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
早年在家乡听人说起张恨水,也说到了书信。乡人说张氏家族修家谱请序于张恨水,张恨水回了封信。至于张恨水在信中说了什么,乡人没有了下文。但我因此知道了张恨水的平易,知道张恨水也写信。一下子感觉到亲切起来。缘此,在寒冬的季节读到谢家顺先生寄来的《张恨水书信》一书,我除了感觉温暖,更多的是又一次感受到了亲切。
《张恨水书信》分为四辑,即“与编辑、读者间的通信”“与报刊编辑通信”“与同事朋友通信”“与亲属、子女间通信”。辑注者除谢家顺先生,还有恨水先生子女张伍和张明明——因为亲切,首先,我还是从恨水先生与亲属、子女间的通信读起的。恨水先生育有5子3女,这在他集中写于1963年至1966年三年间的书信里都有提及。其时,他已进入到人生暮年,且患过三次脑血管痉挛,住院康复后记忆力明显衰退,说话口齿不清。给孩子们写信,他也是先用毛笔,后转为钢笔,但隔三差五地仍坚持写……
豪杰有情,丈夫怜子,支撑他的怕就是一种父女情深。
1966年2月28日,在给女儿张明明的信里,他动情地说:“明明吾儿,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之一切,我非常的挂念……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夜醒来枕头哭湿了半个……”给女儿的信,这样思念的话语非常之多。人生渐进老迈,时而纵横老泪。但他又是懂儿女,更懂得时代不一样的。如,1966年4月16日,给明明信中,说:“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的人。说我落后,我也承认。但你们要前进,我决不能在后面拉你们后腿。你们放手前进吧!”晚年,长女张明明与他通信最多。子女分散各地,但每一个他心里都记着,“一个也不能少”。在给张明明13封信和小女张蓉蓉的3封信里,一有机会,他就为他们兄弟姊妹互传消息,传达感情,一种舐犊之情跃于纸上。
我和恨水先生后人有过一些接触。二十多年前拜望他的公子,也即他信中常提到的“伍子”张伍。张伍告诉我,他父亲有次到邮局寄书或干什么,邮局的人一下子认出了他,围观起了他。他很不习惯,回家后,悻悻地说,你们看我的小说就可以了,何必看我的脸呢? 这与钱钟书先生说的“假如你们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可以了,何以要看生蛋的母鸡”如出一辙。果然,在《致澄叙三君》的信中,恨水先生说:“从前也有许多人怂恿我把照片露布,我觉得这事有些肉麻,所以未曾答应。”但终敌不过读者要求,在1928年8月28日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他还是刊发了照片,并写了一个题目叫《介绍我于读者》的文章,说:“左方一顾,面团团如富家翁者,是即为我。我自知粗俗平庸,实无披露之价值。愿读者不弃,多数必欲一识我……”
可见,读者吃了好吃的蛋,要看下蛋的母鸡,这种情形自那时就有,趋势是愈演愈烈。
除了是一位小说大家,恨水先生还是位编副刊的高手。经他手编的副刊,如《世界日报》的《明珠》,《世界晚报》的《夜光》,《立报》副刊《花果山》,《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都让他编成了名刊。每编副刊,他总开宗明义把副刊编辑思想以信的形式告诉读者。比如,1926年8月7日,他就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与读者“约法三章”,说《明珠》“没有宗旨,不过望其好玩与有趣罢了”。“好玩与有趣”几乎贯穿恨水先生一生编副刊的实践之中。
1935年,在《立报》副刊《花果山》,他一口气写了三封致读者信。他说,“……我们也无非在这里摆些说书摊,把戏棚子而已。讲经,论道,演说,全用不着。至多说两句相声,也总以说戏迷传得口吻出之……”(《与读者说“花果山”》,1935年9月30日),又说“花果山的稿件,从来是偏于叙述,少发议论。纵然有时带点商量的意味,却也不是斗争的……《花果山》的滋味,甜,酸,苦都不妨有,可是我们不愿有那刺激性的辣”(《与读者再说“花果山”》,1935年11月2日),这与他一生秉持的副刊的“趣味主义原则”保持了一致。
但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1938年1月编《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时,恨水先生却发出一种类似雷霆般的“呐喊”之声。在《敬告读者“这一关”》发刊词里,他说:“这呐喊的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决不许有些消极意味……”,他希望“作文章,必须写抗战有关的”,“殊不能纳闲适之作”。即便写诗,也要从“采菊东篱下”改为“大雪满弓刀”。在日寇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他一点也不含糊。
恨水先生一生为文,创作量巨大。仅小说散文就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山窗小品》等一百多部。读他的小说,能知晓他非凡的文学创造力;读他的散文,能了解他洋溢的才华……他的书信却或与别的作家不大一样,除了与亲朋间一些很少的私密性书信外,更多的信是因编辑工作而写的公开性、半公开性的。但这也足以看出恨水先生真实的生活与情感流露。若说,恨水先生的三千万言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那么他的这些书信,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精彩的内心世界。
蓦然回首,还是翩翩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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