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我的母亲，名讳明芝，姓肖氏，1920年7月10日，出生于四川绵竹一个中医世家。母亲是幺女，很受外祖父宠爱，读过私塾。母亲5岁的时候，家婆患食管癌去世。大约在母亲15岁的时候，年迈的外祖父已不能治家，我的三个舅舅有两个染上了鸦片，开始不断将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拿出去充当吸食鸦片的烟资。我的几个出嫁的姨娘受丈夫怂恿也加入变卖家产的行列。母亲奉外祖父之命整天坐在厅房看护家财，然而母亲一个人怎抵挡得了哥哥姐姐的“偷窃”行为。到母亲出嫁时家道已然中落。早年的经历养成母亲后来守财手紧的习惯。

    家道虽然中落，母亲嫁给父亲依旧属于“下嫁”。父亲家是绵竹县遵道乡集镇上开屠宰场和饭馆的。母亲是父亲的填房，嫁给父亲时不满17岁。父亲不喜欢母亲，除了嫌母亲不漂亮以外，按现今的流行说法，母亲情商不高，是个一板一眼的人，而父亲开朗、幽默、大度，喜开玩笑，年轻时学过半年厨师，做得一手地道的好川菜。父亲很会过日子，善于苦中作乐，也很懂得教育子女、呵护子女。父亲很会笼络人心，从不打骂我们，在这方面母亲略逊一筹，与父亲形成鲜明的对照。母亲不懂管教孩子的方法，很少与我们交流，经常沉着脸，加上性子急，动不动就伸手打骂我们。母亲不会做饭，这是她的软肋。平素只会蒸馒头、煮玉米粥、擀面条，炒的菜缺盐少醋没味道，所以我们姐弟兄妹都愿意吃父亲做的饭，都愿意跟父亲亲近。我都到父亲早已过世母亲健在的中年时，还一直觉得父亲要比母亲亲近许多。

    母亲不会做饭却有一手好女红，特别是刺绣，这是得益于外祖父按大家闺秀培育母亲的结果，也成为母亲后来谋生的主要手段。大姐三岁时，父亲家族也因吸食大烟家道中落，加上国民党政府在四川抓壮丁，父亲便毅然抛妻别女离家出走，一去就是10年光阴。外祖父过世，婆家不能收留，大姐又被留在伯父家。母亲暂时轮流住在她的大姐和四姐家，依靠绣鞋面、被面、枕头度日。年关时分，依照当时的习俗，家里不能有外姓人，包括嫁出去的本家姑娘。母亲的大姐和四姐就给母亲准备一份年货让她外出。母亲无奈，只能流落街头，后来被母亲的三姐大义收留在家。

    那时母亲听说，借居伯父家的大姐要被送人，便托人把大姐要回来。三姨娘在家里的后院猪圈上方置一简陋的床铺供母亲和大姐栖居。母亲和大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没少遭受亲戚和旁人的白眼，以至于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母亲总是黯然伤神。从那时起母亲凭借娴熟的女红，起早贪黑地为大户人家赶制嫁妆，母亲颇有经营头脑，利用季节谷物差价贱买贵卖，逐渐积累下一些资金。在临解放前用相当于2300斤大米的价格买下一处居于遵道乡集镇中心的房产，不足100平方米。这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房子，后来成为她一生的依托和念想。

    1949年10月以后，父亲和母亲迎来了人生的大变局。母亲记忆力超强，新政府土改时很多乡里乡亲的家境变化没有档案可查，而母亲却可以一五一十从容道来，加之那时妇女能读书识字的极少，母亲上过私塾，在讲求男女平等的新社会，母亲很快被起用，当了遵道乡的乡长。当然母亲受到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从国民党军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且有立功喜报传回家乡，母亲成了值得信赖的军属。

