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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兆平
一
伊藤博文作为日本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维新最主要的元老之一，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在明治维新之后，他曾经四次组阁，是日本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他担任总理大臣期间，曾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首任韩国统监（总监）。1907年，更是迫使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大韩帝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但恰恰因为他的野心勃勃和文治武略，令他1909年10月26日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车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大韩民族英雄安重根当场击毙。
而在当天他走下火车专列时第一个迎接他和他握手的却是一位中国官员，即当地政府的最高官员：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的施肇基。这样一件发生在中国地盘的震惊世界的惊天大案，却并没有造成日本国对中国的强烈抗议和交涉，完全得益于施肇基高明巧妙的应对处理，可谓中国外交史上少有的经典案例。以至在施肇基晚年回忆自己生平时，认为他在滨江关道任上值得一说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处理过程。
1927年，胡适在华盛顿第一次劝一位前辈兼好友写自传时，这位正好五十岁的前辈兼好友对胡适说，写自传还太早。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胡适曾多次向他作了同样的劝告，并主动答应书成为之撰序。但这位胡适敬重的前辈好友竟以“余久久不欲着笔者，良以时方多艰，愧无建树，何必多着痕迹，以取干名搏誉之讥”而迟迟不肯动笔。直至七十岁以后，这位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和外交界曾举足轻重的人物才开始在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傅安明的帮助下，根据他的《自定年谱》为提纲，口述六十年来的一些亲身经历中的趣事轶闻，准备将来“整理成册，于余身后付印，分赠友朋，聊供玩赏，不敢谓为传记也”，惜为时已晚。
据为他作笔录的傅安明说：“施先生开始口述的时候，精力已经渐衰。到一九五四年秋天他大病一场之后，他的记忆力更衰退了，他的脑力已抓不住较大的题目了。”所以，这部自述的记录只从施先生的儿童时期起，到1914年他三十七岁时第一次出任驻英国全权公使时为止。仅为世上留下了目前这本薄薄因而显得更加宝贵的一手史料《施肇基早年回忆录》。
这位施先生就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曾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首位驻美大使，苏州吴江人施肇基（植之）先生。
二
苏州吴江南部有个古镇叫震泽镇，在宋绍兴年间就已经设镇，地处太湖之滨（震泽即太湖的古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历史上手工业、蚕桑、稻米等种植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都很发达，盛产稻米丝茶，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鱼米富庶之乡。
1877年4月10日（清光绪三年），一个名叫施肇基的孩子出生在苏州吴江震泽镇一个富裕的丝商之家。他五岁即入乡塾读书。入塾之日，家人以麦糖裹以红布，置于方凳上，命他坐其上，然后把他连人带凳抬入乡塾。乡俗以麦糖性粘固，取其为学有恒勤而不松懈之意。母亲将他送入塾中时，当着儿子的面跟塾师说：“吾儿如不听教，可鞭挞之，虽伤吾无怨言也。”
他受家庭和时风的影响，不满小地方的闭塞，向往着自己能早日离开乡镇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1886年他才十岁的时候，在其早年赴沪就学于圣约翰书院及电报局学堂学习英文，兼研时务的二兄省之的介绍和帮助下，离开了温馨然而闭塞的乡镇，进入了南京妙香庵的江宁府立同文馆。在那里，他除了学习国学，还兼修法语和英语两种外文。
1888年，他进入上海入学圣约翰书院。院长为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先生。他在那里读了三年，用他的话说“卜先生对余督教甚严，爱护甚殷，受教三年，得益滋多”。
