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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
甲辰年十一月十九日（2024年12月19日），在黄万机先生去世两年后，贵州省图书馆举办“文脉道心——黄万机著述藏书展”，随后举行追思会。黄先生是著名的贵州历史文化专家，尤其长于沙滩文化的研究，被誉为“沙滩文化研究第一人”；余对黄先生也多有感激，理当赴会致以哀思，但因教学工作，未克赴会。次日冬至，雨雪交织，余独自前往观展。手泽依在而斯人已去，令人怆然。睹物思人，与黄先生交往的点滴浮现目前……
长忆锦江夜雨声
第一次知道黄万机先生的大名，是在自己读研究生之时。有一天在学院图书室偶然看到一本《贵州汉文学发展史》。是书出版在1999年，时值世纪之交，当时贵州的学术风尚似乎开始转向研究少数民族，而黄先生似乎不为所动，反而强调汉文学研究，这让我多有注意作者——自此“黄万机”先生的姓名进入脑海。但因自己那时对贵州历史文化没有关注，所以也就没有读这本书。
研究生毕业后，我旋赴武汉工作、念书。2010年从武汉调回贵州工作数年后，没有想到，我不仅见到了万机先生，还得以长期聆受“面诲”。
2017下半年，我忝列贵州省文史馆主办的《贵州文史丛刊》编辑之一，每周到位于文史馆的编辑部开一次审稿会。黄万机先生已是多年的老编辑之一。编辑部有两个独立座椅，根据文史馆“敬老崇文”的原则，我们公推时年八十二岁高龄的黄先生位居首席，其次是现在也已去世的张祥光先生。我年龄最小，也就“叨陪末座”，但正好与黄先生对面。自此聆听黄先生“面诲”数年，直至2022年初黄先生去世。黄先生以及张祥光先生去世后的较长时间，为了表达对两位先生的敬重和缅怀，编辑部同仁都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让这两个座位空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我每一抬头，空椅相对，多有失落、欷歔之感。
编辑部的黄万机以及张祥光、林建曾、厐思纯等老先生均是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对历史文化尤其是贵州历史文化造诣颇深，加上他们都年过七旬，经历坎坷，阅历丰富，他们以及他们的先辈和师友们亲历甚至参与了贵州的近现代历史，遥远的历史也就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亲切面目。自己当时对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相当陌生，但也有意学习之。他们也就成了我最好的启蒙老师。
每次审稿，诸位老师不但针对来稿进行点评，而且很多时候还申发开来，让人多有拍案叫绝、酣畅淋漓之感。除编辑会外，我又有幸多次陪同黄先生等馆老到贵州多个市县进行考察调研。每到一地，馆老们凭借丰富的学识将现场回溯到历史的风云之中，让我很是受益。
不曾想两年以后的2019年初，我到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挂职副区长。黄先生特别高兴。他拉着我的手，给我大致梳理了一下铜仁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对铜仁的热爱和对我的期望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得知，黄先生一直高度关注铜仁的历史文化，写有相关文章。我到铜仁后，当地一位地方文化专家告诉我说，虽然他是铜仁本地人，但知道铜仁的历史文化反而是在阅读了黄先生的文章之后，因此对黄先生始终深怀感激。
我到铜仁后的当年深冬，黄先生应铜仁市委之邀前往铜仁考察。我很想拜见黄先生，但那天一直很忙，直到晚上九点过才结束工作回到住处，加之考虑他的高龄和劳累，所以犹豫不决。恰在此时，突然接到黄先生的电话，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又响在耳畔，“王老师好。我是黄万机。我来铜仁了。你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我放下电话，带着一包茶叶飞奔出门。那天晚上黄先生谈了很多，主旨是勉励我努力工作和再次详细讲述铜仁的历史文化。不知不觉之间，时间已晚。陪同黄先生的师母进门来提醒时间已晚。清楚地记得黄先生突然很高声地说，“我知道了，你去休息吧。让我和王进老师多聊聊。”
走出黄先生所住的宾馆客舍，我沿锦江步行回住处。时值深冬，细雨淅淅沥沥，黄叶遍地，梧桐细雨，伴随着黄先生的叮咛嘱咐，点滴入耳，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贵州省文史馆顾久、张新民、陈德谦等部分馆老前来铜仁，也与我多次谈到文化传承与建设工作。究黄先生及诸位馆老之所望，不过在于希望在经济发展之时，也能注重文化的传承，以使我们的生活能“美好”一些。黄先生小心犹豫，含蓄地将这样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初入政界的年轻人身上。馆老们的老迈之躯与拳拳赤子之心，让我多有感慨。
