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楚先生二三事

    ■刘进宝

    著名敦煌学家项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4日7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85岁。

    得到项先生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不禁回忆起与项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与项楚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但我们没有单独交谈过。西北师范学院是会议的主办、承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迎送事宜，项先生是会议代表。我提交了《敦煌学论著目录》被分在“遗书组”，项先生提交的是“敦煌文学杂考”的论文，被分在语言文学组。

    由于此前项先生已在敦煌变文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参加了1982年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并提交了《〈庐山远公话〉补校》的论文，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发表了《敦煌变文校勘商榷》，在《词曲研究丛刊》1982年第4辑发表了《敦煌变文语辞札记》，在《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发表了《敦煌变文字义析疑》，所以被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60名理事之一，而且应该是最年轻的理事。

    真正使项楚先生成名的是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1983年的兰州会议未邀请外国学者。1984年6月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邀请外国学者参加明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根据学会的安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1984年9月25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1985年的会议，并成立了由新疆社科院陈华院长任组长，新疆博物馆馆长沙比提、新疆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穆舜英、新疆大学历史系主任魏良弢任秘书长的会议筹备组。1985年1月14日，会议筹备组召开会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可也参加），决定“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同时讨论了邀请港台代表及外国来宾名单。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8月3—9日举行，这次会议的热点是对变文的讨论。由于争论激烈，会议还专门组织了关于“变文”的专题座谈会，除语言文学组的全体代表外，季羡林、周一良、赵俪生、张广达等学者都参加了讨论，美国学者梅维恒、印度学者谭中等也参与讨论。项楚先生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提出：“‘变’就是转换，是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而变文，与之相仿佛的东西东晋时就有，《老子化胡经》中的‘老君十八变’就是一种唱词。变文最初是对佛经的转换，而后来就仅从形式上注意了。”

    项楚先生在座谈会的发言和提交会议的论文《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引起了位于学术中心的季羡林、王永兴、周一良、宿白等前辈学者的关注。会议期间，有人转告项楚先生，晚上王永兴先生要代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去拜访他。项先生怎能让王先生来，就提出自己去拜访。据项先生回忆，“那是一个大套房，几位先生都在”。王永兴先生在谈话中了解了相关的事宜后又问：“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王梵志诗的校注。他一听就非常高兴，因为这件事情是老先生们的一个心病。”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北大有位老教授出版了一部《东京梦华录注》，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看后，写了一篇长书评，指出了大量的错误，而且语气很不屑。（关于入矢义高对《东京梦华录注》的批评，详见高山杉《“其辞极溪刻，指摘甚当”有关入矢义高两篇书评的一些史料》，《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第378—398页）这篇书评传到中国后，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界。我们知道，日本学界有一个传统，就是组织各种各样的读书会、研究会，集中研读某一本书，然后写出书评并形成学术著作。当时入矢义高正在主持一个专门研读王梵志诗的读书会，每周或两周一次集中讨论研读。其针对的就是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他们计划读书会结束之后，分工写出文章进行批评。季先生等对此已有所闻，却又感到没有办法破解。

    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当季羡林等先生知道项楚老师正在进行王梵志诗的校注时，非常高兴，更希望加快进度，赶在日本人前出版，即我们的错误和不足由我们自己纠正，有利于提高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当时还是铅字排版，一部书稿的出版常常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尽快出版项老师的研究校注成果，北大的几位先生商议，先将项老师的校注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发表。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许多特殊字，铅字排版中造字多而且难，不仅工程量大，而且还影响出版进度，所以当年的几部学术论集，如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武汉大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初探》、厦门大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都是用手写影印的形式出版。鉴于这种情况，王永兴先生就与项老师约定，由项老师完成一部分就寄一部分到北大，他们安排一名写手按照既定的规格誊写，这样就省却了排版造字的麻烦。项先生的书稿约50万字，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全部刊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6月出版。这本论集的主体就是《王梵志诗校注》，占476页，《王梵志诗校注续拾》20页。整本论集600多页，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就占了近500页，这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王梵志诗校注》及时问世，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尚未出场，便失去了价值。”《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出版的次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1988年8月20-25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九八八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也参加了会议。项楚先生就让高田时雄教授带了一册，请他转送入矢义高。后来，高田时雄特别写信说：入矢义高认真看过，并表示当年在读书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项先生基本上都解决了。入矢义高为《王梵志诗校注》写了一篇字数不多但评价极高的书评，“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对此，项楚先生也有记述：入矢义高的书评，“文字虽很简短，但鼓励和赞许的话语令我感动，特别因为这是出自我认为很‘严厉’的先生之手，令我更加珍视”。季羡林先生也说，项楚对王梵志的研究，“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参阅秦颖《生活处处有诗意——项楚先生侧影》，《随笔》2024年第5期）。

