教育。他在17岁时回到印度，在拉合尔的《军民公报》（Civil and Military Gazette）等英语报社工作。现代铁路、航运、电报和印刷业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性，作为一名记者的吉卜林得以游历印度及周边地区。沿途获得的各类有关印度与异域的信息，不仅被写入了他的新闻报道，更成为吉卜林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例如，在启发日后英印帝国史研究将目光转向信息网络的长篇小说《吉姆》（Kim）中，读者可以跟随在拉合尔登场、能流利使用印度斯坦语的爱尔兰裔主人公吉姆的足迹，进入一个远超印度疆界的帝国情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除形形色色的印度人外，还有见到阿富汗的普什图马贩、西藏的喇嘛、沙俄的情报特工……而另一部以爆发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老爷们的战争》（A Sahibs’War）更是循着一名英印锡克士兵阿马尔·辛格的脚步，从旁遮普拉合尔一路南下来到孟买，横渡阿拉伯海来到南非战场，目睹来自印度、英伦三岛、澳洲等地的英军士兵血染南非。

    热衷于歌颂殖民扩张、“文明开化”事业的吉卜林被称作“帝国诗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等一系列代表作洋溢着白人至上的观念。然而，吉卜林的白人至上论与北美和南非历史上将所有白人无差别置于有色人种之上的种族隔离仍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吉卜林的作品热衷于想象一种乌托邦式的、超越种族与信仰的“帝国主义兄弟情”——《吉姆》中肤色各异的情报人员的生死之交、《东西谣曲》（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中英军上校之子与阿富汗酋长之子的“兄弟血盟”、《老爷们的战争》中锡克扈从阿马尔·辛格对英国白人长官和澳洲骑兵的由衷赞叹，以及借用动物故事隐喻的《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中携手对抗老虎谢尔汗的人类小孩莫格里与狼群家人。

    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吉姆》中的一个配角、孟加拉特工哈里尔吉卜林曲折地读到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在接近敌国特工时，哈里尔真假难辨地控诉英国殖民者强迫印度人接受白人教育、在薪酬待遇方面歧视印度职员，并因此赢得信任。而在出生于孟加拉作家泰戈尔笔下，这种只能借着酒劲表达的不满逐渐孵化出了更加立体的对抗性书写。

    泰戈尔的灵性文明世界

    如果说吉卜林的文字总会让人仿佛身处尘土飞扬、喧嚣不止的战场，那么泰戈尔的文字则暗藏了季风降雨浸润下满目青翠的田园风光和巴乌尔吟游诗人的灵性唱诵。泰戈尔家族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孟加拉“贤达”（bhadralok）之家。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贤达家族们往往同时在田庄产业、跨国商贸、殖民官场、文教艺术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海内外的孟加拉人一直孕育着反英暴力革命活动，但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孟加拉和北印度知识分子更致力于在思想层面构筑一种替代殖民现代性的“灵性世界”。

    泰戈尔在自己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中继承和发扬古已有之的神秘主义传统，并以《吉檀迦利》等著作赢得海内外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不仅如此，他还将神秘主义的思想谱系升华为一种不同于当时主流史学叙述的历史观。1929年，在为友人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的《印度中世纪神秘主义》（Medieval Mysticism of In⁃dia）一书作序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所阅读的印度历史教科书主要关注其外在。在这样写成的历史中，主角是外国人。他们发动战争，征服并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应当承认的是，印度神秘主义并不将自己与政治混为一谈。诚然，我国曾见证过伟大君王的崛起，但他们的伟大仅限于他们自己。这种伟大与人民无关，他们不曾创造这种伟大，也不曾愉悦地参与其中。[……]但是，印度拥有属于她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神秘主义。历经政治浮沉，它的河流不曾断绝。”就这样，泰戈尔不仅接受殖民知识体系对孟加拉人的刻板印象，更将极致化为一种对抗性的文化生产，探索一种基于宗教神秘主义的历史观。