遵循黄先生的指示，我在铜仁地方志和贵州历史文献中“发现”了清代贵州第一女诗人许韵兰。后来碧江区异地兴建碧江区图书馆分馆，并以许韵兰命名——许韵兰公共阅读空间。我自己用了业余时间斟酌数万册采购书目。该馆建成后，因其高品味的环境和高品质的图书，深得各方错爱，不仅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所颁荣誉等国家级表彰，而且铜仁市下属的九个区县每个区县也据之兴建了一个公共阅读空间，从而带动了铜仁全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黄先生知道此事后，经常表扬我，其欣喜之情，犹如他自己玉成此事，让我多有意外。黄先生的女公子黄江玲告诉我，在黄先生生前短暂的住院治疗期间，还不时提到此事，认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其实我很想对黄先生说，他的文化情怀和具体指示，成了我完成此事的动力和途径之一，尤其是他的人格，更是在潜意识深处，给了我无穷动力……
不将俗物碍天真
一次编辑会后，黄先生高兴地“宣布”，等过年后，要请大家到寒舍做客。大家喜出望外又将信将疑，毕竟，黄先生已经八十余岁高龄。春节过后，黄先生果然践约。大家欢天喜地地奔赴黄先生府上。
晚宴非常丰富。大家都赞不绝口，盛赞师母好厨艺。黄先生多少有点自豪地说，因为师母是沙滩黎氏后人。这让我当时一愣——沙滩黎氏后人与好厨艺有因果关系吗？ 细思当然——中国传统的“齐家”于他甚至沙滩家族不是空言。整个宴席，礼仪周全、隆重而又活泼。黄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沙滩文化的研究，耳熏目染，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至深至巨。也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沙滩的遗风。换言之，这是一种讲究礼仪、文雅的风格，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风格早已为今人所遗忘。
那天与会的人都给黄先生敬酒。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王尧礼老师的表达。他说，黄先生最大的特征是“一身整洁，没有烟火气”。大家一愣，随即鼓掌，都认为这个描述最为贴切。
窃以为确实如此。我初识黄先生时，他已经八十有余。但是他始终整洁，这不仅是一种衣着的整洁，更是一种人格的整洁。整个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起先，我开车送黄先生回家，但在我几次迷路后，黄先生坚决拒绝。他非常诚恳地给我说，我身体还好，不能麻烦你。每次会后，望着他缓慢地走向公交车站，我都很感动。
那天我也斗胆请教黄先生，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中，他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话一出，我自己都感到有点突兀失礼。没想到黄先生却霍然起立，兴致盎然，慷慨激昂地说，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或许是不愿意与常人理会，不与一般人见识，从而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努力选择离去。但无论何种情况，都不会影响他自己的研究。
黄先生的一生，颠沛流离，多有辗转。其一生之职业，为中小学教师、为文化馆工作人员、为研究院研究员；履足之地，先遵义、再思南、又江口、后贵阳。
古人言“慷慨有余哀”，我总是直觉黄先生慷慨激昂的背后一定有难以言说的隐忍和哀伤。黄先生是君子，本着“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的原则，不愿意讲述其中的细节，但是他说的无论任何情况下都矢志不渝地从事自己研究的话，以及他在说这些话时那种把他人的不屑和误会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的神情，那种多少带有一种悲壮的慷慨激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让我改观了对他的认识。在我的印象中，黄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从不疾言厉色，总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从那以后，我才发现，黄先生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
王尧礼老师盛赞黄先生“没有烟火气”，诚然！黄先生的可贵之处，或许正在于经历了“烟火”而不为之所熏所染，始终保持“整洁”的品质和文雅的风度……黄先生曾集古人之诗书成一联“己洁心源超世表，不将俗物碍天真”，或许正是其心志之写照。
黄先生不为时势左右，不与俗人同见识，盖因其常在之“猛志”。为了这一“猛志”，他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一以贯之地从事沙滩文化的研究，为后来人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
兹有来人不能去
早在抗战烽火硝烟中的1941年，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即致函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嘱其收集、整理郑珍遗作。随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称：沙滩“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沙滩文化”由此名扬海内外。