这三年的读书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施肇基最深的印象是，那时的学校教育，除了学习华文、数学、英文、历史和生理学外，着重传道，即注重品德和人格的培养。这一点让他终身受用。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杨子通（名儒）奉派为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施肇基以翻译学生作为杨的随员，同年8月底抵美，其时他才十六岁。
当时驻美钦差兼驻西班牙及秘鲁两国，（“日”为日斯巴尼亚（Espana）之简称，系指西班牙，而非指日本。当时官方约定西班牙都译作此名。）就是说钦差驻美大臣当时要兼管美日秘三国外交事务。
施肇基作为翻译学生，一方面在华盛顿市立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求学。每天早晨八点半入学上课，下午二时回馆。每天任务为翻译时事新闻百余字，及陪同杨钦差及其夫人于拜客赴宴时担任传译之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儒奉调驻俄公使，伍廷芳继任为驻美日秘钦差大臣公使，施肇基则留任为随员。是年夏天他在中心学校毕业后，考上了景色秀丽的绮色佳城的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因没有办法再兼职业，到开学之时，他只好向伍大臣公使辞职赴康大读书。
施肇基因成绩优秀，当时有好几所大学名校可选入读，他选康奈尔大学主要是因为当时该校怀德校长（Andrew D. White）主张信教自由，学校内无教堂，又主张选科制，减少必修课程，学术空气浓厚，思想非常新颖，且读书费用较省。
在康奈尔大学文学院读书期间，对他的教益最大的有两位老师：历史教授斯迪芬斯及英文教授哈德。
斯迪芬斯教授欧洲近代史，授课之余，多有启迪。专业以外，常常鼓励学生要为通才之学，研究人类心理学，讲求用人之道。斯教授曾经问施：“来美求学，有何志愿？”施学生回答：“中国积弱，受人欺凌，愿以所学，为国家收回权利，雪耻图强。”教授很是赞许。曾对他说：纵观世界上能成事者，全赖合作以成，群策群力，最为重要。还为肇基写信，介绍他去各大学访问著名教授学者，多次告诫他不要专读死书，而要着力于分析应用。有一条经验，施肇基至老都认为是至理，就是这位教授多次对他强调的：研习历史，应着眼于其强弱盛衰之迹，及其所以致强避弱之道，不必专记年代。
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到两年时，他的老长官杨儒在驻俄公使期间因译员陆徵祥生病需要休养无法履职而向施肇基发出书面函，邀请他赴俄相助，并派赴海牙出席“弭兵会议”。
在俄京圣彼得堡及海牙一年中，他帮助杨大臣公使担任翻译及协助馆中事务，极为繁忙。但他返美续学之心愈切，一年后，他提出辞职，但杨公使因馆中事务繁多，人手紧缺，肇基又是年轻熟悉业务，十分派用场，坚决不放他走，直弄到不欢而散的地步。几乎伤了感情，才离俄返美，重回康校继续学业。
第二年在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斯迪芬斯教授勉励他再读一年，对他说：来美游学的中国学生，往往大学卒业，即匆匆归去，若能再读一二年，多增学历，将来回国不论在学识上、资历上都可以比一般的留学生更优异。肇基听从了斯教授的话，续修一年，于1902年完成文学硕士学位，成为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文学硕士。
这年夏天，他从1893年跟随杨钦差大臣公使出使美国后第一次回到离开了九年的祖国。
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春天，施肇基从美国返国，先至汉口去看他的兄长诚之。他的哥哥当时任汉口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局长，在社会上与各界交往很广，上层关系也比较密切。正好当时观念比较开放的湖北巡抚端方四处罗致新政人才，他哥哥跟端方很熟悉，就介绍他去谒见拜访。一见之下，竟然“畅谈甚欢”。然巡抚大人政务繁忙，尽管见面一谈就喜欢上了这个刚留美归国的青年才俊，也无暇与这个小青年深入交流，就派他留在巡抚衙门担任洋务文案，并兼任西北路中学堂监督。实际上这个学堂尚在筹建，主要是让他多干点实事，也稍增收入。
当年冬季，端方安排湖北省首批鄂籍官费生留洋美国，需要一名熟悉美国情况的人担任带队，正好派施肇基作为领队和留美学生的监督官，于是他就带了几十名湖北籍留学生重新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不久，康奈尔大学施肇基的老师精琪教授就来找他商量，说是他被清政府邀请赴华考察币制，研究改良计划，想请他同行担任翻译。
这样，施肇基就奉政府之派遣于1903年与精琪同行返国抵达北京。精琪在京先后逗留数月之久，在此期间，施肇基陪同他的老师精琪教授分赴各省考察调查实际状况，还分别访谒了各地总督，如岑春煊、张之洞等，并晤见了天津海关道唐少川先生（绍仪）。
施肇基因陪同精琪师得以与那些大员相识交往，也为后来他在外交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再说精琪访晤张之洞时，肇基担任翻译。张是学者官员，他谈论我国币制情形三刻钟，娓娓不倦，其层次如作八股文章，逐条推说。肇基坐在旁边，虽然近视，但不能戴眼镜，不能做笔记，只能扳着手指略记条次内容，等他一口气说完后再传译内容。译完后，坐在一边的张之洞的洋务顾问辜鸿铭评论说，施肇基的译辞详确，毫无遗漏，比他本人所记还多。