    如果不是因为要与父亲团圆，母亲若一直在家乡干下去，一定会走上绵竹县的县级领导岗位。许多原来在各方面都不如母亲的同事，到后来退休时都是以县级领导待遇办的退休手续。1949年，父亲从部队转业至北京门头沟华北煤建公司，待生活安定后回乡将母亲和大姐接到北京。据说当时很多人都看好母亲的仕途，劝母亲留在家乡，而让父亲回到四川。问题没有这样简单，那时调动工作特别是跨省市调动相当困难，母亲随父亲还有找工作的机会，父亲又在新中国的首都，这一切无疑对母亲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母亲的命运在1955年再次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要在甘肃发展煤炭工业，20世纪50年代初恰好在甘肃山丹平坡发现优质煤田，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当时属于大中型煤矿。父亲响应党的号召1955年来到山丹煤矿。母亲随同父亲在山丹生活了近二十年，1974年夏季带着回乡插队的二姐重返绵竹遵道。初到山丹煤矿，母亲被安置在矿区三号矿幼儿园工作，因为工作有能力很快担任了组长。二姐、我、妹妹、弟弟接踵来到这个世上，哺育与工作让母亲忙碌又充实。那段时间应该是母亲心情比较舒畅的日子。在妹妹出生以后，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几姊妹，接受父亲的建议，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成为全职主妇。

    母亲很是辛苦，父亲的工资一直不高，我们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和纳出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有空就在制作布壳，用一层一层破旧衣物、布片粘贴晾晒，然后制底样、垫鞋底、纳鞋底，几乎是手不离鞋底的，似乎那鞋底永远也纳不完。母亲不太会做饭，但是却酿得一手好酒酿。每逢冬季来临，母亲都先自制酒曲，蒸一锅洗净的米饭，然后将酒曲放在冷却后稀释的米饭中，密封置于热炕上煨着，经过一天一夜发酵，就成了非常香甜略带酒味的酒酿。母亲说她的酿制方法是外婆传授下来的。

    母亲年轻时爱读书，读过许多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特别是能将《封神榜》的故事整段整段复述讲给我们听。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也是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讲述的。小时候还听过母亲讲的一些希腊神话故事，记忆较深的是一位海神为了不让儿子长大后在战争中死去，当儿子听从神的旨意去神河洗礼时，海神在后面拼命追赶阻止。就在儿子全身浸入水中之际，海神赶到了，可惜只抓住了儿子的脚，从此儿子成了长着人脚的战神。当时懵懵懂懂，听着感觉很神奇，直到我能读希腊神话后，才知道母亲讲的是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的故事。

    1964年，山丹煤矿因煤层薄、产量上不去、亏本大而下马，只留下一百多号人，成立了山丹煤矿保管处。父亲因年龄较大没有到别的煤矿去。这时父母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先前父亲还让母亲管理家庭支出，但母亲总是节俭手紧，不让父亲抽烟喝酒，与父亲产生了矛盾。父亲便收回财权，不再把工资给母亲。母亲本身疑心很重，而父亲又开朗、幽默很有女人缘，母亲对父亲的猜忌心便一天比一天重。父亲起先是与母亲争吵，后来采取冷暴力的做法，不理睬母亲，母亲很痛苦。时间久了，母亲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她的姐姐和哥哥，想念她在遵道的那套房产，也想念远在宁夏的大女儿，于是母亲总是找机会暂时离开家躲避父亲。

    1973年，二姐高中毕业没有跟随矿区的子弟去插队，按政策不能在矿上安排正式工作，只能干一些临时工，于是母亲提议二姐回乡插队，一来可以落叶归根为一家人回乡打前站，二来也可暂时躲避父亲的冷暴力。母亲与二姐回到四川后，父亲每月只寄二十元钱回去，其生活的艰苦也是可以想象的。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终于可以安心回故乡了。回到家乡后，起初父亲想跟母亲缓和关系，把每个季节寄来的退休金交予母亲，但母亲仍然不改以往的习惯，控制父亲抽烟喝酒，反对父亲关照家族和亲戚，父亲再一次剥夺母亲的家庭财权，两人的关系又降到冰点。

    母亲非常怨恨父亲，只是回到家乡与在甘肃情形大不一样。父亲晚年实际上是住在母亲名下的房子里，母亲不用再仰父亲鼻息生活。父亲晚年得了痴呆症，母亲也不能照顾。父亲去世后，母亲作为遗孀享受山丹煤矿的抚恤，虽然每月钱数不多，但这是固定的收入。母亲过了几十年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自从有了这笔固定收入，心境大变，开始逐渐念叨父亲的好处，说父亲厚道，人缘好。

