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背面，梦幻的起点

    ■张一南

    《长安回望：汉唐文言小说考论》近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在此书的《自序》中，作者李鹏飞先生的一个疑问首先引发了我的深思：“这些小说中的唐朝和那些诗歌中的唐朝，他们竟然是同一个时代吗？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唐朝呢？”是啊，唐人小说和唐诗共享着同一个时代呢。何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二者的色彩那样地不同？ 唐诗是明亮的，无论是青山白云，还是绿柳红妆，都有一种阳光下的舒朗、明艳；而唐人小说仿佛总是笼罩在夜色之下，晦暗而暧昧。似乎唯有在韩愈、李贺的诗中，唐人小说的气息才有些微的透露。唐人小说本应是唐诗无法裁割的影子，在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变成了跟在唐诗身后矮小沉默的侍从。

    如果抛掉了唐人小说这个影子，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可能会变得过于轻飘，过于单薄，忽略了藏在温柔敦厚之下的，那一声沉重而复杂的叹息。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唐人小说中的夜色，又一下子被推到了研究者、乃至普通文学爱好者的眼前，我们对唐代的叙述不同了。这种不同，甚至影响到了文艺创作的领域，催生了《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作品。对唐代社会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当然是好的，但我还是存有隐隐的疑虑，因为这样的强调，仍然是与唐诗割裂的，这会不会是从之前的片面走向了新的片面呢？

    大唐不是只有阳光，也不是只有夜色。

    我更愿意将唐人小说称为唐诗的背面，那是唐代诗人看到了而没有写下来的东西。那里既有现实生活中的琐碎，更有暗夜中的梦想，更赤诚地记载着唐人最深的恐惧与最真的欲望。我们可以到这里来考古，来看唐代的大诗人怎样生活，更来看，我们今天想的事情，我们远在唐代的祖先也曾想过，并且是做了这样有意思的表达。

    而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中国文化的脉络从未中断，中国人在暗夜中的梦想也从未中断。唐人小说上承六朝笔记，下启宋元话本，直至明清小说。我们在唐人小说中找到了很多元素的来处，也就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

    本书的作者李鹏飞先生多年致力于汉唐文言小说的研究，成就斐然，本书即收录了作者研究唐人小说及汉魏六朝小说的诸多成果。作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考订，都严谨缜密，得出了扎实可靠的结论。而与此同时，本书绝不单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汉唐文言小说”这一话题下，作者运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既有最古老的目录学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订古代不同阶段的“小说”观念；也有最现代的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比较中日志怪小说中类似元素表现的异同；还有史学的方法，考证古小说的作者群体、创作背景、接受与传播；更有纯粹的文学艺术的剖析，分析小说中的重要母题与表达技巧。多角度的研究，显示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而且，这并非作者的炫技，而是切实地贴合了研究对象的特点，全面地展现了研究对象的面貌。

    此书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必然多有裨益，然而，此书的意义还不限于此，对于不从事研究的国风写作者及国风文学爱好者，这本书也有很高的借鉴的价值。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些故事，有唐代的故事，也有六朝的故事，还有日本古代的故事。书中引述了大量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编纂故事选集，但对于还不够了解相关原典的普通读者来说，书中的故事可能是通向原典的一扇大门，足以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古小说的直观形象，引发强烈的阅读兴趣。

    汉唐小说浩如烟海，初次涉足的读者，如果从《太平广记》第一篇读起，难免会觉得漫无头绪。如果能在本领域内顶尖学者的引导下，先读上一批出色的故事，那是再好不过的。此书以学术论证为中心，引证小说作为例证，又与泛泛的分类选读不同。这是一位专精的研究者，从学术问题出发，对典型的小说做了筛选、分类，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阐说。其中的分类，又非牵强地以“题材”分类，而是以故事的功能和元素分类，如将“变形”的故事集中阐说，将“蛇缠水缸”的故事集中阐说，使读者看清故事内在的联系，别具一番趣味。读者可以集中阅读一个主题下的故事，也学会了怎样去看《太平广记》中的故事。

    经过本书的重新组织和研究阐发，这些故事，会令读者浮想联翩，产生再创作的强烈愿望。古小说不必被囚禁在故纸堆里，而是完全可以被现代的创作借鉴，注入现代人的情志，产生更丰满的作品。因此，我认为，作者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古小说的研究总结，更可以启发新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愿将此书的研究对象，称为梦幻的起点。

    这本书中，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促使我想得更多。

    仅以“变形”这个主题为例，我在书中读到：从六朝变身故事的简略记录转化为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变化乃是化虎者或虎的视点的引入。这句突然令我心中一动。在我的印象中，不止是关于化虎的小分类，似乎整个志怪传统都是如此，早期的志怪小说，好像很少见到精灵鬼怪的视角，甚至这些小说都不太为精灵鬼怪“着想”。这或许应该理解为早期志怪相对粗糙的一个表现，那些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或者基于较低的心智水平，或者出于对鬼怪的真情实感的恐惧带来的精神紧张，仍存有婴儿般的全能自恋，不大能想到“我”以外的事情。我还曾深以此为憾，多次在课程中要求学生用鬼的视角重写《宋定伯卖鬼》的故事，以提醒学生用更丰富的视角来进行写作。

    看到本书的相关论述，我越发确信，使用鬼怪的视角，是“鬼故事”精致化、文人化的一个标志。

    书中的另外章节也提到，日本的“《今昔物语集》中的一些说话已经完全从妖怪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了”，这也可以成为中日古小说比较的一个新颖角度。

    围绕着“变形”问题，作者还详尽地归纳出了，从六朝志怪到唐人小说的多个转变，十分精当，附记于此：

    1.从精怪到人的变形可以反复发生、随心所欲，有时精怪还可以以人的身份与人类长期交往，甚至共同生活。

    2.精怪变化这一现象本身受到极大关注而成为重要情节因素。

    3.六朝精怪多单枪匹马出来活动，唐代小说中精怪变化的规模扩大，一些精怪都以家族或群体的形式出现。

    4.有的精怪变成人后不再讳言其原形，大胆坦然地跟人交往。

    可以看出，经过了这些演化，故事变得有趣多了。能想到这些问题的讲述者，比想不到的那些人，有着更宽广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这还是因为唐人小说有了更精致的加工，而且可能是在业已流传的故事基础上加工的。我大胆猜测，或许，这些特征，也都标志了“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的区别。

    像这样的学术启示，在书中比比皆是，难于穷举。

    感谢李鹏飞先生，给了我们一次回望汉唐小说的机会，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文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