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社会，深入现实

    ■牛学智

    2011年，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项崭新的荣誉——首个“中国文学之乡”的诞生。西吉这片文学沃土上，孕育出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与作品，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与《月亮山下》更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西吉县文学现象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西吉文学，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它面向社会，深入现实，汲取着生活的养分，茁壮成长。在这片文学的森林里，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西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一朵花都绽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绚烂光彩。

    西吉文学的实践，是“双创”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文学为笔，以生活为墨，描绘出了一幅幅中国式现代化宁夏新实践的壮丽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看到了宁夏的新面貌，感受到了西吉人民的热情与坚韧，更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伟大力量。

    西吉文学，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着中国文坛。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笔者就以《六盘山》2025年第1期“西吉文学专刊”为例，就近年来西吉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典型审美特征和地域文化价值取向做一简要分析，以推动西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新颖别致，涵泳深远

    西吉短篇小说，按故事情节，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李继林《活势》和李义《绿色浓郁》属于故事结束叙事才开始的小说，反讽所得才是小说的真正题旨。樊文举《水从山外来》、柯万昌《刘老汉》、土东戈《雪落吉祥》和张少强《中年人的烦恼》属于颂歌故事，要么礼赞村民通上自来水的喜悦，要么表达对晚景凄惨的老军人的敬仰。樊文举启用儿童眼光观察村民们的反映，在天真无邪的视角审视下，故事也就显得颇为别致而多了几分摇曳；柯万昌则更注重用村民的冷眼来反衬村民自身的世俗和势利；土东戈的故事属于人性发展受阻的故事，当程喜娃鼓足勇气一口嘬出媳妇的乳汁的那一刻起，表明主人公既超越了自我，同时其人性也成长了；张少强则是直击中年苦恼，散文化语言中带着诸多散淡，故事也就构成了人生重要阶段的一个截面，在自我否定中，小说多了如许思辨色彩。

    老作家火仲舫《“强弓后羿”的奔月梦》，塑造了刘强强这样一个被似梦非梦的网络牵引而终招致囹圄之灾的混混形象。网络“玄幻”是如何改变农村的，以及农村人的观念形态又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等等，都是这篇小说引人思考的题中应有之意。

    之所以把李义《绿色浓郁》和李继林《活势》归为一类，是与他们在传统文化的幽深处，抽丝剥茧般剥到传统惰性细肉上的反讽意味密切相关的。《绿色浓郁》中乡长如何以拍小视频宣传为幌子达到升官晋爵目的的故事，指向了某些年轻基层权力者花样翻新却亘古未变的本质；《活势》中表面蔫不拉几还总是自我矮化的杨多兄借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攀爬依附好像来了个大反转，一时之间身份也变了，也有了门庭若市的气象，可究其实质，“发迹”故事的背后莫不是由一阶一阶奴化的阶梯铺就，其故事指向了深远而根深叶茂的惰性文化陈因。两部小说，实证性叙述了西吉人民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强烈的价值诉求，构成了西吉地域文化转型为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可以说，没有其他五位作家多样化故事作为奠基、新颖别致的讲法托底，西吉的小说文化就不能说传统扎实、根基稳固，更不能说杂花生树、绚烂多彩。可是如果只有这些，没有后两位作家绵里藏针、深沉反讽的力道，西吉的小说文化一定缺少进一步涵泳深远的意义。

    面向“虚空”，去伪存真

    从流行散文趋势看，多数当下散文呈现出一种趋向非虚构、趋向特色地域文化的写作潮。在此背景下，西吉散文却显示出集体性反抗这种流行写作潮的勇力。它们面向“孤独”、面向“虚无”、面向“思”乃至面向“彼岸”，给流行散文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赵炳鑫《冬天里》在与中西文史大师对话中，呈现出了人生终极意义之问。这正是《冬天里》迎着“孤独”而去的可贵之处，读者被启迪，意识到我们在适当的节点哪怕强迫自己孤独一会儿，都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保持意义感、价值感的本质之所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以“虚”写“实”，或以“实”写“虚”的技术问题，是散文必要时候就得漠视那个实在的“事实”的冒险。当攻城略地或所向披靡已经变成人们的道德后果之时，《盛大的空》无意中触及到的人性出路，难道不是狂热人生路上的清凉剂吗？ 苏小桃《荷花池畔》，荷花池畔及其自然景致，在苏小桃，只是映照大嫂精神世界的镜子。真正展开的，是作为一个当然主体大嫂本应有的内心微波，无疑是一篇心灵打满补丁却又无比纯粹高洁，向他人敞开的深沉自省之作。

