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要恪守自己的本分

    主持：宋庄

    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汝信：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休整，我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成为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唯一工具。

    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翻来覆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使我越来越对哲学和美学感兴趣。

    能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对您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吗？

    汝信：应该是。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初步了解他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批判，特别是他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指明了美学的基本问题究竟何在。当时我不知道这篇论文已经有了周扬同志的译文，还用拙劣的文笔把它“硬译”出来。我感谢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在沙皇残暴统治下始终坚贞不屈的伟大人格感动了我，并帮助我跨进了哲学与美学的门槛。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部队工作六年，尤其是在朝鲜的四年半，是我人生经历中的又一次“大学”，使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战争，懂得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什么是人民的苦难和牺牲，确实终身受益。

    您是怎么成为贺麟先生的研究生的？ 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过具体指导吗？

    汝信：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1956年我决定离职投考副博士研究生。为了应付考试，我临时抱佛脚找了一些参考书来补课，结果居然两处都录取了。哲学所属于科学院系统，去那里学习更方便些，这样我就成为贺先生门下的研究生。

    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学识渊博，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之一，精通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他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从头补课，为我制定了学习计划，认真阅读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美学》。黑格尔哲学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什么是辩证法，为什么它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从而促进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您最欣赏黑格尔的哪部著作？ 您认为黑格尔为您的哲学研究工作开启了怎样的维度、带来了怎样的视野?

    汝信：我十分赞赏并深受启发的是黑格尔的《美学》，它不仅引发了我对美学的兴趣，并以其博大精深使我认识到美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探讨，必须结合实际，重视历史，必须要有广阔的历史感和历史视野，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谈。对照过去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写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一文，由贺先生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有关黑格尔和西方美学史的论文，它和后来发表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成果。从此我就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

    除黑格尔哲学外，您也曾把兴趣转向尼采和克尔凯郭尔？

    汝信：在哲学史上，尼采历来是有争议的人物，过去在我国长期受漠视和简单粗暴的批判。我不主张为他辩护或翻案，提出要真正理解和重新解释尼采，而不要被一时的“尼采热”所迷惑。至于克尔凯郭尔哲学的研究，在我国还需从头开始，首先要弄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众多著作中传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我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些起步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用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进行艺术评论，是您在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尝试。能简单谈谈吗？

    汝信：我试图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结合亲身审美体验对一些著名的人类文化艺术创造提出自己的解读和看法。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化艺术遗址、古希腊的著名雕塑到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米开朗琪罗和近代巨匠罗丹的作品，从印象派绘画到梵高等印象派之后的画家以至现代西方绘画的杰出代表毕加索和克列，从莎士比亚的悲剧到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我都在观赏之余进行思考和探索，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加以评论。像毕加索那样影响极大的西方艺术大师，在一生的各个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丰富多彩、变化无穷、风格各异，一向被研究者目为难解之谜。我另辟蹊径，尝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去解读毕加索艺术，具体剖析了其中三种不同的异化表现，即客观世界的异化、人的异化和艺术与艺术家自身的异化，指出毕加索艺术的伟大就在于他表达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异化乃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现实，几乎已成为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所以我得出结论说，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毕加索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样地解读毕加索，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已。

    在研究西方美学的过程中，您的思想有过变化吗？

    汝信：当然有变化。过去我特别赞赏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尔所精心营造的美学体系，后来却越来越感到其局限性，因为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美学问题，只是停留于抽象思辨的王国，当我们面向无限丰富多彩的现实和人类艺术创造时，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我曾求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其中有的能发人思考，但总的说来仍令人失望。改革开放后出国交流和参观访问的机会多了，增长了不少见识，我领悟到，研究西方美学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不能单从哲学家的书本中去讨生活。这就促使我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利用在国外访问时直接面对一些人类伟大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亲身鉴赏体验去进行美学的探索，陆续写成一些论艺术和艺术家的文字，以美学散记的形式编成《美的找寻》一书，也算聊备一格吧。

    我大半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谈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倒不少。真正要做学问、研究科学，不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还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学高峰。这或许是我体会到的最大教训。

    前几年《汝信文集》出版，收入《文集》的文章写作时间超过了一个甲子，经历了时代巨变。编选中是否有特别多的感触？

    汝信：编入《文集》除对个别文章作必要的文字删改外，一般均保持原貌，不作更改，我还是信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劝导：人到老年不宜去修改他年轻时所写的文字。当然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环境的影响而带有时代的烙印，编选的过程中，也给了我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经过检查，有些文章没有编入《文集》，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有的论文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了解具体情况，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据书本上一些条文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妄加评论，实不可取；二是有的文章违背鲁迅先生“谩骂不是战斗”的教导，用声讨和斥责代替认真的分析批判，如关于美国作家法斯特小说的评论，亦不可取；三，比较难处理的是上世纪60年代参加当时哲学和文艺理论的论争所写的一些文章，应该说当初的本意是为了参加学术争鸣，开展学术讨论，文章的内容虽无大错，但确有迎合当时潮流的不实之词，更有不少违心之论。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本应该用自由讨论来解决，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竟会被利用，转化为政治批判。有鉴于此，这类文章一律不收入《文集》，最好被人们遗忘吧。

    关于读书，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汝信：研究文化遗产需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在认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外还要读一些杂书以开阔视野。但不要迷信书本，孟老夫子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重要的还是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要多想一想书中讲的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切忌人云亦云，更不要盲目跟风，赶时髦的浪潮。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应可作为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座右铭。

    您如何看待一个学者的使命? 在这个方面，您对年青一代学者有着怎样的希望?

    汝信：我们常常说，在做好一个学者之前，首先要做好一个人，接下来才是做好自己的专业。人都做不好，谈什么学者的使命？学者要恪守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