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殖民农业史中的人与自然

    ■乔瑜

    从泛古大陆分离后，相对稳定的地质条件、独立的生物进化进程和多变的气候成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景观与生态系统，进而塑造了千万年来土著居民采集狩猎的生产生活，亦深刻影响了18世纪末期以来新移民在此开展农牧作业的努力。也正因此，在异域的环境中殖民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适应、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欧洲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的环境也构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互动场所。对于欧洲移民来说，澳大利亚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记录殖民者在这一“古大陆新国度”生存定居，并为其确定地缘与文化坐标的历史。在殖民地的开拓进程中，移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曾关系到他们对殖民地的环境认知，对自身生态文化渊源的发掘和传统继承。移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还是国家成长时期澳大利亚人自我检验独特性和塑造民族认同的例证，更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对当代现实生态危机和多元文化构想的有力回应。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演变的社会和学术基础

    澳大利亚社会的转型和随之而来的学术风向变化支撑了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周折演变。作为囚犯流放地，澳大利亚最开始只是作为英国领土的拓展和监狱的扩容存在的。英国政府对这里的关心不在于经济发展抑或财富的增长，而是如何维持官员、军人和罪犯的生活。因此从一开始，农作物种植就成为殖民地自足的关键。而在殖民地早期的军人治理时代，军官们占据了当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他们是效忠英王的旅居者，始终保持着英国人的身份认同。1830年代的羊毛繁荣开启了这里以农牧为特色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英国自由移民开始超过罪犯移民。解放派和排斥论的斗争构成了殖民地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进而加速瓦解了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流放制度。淘金热后各殖民地纷纷成立责任政府，直接隶属于英国议会。至此，这里仍旧是英国的延伸。英国人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物质财富随着移民而被移植，并逐渐实现本土化。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拓殖不仅意味着疆域的拓展还在于英式社会生活的“复制”。澳大利亚史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帝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殖民地的农牧垦殖也是帝国边疆的最重要经济活动。

    随着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成长，责任政府取代了英国委派的总督，成为各殖民地事务实际上的管理者。在殖民地争取自治和解决纷争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间的往来与日俱增，进而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自我认同，摆脱对于英国的仰赖，推动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澳大利亚的居民逐渐从“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此时，澳大利亚本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的增长亦引发了居民的认同归属发生巨变。伴随澳大利亚的建国和英帝国的衰落，澳大利亚历史不再作为帝国史的注脚存在，学者开始努力发掘澳大利亚的历史主体性。在英澳之间日渐衰微的联系中，经济关系成为重要纽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澳大利亚更加专注于依靠自然资源的原材料和食品生产，出口产品基本为初级产品，农牧业成为澳大利亚的立国之基。尽管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沿海城市，但是农村才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核心。因此在探寻澳大利亚之根本特色的过程中，学者亦把眼光投向乡村，认为澳大利亚的特质来自乡村而非城市，是农业塑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格。

    澳大利亚是移民社会，种族关系一直是澳大利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殖民地时代开始，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是高度种族主义化的。疾病和暴力摧毁了土著社会，为殖民活动扫清障碍。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殖民地政府一直不遗余力打击、排斥来到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和热带群岛黑人。而排外和农业垦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建国后澳大利亚奉行“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近70年，农耕被塑造成为白人独享的“文明”，以区别于“野蛮”的土著居民和“落后”的其他少数族裔。同时，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远离母国，却与人口众多的亚洲诸国隔海毗邻。从一开始，地缘的孤独感使得澳大利亚在情感上更依赖母国，而对亚洲国家心存芥蒂。淘金热后大量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族裔进入澳大利亚，从事蔬菜、甘蔗种植等行业。他们的农业耕作经验及其在亚热带、热带地区的生存能力使得华人社区在澳洲的东南部、北部地区茁壮成长，也引发了白人的极度恐慌。

    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消解了欧美世界单一文化的信念，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澳大利亚国内土著的民权运动亦是如火如荼。1969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彻底取消了“白澳政策”，并开始宣扬澳大利亚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移民国家。斯坦纳（W. Stanner）在博埃尔系列讲座中直击“澳大利亚的大沉默”，批判既往澳大利亚历史中对土著居民声音的掩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学者也迅速意识到建国伊始与帝国“脱钩”的学术取向使得澳大利亚人文研究陷入了孤立，削弱了澳大利亚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实际上自近代以来，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认同都具有矛盾性。内政高度自治，而外交、军事、对外贸易依附英国。因此帝国是挥之不去的存在，它既受帝国的吸引又对其加以排斥，澳大利亚社会的民族主义激流中不时会涤荡出效忠帝国的涟漪。而以民族认同的转向为契机，殖民批判成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开始修正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重新认识土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地位，从殖民主义的遗存中去检讨帝国文化，并试图突破边缘和中心的分裂去重新界定澳大利亚在世界和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与战后社会震荡同步的是澳大利亚本土生态环境的变化。从1960年代开始，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森林滥伐以及全球性极端气候现象导致的生态灾难催促着自然科学提供对策研究，也激发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有所回应。于此，传统的人文学科起初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又成为社会人文学者发问的起点，为后者解释环境议题提供新的知识基础。这种结合客观上促成了澳大利亚大学和科研机构独具特色的交叉学科研究，也成为日后的澳大利亚环境史成长和规范化学科建设的温床。最终，社会与环境的双重危机与学术研究的自身完善促使历史学的编纂与叙述发生彻底转变。