    由以上三篇散文，窥斑见豹，表明西吉散文找到了自己认定的散文虚空之地，去伪存真，凸显了小地方对人类大问题的有力回应。

    走出自我，触及“有限度”

    倘若也做个审美形式提炼，那么，西吉诗歌则呈现为有限度的面向社会与有限度的走出自我相结合的审美取向。无疑，这是西吉专刊中西吉诗歌在审美形式探索上的整体性进步。两个“有限度”，既反映出面向社会的试探和犹豫，又表明揽镜自照已无法满足，诗歌正处在调整焦距观照他人的路上。

    随便举些例子来说明。比如李爱莲组诗之《仿真花》，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铁杆支撑下的脉络如此葱茏、繁盛/像无所不至的夏季的花朵/它们没有莹润的植物之血/它们不会散发出草香和泥土的腥气/晨露不曾亲吻它们的芬芳/它们却在夜幕降临时闪烁微光”。脉络、夏花、植物之血、草香和泥土、芬芳与微光之间，分别建立的隐喻关系，因其相对完整，便构成了由五对独立意象支持的表意体系，聚集在“仿真”这个核心概念周围。读作概念的“仿真”就既是个体的处境，更是社会性镜鉴。完全脱离了我们常见的玩弄汉字者对修辞的戏耍，也不同于技术主义者对隐喻的亵渎性拼贴。介于自我与社会的临界点，于是，《仿真花》便充满了张力和价值感。沙叶组诗《泥土的腹语》，表意的精确度可能稍有逊色，然而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寻找契合点的倾向同样炽烈，诗歌也就显得比较耐人寻味。当然，具有如此张力意识的诗歌还有许多，忆今组诗《埙声》、马杰组诗《诗四首》、马守正组诗《放下岁月的卷帘》等，还有苏娟娟、高红霞、郑斌、马瑞博等诗人的一些诗作，或偏甜腻，或稍显酸麻，或妩媚有余，或精致太过，但寻求隐喻最大化的努力，始终在，并且构成了诗歌的主要支柱。

    通读西吉诗歌，突出感受是今日西吉诗歌不再那么自我了，整体正走在审美形式与主题价值相得益彰的诗美之路上，而且正是以介入现代文明的醒目姿态出现。这也正是西吉诗歌了不起的地方，既是“双创”精神的生动实践，更孕育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伟大力量。

    结语

    2011年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创建，同样，时任西吉文联主席的郭宁约我写篇文章，以总结西吉文学的突出成就。《地域文学的新世纪思考——以“西吉文学”为例》一文就是这么来的，发表在当年的《文艺报》上。在文章的最后一个小标题结尾处，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想，最终的地域文学，应该是立足于本土，投射着人类共性；或者是深入到人类共性领域，却能明显地指认出地域特色的具有艺术自觉的文学世界”。

    现在，根据前文粗糙且很不成熟的分析，非要得出结论的话，经过调整，13年前的这句话，还可充当今天的结尾。调整为，最终我们所希望的地域文学，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前提下，还应该自然而然投射人们期望的共性价值；或者在社会普遍共性价值基础上，充分显示个性张力的具有艺术自觉的文学世界。

    不言而喻，相对于今天的语境，如果地域文学不最终穿透流行价值，不审慎地反观自我个性，就无以致远，无以找准虚空，无以直击可能性。那么，真正的面向社会、深入现实，就还只是一句空话。

    西吉要更加严肃地面对文学。这严肃也包括警惕不要在一时的热闹镜头和不着边际的媒体话语蛊惑中迷失自己。必须清楚，文学从来活在具体作品中，活在读者不断的阅读阐释中，从前是，今后不可能不是。心浮气躁、嘻嘻哈哈，有利于渲染某些活动气氛，却一定有害于文学思考和创作。思考和创作需要绝对的安静、绝对的孤独，至少创作的那个特殊时段，还需要远离一切的俗世打扰。文学没有捷径，没有立竿见影，更没有立马成功的诀窍，从热爱文学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必须沉下心，不停地吃苦，不停地思考，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接受退稿的苦恼。尽可能把从事文学创作遭遇的困难想得多一些、重一些、复杂一些、艰难一些，唯有如此，西吉文学才有可能走得更加长远，走得更加稳健，走得不得不让人刮目。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