    但与同时期的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同，泰戈尔对拘泥于一个特定国族的民族主义持质疑态度，并与风格和立场大相径庭的吉卜林一样踏上了构筑世界主义想象的旅途。泰戈尔成功地以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为纽带，串联起了一个以印度为枢纽连通世界各地的精神纽带，而佛教遗产更是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孟加拉知识分子连接远东知识界的桥梁。泰戈尔本人及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与梁启超、徐悲鸿、谭云山等中国知识分子和冈仓天心等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往来已广为人知。在此不妨补充另一条串联欧亚的线索。1921年，法国东方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应泰戈尔之邀来到国际大学访学，并从这里出发前往尼泊尔、中国、日本开展佛教研究。受列维之行鼓舞，当时一名年轻的孟加拉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走上了研究汉传佛教之路，并在日后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先驱。

    这一系列看似局限于象牙塔的“故纸堆”研究为印度想象一种有别于英印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智识资源——通过激活并再现古代文明交流的美好记忆促成当代中国与印度携手同行，驱动广大亚非国家团结一心，最终自下而上架空由殖民列强胁迫殖民地的旧秩序。虽然美好的想象难以规避现实的波折，不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泰戈尔“灵性文明世界”想象的遗产。

    圣雄之光与帝国之影

    在《老爷们的战争》中，阿马尔·辛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军官、被他称作“古尔邦·辛格”（Kur⁃ban Singh）的沃尔特·德希斯·科尔宾死去，成为帝国事业的“祭品”（Kurban）。但在现实生活中，印度人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在英布战争期间，一位来自孟买管区的年轻律师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组织1000多名在南非印度人组建救护队协助英军。

    甘地之所以服务英军，是希望借此强调南非印度人也是大英帝国臣民，来对抗南非白人政权对印度人的种族歧视。这种利用殖民帝国“文明开化”与民族压迫并存的内在矛盾，进而在帝国框架内部凝聚对抗性民意的曲折路径，为他日后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不仅如此，甘地在南非的乌托邦式农庄生活中还试验了通向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自治”之路的可能性。在南非期间写成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一书中，甘地为印度民族的解放设想了这样一种异于常人的路径，即印度人只有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都彻底地摆脱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依赖——包括但不限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拒绝过度医疗的西医，主动调解乡里矛盾而非求助搬弄是非的律师——才能真正实现由内而外的“自治”，而非换个主子接着做奴才。

    自中古时代以来，甘地的故乡古吉拉特及其毗邻的拉贾斯坦便同时出产两类看似迥然有别的人——勇敢的战士和苦行僧。但其实在印度古籍和各类民间传说中，战士和苦行僧的共性却大于差异——他们都需要勘破生死、弃绝尘世，方可慷慨走上九死一生的沙场或直面修行路上走火入魔的风险。我们也可以看到吉卜林式的尚武和泰戈尔式的灵性，在甘地和受甘地感召的国大党人身上矛盾地共存。在这位接受西式教育的帝国律师转向彻底拒斥西方现代文明后，甘地与泰戈尔一样拥抱印度的灵性传统而非欧洲式的民族革命，并以之同时构筑与印度基层民众和神秘主义在西方受众的联系，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内外政治动员提供了重要的符号武器。但另一方面，在甘地身上又可以看到不逊色于现代军旅的决绝与纪律。甘地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借鉴了印度出家人断绝一切尘世眷恋的精神，他的这番弃绝并非仅用于追求个人解脱，而是试图为追随者树立与受英国殖民者支配的现代文明一刀两断的榜样。甘地固然反对“以暴易暴”、不认可各类反英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和行为方式，但是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组织各类反英宣传、集会和抗议活动，都需要有力的组织，并孵化出国大党志愿团（Congress Volunteer Corps）等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派别。同样是受到甘地的感召，许多印度人决然放弃政府职位、推广民族语文、坦然直面殖民当局的镇压，以有违殖民者习惯的“理性常识”的方式动摇了英国对维持殖民统治的信心。

    然而，甘地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他未能以一种调和不同宗教的神秘主义消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隔阂，更未能让尼赫鲁等下一代国大党领导人放弃追逐西方现代文明。印度国内外对独立后国大党人延续英印风格的施政的质疑似乎都从不同的视角佐证了圣雄甘地关于政治独立不等于真正自治的悲观预言。如果说圣雄甘地为印度乃至殖民地世界设想的方案是希望以一盏没有死角的精神无影灯照灭一切殖民阴影，但实际上甘地的手边并没有无影灯，他努力借助皎洁月光为迷惘的旅人照亮一段路途，但月相会因时而变，明面和暗面也仍在交替转换中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