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谈枕边书

    主持：宋庄

    能分阶段谈谈您的阅读吗？

    王干：我的阅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我广泛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诗词。我甚至曾经想考唐宋诗词的研究生。后来因为搞创作又阅读大量外国小说，尤其是那些当时流行且被文坛看好的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就放弃了考研的打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阅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评论的作品，尤其是别林斯基。我特别崇拜别林斯基，因为他与一般的评论家不同，他能在宏观上整体把握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我成了评论家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我阅读了大量当代作家的小说，这也成为我的工作。将阅读当作工作，有时很有趣，但有时也会感到烦恼。从《钟山》到《中华文学选刊》，再到《小说选刊》，我感觉到阅读的乐趣越来越少，所以我又重新投入到《红楼梦》的阅读中。我觉得我的阅读历程是从古代文学到外国文学，再到现当代文学，最近又回到了古代文学，这大概是我阅读的一个历程。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和哪些名师有交集？他们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干：在我的人生中，有两位非教师身份的人对我影响深远。第一位是汪曾祺。他的作品我几乎全部阅读过，他的语言方式、生活方式、世界观以及对美食的热爱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可以说汪先生的文和人成为塑造了我文学和人生的重要榜样。第二位是王蒙先生。他是一位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曾任文化部长，他还是“少共”。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深邃的思想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期间，我们进行了长达10次的深入对话，这10次对话让我终身受益。我们讨论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以及文学的艺术问题。我没有机会读王蒙先生的博士生，王蒙先生也并没有以老师的身份教导我，但是十次对话就相当于比博士还博士的教导。关键在于王蒙先生给了我平等对话的机会，而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居高临下的教导，他激发了我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王蒙、汪曾祺两位先生都非常有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高山与流水的潜对话》，描述了王蒙先生热情如火的性格，汪曾祺先生则是如水般流畅的智慧。他们一个处于文化中心，一个处于边缘，但都从不同角度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滋养。《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在阅读我的文章后对我说，这是你的文章吗？ 我的为人风格活泼外向，生活中更像王蒙先生那样诙谐、外向、善于交往，但文章则是老僧入定那样。两位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我写了一本《论王蒙》，同时也写了一本《汪曾祺十二讲》，我始终能感觉到他们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精神始终在我的身体中，在我笔下流淌。而且他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理念更像一种复调让我的人生更丰富，就说我有火的一面，也有平淡如水的一面。能遇到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我感到非常荣幸。汪先生已经去世，但我与王蒙先生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每隔几年就会对话一次，我们都在学习，都在与时俱进。过去三十多年了，仍能像过去一样对话，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岁月流逝，我们都已经老去，但这种对话和精神上的交流仍然持续着，这让我感到非常珍贵。

    您的藏书有何特点，平时怎样整理书架？

    王干：我特别爱书。我结婚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家庭购买家具时注重实用性。我专门打造了一个特别的书柜，这成为我婚房里的唯一亮点。因为在当时，无论是高邮县城还是兴化婚房，这样的书柜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书柜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我从南京搬到北京时把那个书橱送给别人了。这个事情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

    离开南京时，我带不走很多书，因为北京的房子小，搬运也困难。我把诗歌一类的书送给了诗人朋友，把小说部分送给了写小说的朋友，写评论的朋友则收到了评论集。有一天，有个朋友的朋友对我说，她想要我的书柜。问我是否可以给她，我就让她用板车拉走了，据说一直珍藏着。平常我不怎么整理书柜，因为我的书已经几乎是满的，不怎么需要处理。我会定期清理一部分不太需要的书，送给需要的人。我送出去的书最多的地方在泰州，我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王干书屋，这些年来，出版社送我的书都放在那里，当然也有一些是我在其他方面得到的。

    您有枕边书吗？

    王干：我的枕边书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年轻时，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它们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书籍。而现在我特别钟爱两类书籍：围棋书籍和《红楼梦》。对于围棋书籍，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围棋是一种智力体操，它博大精深，能够锻炼思维。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整版发表过关于围棋文化的文章。我一直对围棋抱有浓厚的兴趣。围棋是一种智力的无底洞，无论你投入多少智力，都不会觉得自己的智力够用。它是一种无论新旧都能给予你挑战的智力游戏。如果围棋像宇宙星空那样浩渺神奇，《红楼梦》就像大海一样深邃，你的智力投入其中，就像投入大海一样，可能一年到头也只能拾得一点点贝壳。《红楼梦》是一个感性的世界，而围棋则是特别理性的。这两类，一本是感性的极致，一本是理性的极致。我有时候睡不着觉就会翻阅它们。无论是围棋的策略还是《红楼梦》的情节，都能让我在夜晚找到安宁。

    如果给读者推荐阅读书目，您愿意推荐哪些？

    王干：我认为推荐书籍应该根据不同读者的需求和文化背景来进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推荐书单。因此，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里给出一个固定的书单，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适合无差别阅读的经典之作。

    能分享一下您的读书方法吗？

    王干：我读书很杂，文学之外，围棋，菜单，野史，小人物的日记，都喜欢。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当我遇到一个话题时，我会深入探究下去，会找到关于某个知识点的全部知识，将它们归纳、总结，并找出它们的特点。

    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干：汪曾祺的作品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我觉得这些作品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研究汪曾祺时，实际上是将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融入了我的写作中，尽管只是一小部分，但这在当时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同时，我也喜欢看一些中国古典作品，比如《孙子兵法》，比如《搜神记》，在写《人间食单》的时候还读了不少笔记小说。有时，我也会涉猎唐诗宋词。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我的文学素养，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深度。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王干：我还未曾想过这个问题。但如果要说有哪位历史人物我特别想见，那一定是郭沫若。他的人生极为丰富和复杂，我认为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物，超过茅盾、老舍、巴金，超过沈从文、周作人。他的才华横溢，成就出众，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贬损他的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喜欢他的人把他抬得很高。郭沫若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有时他的行为让人难以捉摸，有时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此，我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了解他是如何将这些复杂元素融合于一身，以及他是如何在他的时代中留下深刻印记的。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王干：前面已经有两本了，一本围棋书，一本《红楼梦》，如果再让我选会是老子、庄子的书。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王干：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实际上，我和一些作家朋友也有聚会。比如说，汪曾祺生前，我就吃过他做的菜，而现在，我与王蒙先生、刘恒、余华等朋友也经常见面，我们可以分享许多故事。记得2004年冬天我在北京装修好房子后，举办了一个小型家庭宴会，邀请了王蒙、余华、刘恒等，为我“暖灶”。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样的聚会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但每年我们还是会尽量聚一次，比如元旦前后还与王蒙先生和谢冕先生分别聚会，会邀请其他一些朋友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