    殖民农业史的叙事演进

    自殖民地时代以来，伴随着澳大利亚的社会剧变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殖民农业史研究领域次第形成了四种主要的叙事框架。

    帝国边疆论：澳大利亚的历史学者对于澳大利亚农业拓殖进程的最初探索同时受到英帝国史和美国边疆史学的影响，又明显区别于两者，形成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帝国边疆论。首先，边疆是从属于英帝国的。其次，帝国边疆的拓展是以农牧场的扩张实现的。丛林（bush）精神也是帝国边疆论的重要内容。历史学家将土著的丛林神话续写进农牧垦殖进程中，书写了现代澳大利亚的丛林精神。一方面，它是对独具澳大利亚文化与地域特色的丛林风貌的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的如实记录：移民在炎热、干旱，到处是蚊虫、害兽的丛林中生活。丛林精神在于不惧艰辛开拓荒野的抗争，以及丛林人患难与共的互助情谊。在“进步”被理想化的拓荒时代，澳大利亚的丛林恰似美国的荒野赋予了新移民们生活目标。拓荒者自诩为时代先锋，政客与演说家们反复谈论的主题都是征服与进取，竭力赞美让丛林变为良田与牧场的人们，更惊喜于一座座城镇从荒野中涌现。最后，帝国边疆论是种族主义的：在这一框架下土著是没有农业的落后种族，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则是具有攻击性的外来威胁。靠近亚洲的北部与内陆荒地迟迟未能成功进行农业开发的事实催生了针对黄种人的亚洲威胁论，殖民者发出了“不移民就灭亡”（populate or perish）的警示（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民族主义叙事：19世纪末，殖民农业的帝国边疆论逐渐被民族主义叙事取代。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农业成就被充分认知，并被建构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历史学者致力于发掘殖民农业史对于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其目标就是进一步与帝国拉开距离，迫不及待抛弃过去，拥抱未来。学界涌现了饱含民族主义和进步主义情绪的殖民农业史案例研究，尤其以牧羊业、灌溉农业、小麦种植业最为突出。美丽奴羊的培育、灌溉技术的运用、殖民地晚期化肥的使用被视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整个1920年代，“发展”意味着内陆农业定居点和配套公共设施的兴建。

    殖民时代的小规模定居被赋予意识形态和文化含义。在《澳大利亚奇迹》中，罗素·沃德（Russel Ward）不无骄傲地评价道：“它契合自给自足的自耕农（yeoman）理想，农民与土地充分发生联系，未因资本介入而被割断。”这被视为提升社会道德和民众智慧的方式。与之相对，工业革命后，英国不事生产的城市生活被视为人类自然状态的退化，受到工业废气废水污染的城市则在侵蚀定居者的健康和精力，会最终破坏国家的筋脉。同时期的农业史家埃德加斯（Edgars Dunsdorts）则提出：“不同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工业化与殖民化并驾齐驱的澳大利亚，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并未导致羊‘吃人’。”他认为澳大利亚形成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农（牧）场，家庭农场是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乡村生活的基本单位。与此相关，乡村的愿景不再是英式的田园牧歌与阿卡迪亚式的隐居地。在农业史著作中，“澳大利亚独有的褐色灌木取代英式的青翠草地，剪毛工人取代殖民地早期跑马圈地的牧场租借人”。边陲地区的牧羊人和内陆灌木丛中勤勉的劳工被描绘成澳大利亚独特气候中诞生的雄浑有力、独一无二的民族典型，他们具有全新国家发展需要的骑士精神。殖民地时代的丛林神话被重新演绎，并提炼出新的意象。