按理而言，沙滩文化地处贵州，又为贵州学人充分消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吸收本土资源而诞生的地域文化，其极高品质、丰富内容和巨大影响力，理应成为提升贵州学术品质，增强贵州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推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天时地利人和，贵州理应成为沙滩文化研究的重镇。但遗憾的是，迄今沙滩文化都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黄万机先生能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从事沙滩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显得弥足珍贵。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从1988至1992年的短短四年间，黄先生即先后出版《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莫友芝评传》，“终算了却了为‘郑、莫、黎’三家立传的心愿”（黄万机《莫友芝评传·后记》）。黄先生的研究似有“井喷”之势，但又何尝不是他长期浸淫沙滩文化厚积薄发的显示呢。而这样的研究又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所为，这也可从他的自述中窥知一二：
从亲友口中听到郑莫黎诸先生的逸闻趣事，使我钦羡向往不已。于是开始阅读他们的一些诗文。七十年代莫进入贵州社会科学院，便决意研究郑、莫、黎三家，由于工作需要被分到现当代文学组，对三家的研究只能利用计划课题之余的精力去进行，因而迟至今日未能拿出象样的成果。（黄万机《郑珍评传·后记》，巴蜀书社，1988年初版）
黄先生研究沙滩文化源于自小生活的场景。黄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自己研究沙滩文化的起缘：
我家离郑氏望山堂不过十五里之遥，在清代同属乐安里。孩提时代就从祖父口头听到郑子尹先生之名。稍长，随长辈去沙滩黎家作客，曾跨越江中的跳墩，坐过渡江的小船；江边咿呀作响的高大水车，翠柏修篁掩映的房舍，江畔观人垂钓的情景，以及禹门寺阴森的古树，巍峨壮丽的殿堂，狰狞、和善的佛像，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至今凝神回思，犹恍若昨日。（黄万机《郑珍评传·后记》）
黄先生不过如实记录沙滩文化对他最早的吸引及其对后来从事沙滩文化研究的影响。窃以为它更多地折射了黄先生自小即有的活泼灵动、追求美好的天性。黔北地区至今有一个方言称为“爱好”（“好”此处作为名词）。当要称赞一个人有礼貌或者喜欢美好的事物时，一般都会说“你爱好”“你好爱好哦”。《牡丹亭》中《惊梦》一出也有杜丽娘的自道“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意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出于天性而非后天所学。黄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沙滩文化的研究，或许也与天性“爱好”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广泛的艺术修养方面。黄先生不仅是文史专家，而且书法也自出风格，尤其对音乐有甚好的修养，不仅能熟练操练多种乐器，而且还进行音乐创作。早在他最初参加工作期间，他在思南观赏乌江上舟船竞渡的盛况后随性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龙舟》，就在1958年被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二胡曲集》，随后又被选入艺术院校教材。这些无不反映出黄先生心灵的灵动、精神的丰盈和追求的高尚。
沙滩风光的秀丽和先贤的文雅给少年黄先生播下了种子，冬去春来，春华秋实，这一种子破土萌芽，最终使黄先生的沙滩研究结出硕果，从而引起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和海外郑珍研究专家、加拿大学者施吉瑞等学者的关注，但是黄先生对此以及与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少谈及。