    母亲晚年过得衣食无忧。除了父亲的抚恤金逐年提高外，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不同程度给予她补助。家乡的亲戚告诉我，母亲晚年不缺钱花，但是每月到25号，母亲都坐在门前等候邮递员给她送汇款单。邮局的工作人员对她说：“李大娘，你年岁大，眼睛又不好，我们直接把汇款给您送过来。”母亲坚决不同意。拿到汇款单后，母亲一定要颤颤巍巍地亲自去取钱，一二百米的路程，她要走十几分钟，来回差不多就是半个多小时，路上逢人就说：我儿子从大学寄钱来了，一种自豪感溢于言表。母亲很神奇，她把部分钱存在绵竹县城的银行，存取工作通常是由她一人独立完成的。县城距遵道镇有八公里，我不知深患眼疾的母亲是如何能够准确无误地完成这项工作的。

    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的多疑症也越来越严重。母亲多疑的对象从父亲转向她的房产。为了防范房产被他人占据，自从遵道镇政府因改造街道，将母亲房产从前街置换到后街，母亲就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法律知识，收音机不离手，每天准时收听中央和地方的法律知识节目，把继承法、物权法搞得门儿清。母亲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她的房产会被谁侵占，用辛勤劳动换来的房产在母亲内心深处重如泰山。

    2004年我准备调往北京工作，我把新换的北京手机号码告诉她，母亲竟一连三天给我拨打手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手机接通后母亲又不多说话，我知道这是母亲害怕记不住号码而失去与我的联系。

    2005年大年三十和初一，冥冥中母亲不再提起以前重复的故事，而是跟我讲起我父亲的家族，讲起外祖父以及她的哥哥和姐姐，这一次我做了简单笔录。母亲的记忆确实超人，几十年前的事和人，她娓娓道来，仿佛历历在目。大年初一中午我要赶往绵竹市区，母亲送我到门口，转身我想再跟她说几句话，可是屋前屋后竟找不到她的身影，我很诧异，似觉得母亲正悄悄地离我远去。

    这年五月下旬，我有两个博士生毕业，已安排好答辩日期，突然接到二姐的电话，说母亲得急性重病住院，我便匆匆赶回四川。起先还以为她老人家得了癌症，检查结果却是肠结核，这种病主要与经常食用不卫生的东西有关。想想母亲视力只有零点一不到，又极节俭，经常食用过期和不卫生食品是自然的事。母亲发病那天，感觉不好，可能是剧烈的疼痛，让她觉得生命大限已到，遂将自己的财物和后事梳理得清清楚楚，跟着二姐住进绵竹市人民医院。因为肠结核病人会感觉很疼，我们同意医院给母亲做手术，手术比较成功。麻醉药效过后，母亲醒来就嚷着要回家，我们告诉她结核病会传染，母亲就不再吭声默默住进单人病房。

    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是对生死看得很开。夜晚陪床，母亲睡不着，就跟我说，她这一生虽然吃过苦，但总的说来挺满足的，跟父亲走南闯北去过北京，养育五个子女，都很争气，也很孝顺，她能活八十五岁已很知足，现在走了亦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嘱咐我要照顾好小弟华聪。长期以来我在外求学、工作、结婚，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我才每年春节回家看望母亲，与母亲离多聚少，于是在母亲的病床前主动跟母亲聊起往事。母亲打开话匣子给我讲那些过去的事情。讲起外祖父母的慈爱，讲起跟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欢愉，讲起我们五个子女小时候的童趣……

    那天半夜母亲睡不着，就自言自语地说“老天怎么还不让我死呢”“快让我走吧”。在死亡面前母亲没有一点恐慌和畏惧，母亲临终的达观让我真正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在绵竹人民医院陪床一个星期，看到母亲的病情趋于稳定，我又赶回北京。7月1号，二姐来电话说母亲已平静地走了。二姐说母亲临终前曾要求安乐死。母亲省吃俭用积攒了二万多元钱，全部用在她医病住院和办理丧葬上，没有给我们增加负担。火化的那天，看着一缕青烟升起，仿佛看见母亲八十多载来去匆匆的脚步，她去了可以安息的天国。

    母亲是旧式中国妇女的缩影，集善良、多疑、达观、节俭、勤劳、自强、自立、坚韧等特点于一身。母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一生在与命运抗争，一生泰然面对苦与乐，一生在爱与恨的纠缠中延续生命的悲壮。

    （本文摘自“玄鸟文丛”《平坡遵道续集》，李华瑞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