    虽然我也参加了1985年乌鲁木齐的会议，但与项楚先生还是没有单独的接触。真正与项先生有联系，是到了90年代。1991年底，我的《敦煌学述论》出版后，曾寄项先生一本，项先生回信给予表扬。可能是《敦煌学述论》涉及到了敦煌语言文学，我也参加了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写作的缘故，项先生1996年9月初在成都主办海峡两岸敦煌文学研讨会时，也邀请我参加。我应该是敦煌语言文学外唯一的受邀者，会议期间还曾到项先生家里聊天。

    1999年，项先生在兰州参加会议时，我受学校委派参与接待。我还曾带项先生等游览黄河铁桥、白塔山。由于当时正在与甘肃教育出版社策划“敦煌学研究丛书”，便带项先生等到甘肃教育出版社参观，白玉岱社长还让项先生到书库中选了几本书，我们也谈到了正在策划编辑的“敦煌学研究丛书”，项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答应担任编委。

    由于有了1999年的紧密接触，以后和项先生的联系就比较多了。如2001年，我们一同赴台湾参加“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项先生和郑阿财教授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新世纪敦煌学论集》也收入了拙文。2002年1月，项先生来兰州开会时，我专门去拜访，项先生签名赠送了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的《敦煌诗歌导论》。当时，我的硕士研究生杜正乾即将毕业，想跟项先生读博士。我给项先生作了专门介绍汇报，项先生问了相关情况后就答应了。2007年，我的《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与项先生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一同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10本之中，我们一起在京西宾馆参加首发时，聊天中谈到了正在进行的国家重点学科申报评审，我们两人专门分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力量。2009年7月，我应邀参加了四川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感觉对不住项先生。在敦煌学百年之前，我拟编辑出版《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邀请海内外学者撰写笔谈，想在2009年出版。2008年8月，在兰州举行“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当面向项先生约稿，并呈上了约稿函，项先生答应10月交稿。10月中旬我打电话询问时，项先生说最近事多，年底前交稿。12月底，我再次给项先生打电话询问，项先生说事情多，等学校放假后就抽空写好。我通过友人了解了四川大学的寒假时间，假期一周后再次电话询问。项先生说，刚放假事多，春节期间写好稿子。没办法，正月初七晚上又给项先生打电话，项先生说春节亲戚来往多，没有时间写，寒假结束前写好稿子。等开学前夕再次打电话时，项先生说，他今年有好几位博士要毕业，学校规定3月25日前论文要送审，此前不能分散精力，要全身心地审读博士论文。当我3月25日晚上给项先生打电话询问稿子的进展时，项先生说：“我最近忙，你就不要等我了，你的书先出版吧。”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便对项先生说：“现在已经有了近50篇稿子，其中有池田温、宁可、姜伯勤、樊锦诗、白化文、卞孝萱、朱雷、张鸿勋、李正宇、颜廷亮、高田时雄、郑阿财、林聪明等先生的稿件。凭您对敦煌学的贡献和在敦煌学界的崇高地位，这本书如果没有您的文章肯定不完美。我等您，您什么时候交稿我就什么时候出版。”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项先生，他回答说尽量争取。结果不到一周，就收到了项先生的《改写中国文学史》一文。同时，他还按我提供的模板撰写了作者介绍：“项楚，浙江永嘉县人，1940年生。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68年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

    2019年7月，为项楚先生八十华诞贺寿，四川大学举办了“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我在7日的大会发言中谈了为《百年敦煌学》约稿而不断催促项先生的经过，并表示歉意。项先生听后只是会心一笑，中间休息时还专门与我合影留念。

    项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果，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会激励后辈奋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