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以“味”论诗

    ■顾农

    语曰“民以食为天”，首先要吃饱，进一步则要吃好，而中国传统之所谓“好”主要不在营养如何而是要味道好，所以特别讲究烹饪的艺术。这一注重审美的传统至今基本未变。

    日常生活、文化生活中最基本的观念，往往都会向其他领域扩散，其术语会被其他领域借用，形成各该领域的常用话语。“味”以及与“味”相关的术语正好存在这种情形。政治领域首先借用了过去，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史记·殷本纪》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冒充厨师，带着炊具和砧板，拿做菜作为譬喻，向商汤讲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宰相的责任在于调和鼎鼐，协调各方，这些话中国人真所谓耳熟能详。

    南朝著名诗歌评论家钟嵘则拿“味”来评论诗歌。

    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内容动人，辞藻漂亮。他认为诗歌史上最要不得的是晋人的玄言诗，这种哲学讲义似的东西“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读来自然索然无味；写诗应当充分运用赋、比、兴三种手法，“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得到审美的享受。

    那时的玄言诗大抵都是四言的，四言诗本来就很难写——它太容易走上模仿《诗经》的老路；汉末以来的好诗绝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所以钟嵘大力提倡五言诗，他评论的对象也以五言为主。《诗品》中有一个著名的结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仍然以“味”立言。诗歌创作是不是有“滋味”，能不能让读者品出好味道来，乃是钟嵘最为关心的事情。

    在具体评论作家作品时，钟嵘也谈“味”，他说张协的诗“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评应璩的佳句，则道是“华靡可讽味焉”。这两处都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讲的。“味”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动词的含义从名词引申而来。如此，则以“味”论诗就既涉及创作论、作品论，也涉及鉴赏论、批评论。

    在钟嵘以前，早已有人以“味”论文，例如陆机批评低劣的作品“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文赋》）；刘勰则强调优秀的作品乃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的，他又说，欣赏佳作时“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文心雕龙·总术》）。如此等等。他们往往只是作为比喻偶尔谈谈，不像钟嵘这样直截了当地予以强调，所以留给人的印象不是很深；但他们乃是钟嵘的先导。

    不过我们也不必就把所谓滋味说看成是《诗品》的中心。“味”并非钟嵘诗歌评论的出发点或生长点，不成其为中心。古人著述未必有什么中心或所谓理论体系，他们的言说往往讲究有若干闪光之点。体系难免有漏洞，而且早晚会过时；倒是某些具体的意见、概念、评说，反而可能有强得多的生命力。为古人古书重建体系往往是很困难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