黄先生所撰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的三部评传已成为沙滩文化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随后，黄先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2012年，黄先生携女公子黄江玲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郑珍全集》点校本，该书凡420万字，可想其工作之辛劳。一人劳而万人逸，为郑珍以及沙滩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为了广泛传播郑珍，又于201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巢经巢诗文集》点校单行本。胡先骕称“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钱仲联也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盛赞郑珍诗作。郑珍的诗集《巢经巢诗钞》也就受到高度重视，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注家多有，黄先生欣慰之余，也颇感责任重大，所以争分夺秒，字斟句酌地对之进行校注。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校注本直到他去世五个月以后才得以出版发行（《巢经巢诗钞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他没有能看到这本倾注了毕生精力的心血之作。黄先生也对我说过，郑珍的诗品质极高，又为乡邦先贤所作，读来有亲切之感，从而更有利于学习诗词，提升文化修养。
我也正是从黄先生的三部《评传》中知悉沙滩文化，再循其指示深入沙滩文化的学习、研究之中。
记得有一次在文史馆过道里遇见黄先生。恰逢我刚刚通读完他点校的《遵义府志》，我就向他汇报并且请教。黄先生非常高兴，驻足耐心倾听。他不仅回答我的问题，还提示我要关注哪些方面，让我倍感振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他谈沙滩文化，我总是感觉到他有一种莫名的顽强的寂寞。他似乎很希望我能从事沙滩文化的研究，但又不强人所难，所以总是含蓄地鼓励甚而诱导。
那天他对我说，有了研究成果，一定要给他看，即使是草稿，也不妨让他读读。我回答说，我先好好研究一下《遵义府志》。他露出欣慰的笑容说，你这样很对，《遵义府志》可是被梁任公先生表彰的天下第一府志啊，你研究它，眼界和见识就会与众不同。与其说这是黄先生对我个人的鼓励，倒不如说这是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但遗憾的是，直到黄先生去世，我也没能写出有关《遵义府志》的研究文章。
黄先生去世一年后，我开始发表多篇有关贵州历史文化的文章，其中也有他钟情一生的沙滩文化。每次拿到刊物时，我都有一种寂寥之感——我很想知道黄先生如何评论我的这些习作。“让我和王进多聊聊”“一定要给我看看（你的成果）”的话又响起，但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最后一次见到黄先生是在2021年年末。那次编辑会散会后，我搀扶黄先生下楼。清楚地记得，那次我先是把着黄先生的手臂，不料他马上挣脱，随后紧紧握着我的手。他那天似乎有点累，站在楼梯边，稍有气喘而急促地对我说了很多话。那天很是奇怪，当黄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时，我即有一种不祥之感——黄先生的手冰凉，让你有一种奇怪又切实的感觉：他的“生气”在逐渐向内退缩，而一旦退缩到心，就……我眼眶一热，也更紧紧握住他的手。没有想到，这就是与黄先生的永别。两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黄先生去世后，张新民先生曾撰一挽联：
破读经史集万卷要籍，谁道黔中学统少来人；会通郑莫黎三家妙义，岂料沙滩精神成绝响。
新民先生联中提到的“来人”，让我想起郑珍所瞩目的一首诗。郑珍的《播雅》一书广泛收集整理“自明万历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二年间”遵义地区的诗歌，共2318首。其中有一首是明崇祯年间曾累官至监军副使的遵义人程生云所作的《尹公讲堂》：
北学破南荒，风在讲堂树。后来应有人，徘徊不能去。
——（郑珍《播雅》卷一《程副使生云》）
众所周知，郑珍一生以尹珍为楷模榜样，为此将自己的字也定为“子尹”。此诗恰好为纪念尹珍之作。从郑珍对这首诗作者功业人格的高度赞誉以及所涉史实的认真考证来看，他很重视这首诗。毋宁说，这也是郑珍对后来者传承沙滩文化的殷切期望。但是，诗中一“应”字，也道出对此期望能否实现的隐忧……
贵州自东汉时期尹珍北学京师，学成之后“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以后，经过上千年涵养培育，榛莽之地也闻弦歌之声，终至晚清道光时期，傲然挺立“沙滩文化”这一贵州文化的最高峰。这一高峰是以郑珍为代表的沙滩诸贤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硕果，可谓后者之长江巨脉在西南天地之分流干支，其重大价值自不待言。但其博大、其精深，令人赞叹之时也令人畏难却步。黄万机先生出于一生“爱好”的天性，在沙滩文化不绝如缕之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知难而进，义无反顾，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不计得失，默默无闻，一生“徘徊”而“不忍”离此领域，所传承的不仅是黔中之学统、文脉，更是尹珍和郑珍等先贤所继承的吾国崇文重教的文化精神和文明关切。
黄万机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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