精琪返美后，施肇基又奉命带领第二批鄂籍官费生再游北美。这一次留学生中有端方公子，还有自费加入赴美留学、日后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的顾少川君（维钧）。
施肇基将第二批留美学生在美安置好后，很快回到武昌述职。原本应该向端方述职的，但端方不久前调补湖南巡抚，移驻长沙，而张之洞宫保正好回任湖广总督原任，施就只好到督署向张总督述职。与南皮晤谈后，被留在督署担任洋务文案。
大约在总督府当了一年幕府秘书，正遇上军机大臣徐世昌奉派参加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行，因为施肇基陪同精琪访华考察时给徐留下的印象十分好，没有预先征求肇基的意见，就电邀他作为助理同行。
1905年夏秋之季，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避免被动，做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姿态，打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专门派出了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大臣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结果考察之行，以吴樾在北京前门车站掷一颗炸弹，绍英等受伤而中断。徐世昌因任军机大臣兼任巡警部尚书而留京无法出洋考察。第二次重组考察大臣为载泽、端方、戴鸿慈和新加入的布政使尚其亨和刚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的李盛铎。五位大臣各带大批随员分两路先后于第二年初从上海出发。
端方和戴鸿慈作为一路先行出发，有四翰林随行，即熊希龄、邓邦述、关冕钧及长沙知府刘某，都是一时名流。施肇基作为端方的助理一路随行。考察途中，端方精力饱满，兴趣广泛，酬应游览，都很喜爱。其间遍访欧美各国，拜客览胜，日夜不倦，收获极丰，一路收集有关各国宪政的书籍资料，满载而归。
到北京后，他处理完自己在京的一些事务就去谒见唐绍仪，唐一见他来，就对他说“肇基呵，我等你久矣！ 现在京汉铁路总办无人，须得一兼通英、法文者接手才能胜任，希望你来接此任吧”。肇基惊讶之余，对这位器重他的老前辈说：“自己法文仅简单应付，而且管理铁路责任甚重，又无这方面的经验，断难胜任。”实际上，当时施肇基正准备入职外务部，无意参与铁路之事。但毕竟是老前辈，又是姻亲长辈，此任对他来讲是知遇之任，又一再鼓励他上任勿虑。情不可却，他就勉强答应下来。
四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任不久，滨江关道因事被朝廷革职，而这个职位权重事繁，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担此重任，就想到只有请年轻有为的施肇基来担任此职。而此前调任奉天巡抚的恩师唐少仪也力促他上任，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集经济和军政大权于一手的职务：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
因为有了几年前汉口关道的经验，并不怕交涉事务的繁杂繁难，倒是对于税收方面的陋规弊端十分清楚，所以在上任之前就与徐总督当面陈说明白，必须赞同和允许他将陋规（潜规则）革除，他才肯去就任。徐总督宦海沉浮几十年，官场经验十分丰富，哪能不知其中关节，虽然在口头上赞成和鼓励他的想法，表态支持他，但以为真正改革是很难的。
上任之始，施肇基先从内部厘金方面进行改革，傅家甸附近有一厘卡，税收甚多，原来收据采取的是每月用一字号，如正月份以“天”字起号，二月份就用“地”字起号，不相衔接。两月之间，抽出若干号数，瞒报上级，留关中饱，很难查核。从他上任起，就采取所有收据都以号数衔接，款数一致，就绝断了中饱之弊。
另外，哈尔滨的治安问题也很突出，抢劫案非常多。当时道署就在傅家甸，吉林交涉局在道内（铁道以内区域谓之道内），施肇基就住在交涉局内。东北士兵骑术都不错，就是兵器太差。施肇基就购买了一批新式“来福”手枪装备士兵，请来外国军官教以射击技能，很快就大大加强了战斗力。按东三省法律，盗匪若以军械绑人或抢劫，官方抓获，可以就地正法。这样，施肇基就用这支队伍先后“正法”了百余盗匪，才使得当地秩序稍稍安定。
美国驻哈尔滨领事见施道台的兵士很精干，就请求派兵保护领事馆，施就派了两个卫兵去，服装枪械由道署配备，薪饷则由美领支给。原来，哈尔滨只有美、俄、日、法四国设有领事馆，治安环境改变后，英国和德国也在那里设了领事馆，并且都请施道台派兵保护。
由于施道台不仅将老大难的治安问题给予解决，而且把政商各方面的事务办得公正合理，深受各国领事的敬重。英国驻哈尔滨领事曾警告各国同僚说：“此间交涉事项宜多迁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离任，其规矩办法必皆随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时之中国官吏不能行其法也。”因为他出使过美、俄、英等国多年，对于国际各法皆有所知，所以各国领事们更愿意与之打交道。