    殖民批判叙事：19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对于农业拓殖遗产的反思首先体现在利用土著居民的口述传统重建欧洲殖民者和土著居民在边疆地带的“初次接触”：边疆社会充斥的是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白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公平较量。农业开拓促成了这种无休止不断进军下一站的征服与杀戮。在《边疆的另一面》中，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不仅描述了早期的边疆殖民和暴力，还详细记载了殖民时期的农业拓殖对当地土著居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这是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对黑暗的殖民历史的歉疚以及和解意愿的清晰表达。其他少数族裔在澳大利亚殖民农业史中的无声或扭曲形象也被全面改写：学者们充分利用口述资料、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恢复包括澳大利亚华人、大洋洲岛民在内的非欧族裔的生态知识与经验。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推崇这种对殖民史的翻案，双方针锋相对，甚至引发澳大利亚的史学之争：1970年代末以来，以曼尼·克拉克（Manning Clark）和亨利·雷诺兹为代表的历史学者批判“澳大利亚的大沉默”是阻止澳大利亚人直面过去的精神枷锁，主张对殖民历史书写的纠正，尤其是土著居民历史地位的恢复。而以杰奥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和凯斯·温德舒特尔（Keith Windschuttle）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黑色臂章”史学矫枉过正，他们坚持对于澳大利亚历史的更保守解读，反对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历史地位的过度拔高和美化。这场旷日持久的有关民族身份塑造及其文化历史渊源的论战实际上也迫使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以更加客观和平衡的观念来看待澳大利亚历史进程中的种族关系和人地关系。环境史学者也在此情境下更主动介入澳大利亚殖民农业史研究。

    人地互动视野：环境史研究试图将农业发展置于环境利用和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探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这类研究也使得澳大利亚国内对殖民农业的探讨开始超越进步主义的话语和殖民批判的语境。

    首先，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农业史上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依旧是殖民农业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澳大利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历经了否定之否定，尽管学者们对具体细枝末节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就基本问题已达成相对共识。其次，干旱与水资源管理是农业环境史的重要议题。从一开始，环境史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就是学术研究对19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国内环境巨变和生态危机的反馈，而环境史对殖民农业的叩问回应的亦是现实生态问题。学者对干旱问题的关注也促成了澳大利亚境内独具特色的气候史研究。殖民农业史本身也在气候史、科学史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冲击和启发下经历了一次“科学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者对影响农业发展的技术层面有了更细致的探究。20世纪末，澳大利亚学者把对殖民农业史的探讨放入帝国环境史的广阔地图中。艾尔弗莱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和《生态扩张主义》更是启迪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澳大利亚农业环境史的研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世界农业环境史的研究版图增添了一个新的地域，作为“新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与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浪潮有密切关系。他们研究澳大利亚殖民农业史的意义还在于拓宽全球视野，揭示跨洋的生态与多元文化互动。

    殖民农业史中的人与自然

    在既有的殖民农业史研究框架下，澳大利亚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农业拓殖最初作为殖民进程中的集体意识被纳入了帝国边疆的“征服自然”叙事，也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和进步主义的现代史学建立过程中“利用自然”叙事的代表性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的生态阴暗面，梳理少数族裔生态史的重要对象。近来它又成为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重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关键步骤。

    种族主义的帝国边疆论铺垫了“征服自然”的叙事，它由殖民地时期的“干旱说”和“灌溉进步论”构成。“干旱说”将澳大利亚的气候特征与开发前景进行了关联性的解释，描绘出了一个由于干旱缺水而停滞不前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澳洲大陆。只有白人的耕种和定居才能给这里带来文明和繁荣。“灌溉进步论”则认为工程化的灌溉农业是用现代人类的勤劳与智慧，打破自然的藩篱，解决内陆干旱状况的有效途径。而乡村环境的重新野化和退化也引发了殖民者的焦虑：随着殖民的推进，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与英国大相径庭的气候，亦成为发展欧式农业的阻力。

    在这种叙事中，土著居民落后、愚昧，缺乏有效的开垦意愿和能力，恶劣的环境更是成为阻碍土著居民充分利用土地的最重要原因。换言之，澳大利亚景观连同土著居民的生活、生产实践都是阻碍澳大利亚农业进步的障碍。而且在征服自然的语境中，白人殖民者与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转化为环境适应力的竞争，华人所居住的环境和身体都成为需要克服的“生态”。围绕华人的身体、居住的环境和农耕实践，产生了系统的污蔑性论调，华人被描绘成为可怕的入侵者、疾病的传播者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进入19世纪末，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中，澳大利亚人放弃了孟浪前进的偏激。自然已经不再是需要新移民全力对抗的对象，自然是农业发展、民族财富增长依仗的宝库和资源。如果说边疆征服时期进步与发展意味着通过克服自然的蒙昧与荒蛮，在澳大利亚的广袤大陆上传播文明果实，而现在进步则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革新，为作为全新民族国家存在的澳大利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存续空间、寻求安全感。

