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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5年01月08日 星期三

    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

    ——浅谈祖父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1月08日   26 版)

      ■钱婉约

      作为后人来讲述我祖父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这是第一次。我想,我首先也是一个普通读者,我的钱穆阅读从1980年开始,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1981年上大学,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我的“读钱”起步虽然比较早,但谈不上深与广。希望今天的讲座,能为大家提供一个亲人眼中、读者眼中的分享视角。

      一生播迁:“四个十八年”

      祖父十二岁失去父亲,三十出头遭遇妻子和新生儿疫亡,随之兄长病逝。四十出头经历了抗战忧患、内迁动荡,晚年又孤身远走港台,直到归葬太湖之滨。他的一生,随着晚清以来的社会动荡,经历了家国命运的颠沛播迁。但时代沉浮中,他始终坚守着读书、教书、写书的书生本色,真是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界。

      回望他一生96年漫长的生命,教书生涯长达72年之久。这72年,我曾反复凝视、体悟,发现正好约略可分成“四个十八年”。

      第一个十八年,是1912年到1930年,18到36岁的他,在家乡无锡做了十年小学老师,随后八年,在无锡、厦门集美和苏州做了八年中学老师。基层基础教育的经历,使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国情民风,抱有深厚的认知、情感和抱负。

      第二个十八年,是1930年到1948年,36岁到54岁。他因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被顾颉刚先生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继而在北大、清华,以及短暂地在西南联大,后来在成都、昆明、无锡等公立、私立大学任教。这十八年,是他距离民国教育学术中心最近的时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问世,是最能体现他将深广的旧学功夫和新锐的新学方法相结合,形成独步时人的学问特色的重要时期。

      第三个十八年,是1949年到1966年,55岁到72岁。他移居香港,在殖民文化气息浓厚的环境下,为了中国青年能够接受本民族文化教育,艰难创办新亚书院并自任院长,从经济筹募到课程设置到精神坚守,新亚十八年,养成宋明书院讲习风气,培养沟通东西文化人才,使新亚书院成为如今香港中文大学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组成学院之一。他最为人知和乐读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国史新论》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出版的。

      第四个十八年,是1967到1986年,73岁到92岁,本是颐养天年的高龄,他却再一次播迁,到台湾开出新的生面,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以外,他倾心梳理朱熹学术,完成《朱子新学案》巨著。还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博士班导师,在自己的寓所——素书楼的客厅中讲课,直到92岁的“最后一课”。在最后一课上,他谆谆告诫、深情寄语台岛内外、包括远从海外赶来的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结束了台湾十八年也是一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生涯。

      我曾经写过《钱穆宾四先生研究概述》《远方的山:我记忆中的祖父》(曾为台湾《联合报·副刊》《中华读书报》《新华文摘》《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刊载)、《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读钱穆致徐复观书简》《祖父教我读经典》等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参阅为感。

      两次转向:重温旧书学以致用

      祖父7岁入私塾,10岁入新式学堂——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无锡是江南富庶之地,离苏州、上海很近,当时的小学里也聚集着一些新派的、有见识的老师。比如体操老师钱伯圭,就曾拉着他手说:“闻汝能读《三国演义》,此等书可勿再读。”因为此书一开始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你看人家欧洲英法等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也不再乱,我们此后正应该向他们学习。祖父在回忆录《师友杂忆》中说:“伯圭师此数语常在心中”,后来自己一辈子的学问探究,就都是在考虑中国历史的真相、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探究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在这条学问探究的路上,他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

      十年小学教读,他完成了第一个学问转向,也确立了此后一生学问追求的方向。当时他的知识渴求和思想视野,远远超出了乡间小学教师的日常,他热心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也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等期刊上发表自己参与新文化建设、讨论新旧东西文化关系的文章。他晚年自述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这个转向的意义,使得他与众多热烈倾向于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国青年有区别,走上一条与时代大潮背道而行之路,独立而坚定地做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者与弘扬者。

      第二个转向发生在抗战后期,从主要在学院之内从事考据学和史学研究,转向面向社会关切的文化学通论和学术史学术人物的研究。《中国文化史导论》和一系列社会讲座,可以看作这一转向的标志。他在书中的自序说“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通经致用、回应时代问题,鉴古知今、瞻望未来动向,这种为学旨趣,早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已见端倪。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当体认历史文化中蕴含着自己民族发展前进的内在生命力,当怀有“温情与敬意”,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凝聚人心,找到通向未来之路。1950年的《文化学大义》,是继导论之后的理论性概述,可惜未引起学术界甚至钱穆研究者的重视。

      此后,他默默自处于学术界的边缘,苦心孤诣,坚毅卓绝,坚持探讨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完整性、发展性,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基本精神,并及中西文化之异同比较。

      天资与勤奋、视野与方法

      讲两个祖父年轻时候的读书故事。“元日读孟”:武昌起义后,他高中没有读完就开始在乡间做小学教师。因无缘再继续学业或升读大学,就只有发奋读书自学。想到自己《四书》才粗猎《孟子》前一小半,就在民国元年的元旦,把自己关在他兄长创办的又新小学里,闭门读《孟子》,他从小学起读书,过目三遍即能背诵。因此,规定自己上午读《梁惠王上》,到能背诵才出来吃午饭,下午再闭门读《梁惠王下》直到能背下来,如此七天,把《孟子》七篇上下全部背完了。如此念完四书,再及《五经》《史记》;又见北京大学文科考试题中有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随即找来自学,深受获益。如此这般的读书强度和迅猛进步,不能不说天资聪慧确有过人之处。

      “百元书券”:1918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论语文解》。他回忆说,当时商务印书馆不付稿费,只说可以给作者100本样书。他想100本都是自己的书并没意义,就请求换成100元的购书券。这100元大概相当于他当时工资的四倍,“余遂于经史子集四部中,择余所缺者陆续购买,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后来,他与商务印书馆结下很深因缘,早年很多书都是在商务出版的。

      说到视野与方法,他对于文化新动向、学术新方法是有敏锐的关注和兼收并蓄的。他刚做小学老师时,从留日归来的同事书架上,看到日人研究《论语》的著作,甚感新异,感到与传统宋学义理、清代考据学都不一样,对于《论语》成书情况的考订,对于孔子生平及思想的厘定阐释,这些具有近代实证方法和意义的研究,给他启发很大。这是他日后做《论语要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非常重要的学问视野和方法手段。

      最后,用一副春联作结吧。祖父到台湾后,每年岁末自撰自书春联,抒发人生境况与感悟。其1983年的春联是“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愠在我心”,世运晦明有更替,名山著书待知音。

      (选自“首图讲坛”:“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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