施肇基在晚年回忆此段经历，认为自己最值得一说的是在滨江道台任上拍板办理的两件要案：伊藤博文被刺案和张勋士兵正法案。这里只讲第一案。
事情发生在清朝末的1909年。那年夏天，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到东三省考察铁道回国后，美国外交部立即发表了东省铁路中立计划。这个消息一出，俄、日两国非常担忧焦急，力谋抵制办法，于是，俄国派出财政大臣，日本派出伊藤博文会于哈尔滨，商议对策。这就是当时各国在东北争夺铁路控制权的背景。
施肇基知悉伊藤博文到站日期时间（10月26日），并摸清其专车停驻位置后，即派一排卫队前往迎接。同时，东清铁路也派了两排卫队仪仗及军乐队由俄领事率领到站迎候。因为施道台预先知道伊藤下车位置，故中国仪仗队所立位置比俄人仪仗队更近。专列停稳后，伊藤下车，与上前迎接的施道台握手寒暄后，即陪同检阅中国军人仪仗队。走过中国仪仗队后，即与俄国财政大臣及领事等周旋，然后在军乐声中检阅俄人仪仗队。就在伊藤检阅俄队时，有一个高丽人（韩国人）在俄兵两排之间，日、俄欢迎人群中突然走出，以枪击伊藤，连放数弹，直至伊藤之头垂到旁立之俄国财政大臣手臂时始止。旋又以枪中余弹向伊藤身旁的日本领事等人射击，领事手臂受伤。这个刺客就是永垂史册的高丽（韩国）义士安重根。
此事发生于中国哈尔滨，作为熟悉国际事务的当地最高长官，施肇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定是惊动国际的大事件。立刻派人到傅家甸电报局（哈市唯一之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收不发，违者严惩。同时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类的道歉之语，以免给日本人以口实。
但刺客被俄人捕去，施肇基没有办法亲自审问刺客口供。但他各处设法，调查真相，很快就通过关系搞到了刺客口供。其中承认对于此事筹划多时。并说：“高丽亡于伊藤之手（伊藤曾任驻高丽总督），必置伊藤于死地，以复国仇。”又有交代：“原拟于车到哈尔滨之前轨道转弯处车行缓慢时，登车击之。但因一则不知伊藤专车列于何节，二则车在中国地段，恐累中国官吏，乃改在站台俄国队伍中乘间击之。”施道台查明此口供确实无误，连夜撰一报告电达外务部，并代外务部撰英文通讯一篇，备外务部交《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直到此通讯在北京刊出后，他才下令解除了傅家甸电报局“扣电”之禁令。那里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才纷纷发出。因为此次中国官方之报道为此案所有报道最早，对于刺客口供记述甚详，各国报纸争先转载。日方查其口供系属真实无误，对此报道无可辩驳，没有对中方提出任何抗议。
一件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就这样在施肇基的手中化险为夷，处理得漂亮极了。
1910年初，施肇基被朝廷调入外务部任右丞。
那年年底，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治疫大臣。他是东三省那场爆发的死亡了数万人的“黑死病”肺鼠疫的治疫最高长官，并向朝廷力荐伍连德为治疫医疗组的组长，担任抗疫治疫的前线总指挥，以及由十二个国家的医学细菌学专家参会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会议主席，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取得这场抗疫治疫战役的胜利。
就在那一年，统治了三百年的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中国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统治的政治制度。
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施肇基特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1929年调任驻英国全权公使，在任三年。
1932年调任驻美全权公使。1935年使馆升格，政府特任为驻美全权大使。
1937年5月辞任返国，6月初到沪。1937年至1940年隐居上海。中日战起，任国际救济会主任。创办上海防痨协会及附设医院，任董事长。
1945年6月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国际组织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
施肇基夫妇生有二子四女。长公子思明在英国习医科，学成后到美国，受聘为联合国秘书厅医官。次公子棣生在美国某商务公司任事。长女公子蕴珍曾将《芥子园画传》译成英文，并作了一篇很长的介绍中国绘画哲学背景的论著，于1956年在美国出版。这部论著单独印成一册，与《芥子园画传》的译本两巨册合成一函，统称《画道》。
1950年施肇基退休后即在华盛顿留居养老，直至1958年1月4日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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