    在这种情绪中，殖民时期农场内简化生产工序，推广科学管理提高效率的革新亦被誉为这个时代农业管理中的金科玉律。科学、技术与管理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界面，效率是对进步的注解。而殖民农业生产引发的景观变迁和生态环境问题则鲜被重视。不同于殖民地时期灌溉进步叙事的拓荒意味，此时更强调的是水利工程的建造和地下水的开发对澳大利亚自然的改造——灌溉农业的展开不仅改善了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也为澳大利亚持续的农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同时，“白澳”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叙事会刻意淡化殖民开拓的阴暗面和少数族裔的存在感。这时期的殖民农业史中，土著居民是自己土地上的外族人，仿佛殖民时代的开疆拓土都与他们无关，而华人的身影则被彻底隐匿。与之相对应的是，殖民以来对土著居民生态实践的贬低被系统化，学者制造并传播了有关土著生态实践的退化叙述，其主要内容有：殖民时代以前，土著不科学的用火毁灭了热带雨林，其狩猎行为导致了大型动物的灭绝；殖民时代以来土著居民的农业耕作对土壤产生了巨大的破坏，给澳大利亚的环境带来了伤害。

    在殖民批判的框架下，历史学家对殖民农业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殖民时期的农业生产各个部门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检讨：农田和牧场开垦、铁路线的延长、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以森林的砍伐和植被的破坏、土地的荒漠化为代价的，栅栏、铁丝网和水坝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其次，土著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搜集证明土著“古老”和“落后”的证据，而是专注于土著社会的运行，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认识土著居民生态实践的更丰富内涵。1970年代开启的和解文化更是为学界充分肯定土著居民的生态遗产提供了土壤：土著定居是以对自然环境的复杂改造和管理为基础的。土著居民对于自然的管理也是长久持续的干涉行为，与殖民者的农业具有平等的地位。上个世纪60—80年代，史前史学家赖斯·琼斯（Ryhs Jones）和历史学家西尔维亚·哈勒姆（Sylvia Hallam）探索了土著使用火来改变植被分布模式的方法：“系统的有目的的用火不仅可以吸引猎物，更是改造家园，弱化或者强化其特点的方式。”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殖民时期形成的对于土著用火的退化叙事。此后新的个案研究不断为土著居民翻案，他们认为土著对于自然的利用，一定程度上积极顺应了大陆上的自然环境，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环境管理之间维持了一种平衡。这期间华人移民、劳工的农耕实践也被重新认识：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大量的华人劳工在家乡已经是有耕种经验的成熟农民。他们不仅为澳大利亚殖民拓荒贡献了劳动力，华人的蔬菜种植园则以高度集约的生产方式丰富了澳大利亚居民的饮食结构，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乡村景观。

    而在环境史开启的人地互动视角下，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围绕土著在农业史中的历史地位、干旱管理和帝国网络中的殖民农业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既不能把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视为高贵的野蛮人，即仅仅依靠运气生活的狩猎-采集者，也不能把他们当成是几近枯竭的生态系统的破坏者。土著居民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的土地管理要比早先殖民者所设想的更加广泛和复杂，且具有不同于其他大陆古老居民的文化和生态特点。其次，传统的农史研究中把干旱当成独立的灾害事件，环境史学者则重新思考澳大利亚历史上农牧民的生存之道和他们获取抗旱能力的方法，其背后的关照是澳大利亚现代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澳大利亚环境史学家对于殖民进程和气候的关联性研究通常还会超越国家边界甚至区域边界，以展现特定气候事件对于区域内的多样性影响和不同地区的遥相关影响。气候事件的随机性也为学者探究殖民时期气象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梳理气候事件与殖民地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最后，澳大利亚学者质疑并尝试回应美国环境史学者在《生态扩张主义》等著作中未能厘清的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在生态对抗中获胜？ 为什么哥伦布大交换不平等？ 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从澳大利亚的经验出发解释：生态和帝国不是改变环境的独立因素，他们是在与边疆本身的生态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从全球互动和比较的眼光来看，澳大利亚独具“南方特质”，澳大利亚的农业拓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被殖民区域在生态上的能动性。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套阐释帝国的“边缘”是如何扰动传统世界史的叙事。

    小结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数代澳大利亚人都经历着身份的煎熬。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自然认识也被吸收进这种认同思虑之中，殖民地的农业作为移民与自然直接接触的场域和殖民地社会的经济重心，恰似一面棱镜，将这些内涵丰富的思考一一折射。白人殖民者和以土著居民、华裔为代表的非欧族裔一直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当将人与自然这组关系纳入进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对土著居民在前殖民时代的生态作用进行评议，并在与白人移民生产实践的对照中处理其他非欧族裔在农业拓殖进程中的地位问题。持帝国“边疆论”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藉此来明确白人农业拓殖活动的合理性，进而建立身份的合法性。而后代的历史学家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去追问时，殖民开拓史的合理性被质疑，居民的身份被重新定义，史学本身也悄然革新，以回应现实的环境、文化和身份危机。而今这场讨论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