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撰稿人和他的1924

    ■王玥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于1894年出生在奥匈帝国边陲的加利西亚地区。尽管创作生涯仅有二十年，且常年栖身于酒店，居无定所，他却在咖啡馆和小酒馆的喧嚣和波希米亚式的漂泊中，写下上千篇报刊文章和二十余部小说（包括未完成的中长篇）。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评价他是“二十世纪最值得敬爱、最激荡人心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约伯记》和《拉德茨基进行曲》早已成为描述小人物家族故事与大时代社会变迁的经典之作。随着“罗特小说集”的问世，他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与日攀升，不断收获德语文学圈外人的青睐。

    尽管在后世以小说家闻名，但为报刊撰稿才是罗特毕生的事业。他曾写道：“所有其他工作都无法让我满意，因此我成了撰稿人。”

    报刊写作的“天职”

    二十世纪上半叶，报纸、杂志是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内容涵盖文化、政治、社会思潮。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德国有近四千种报刊，几乎各界名人都参与撰稿。紧扣时代的内容和低廉的价格，使报刊不仅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也在无形中塑造了公共舆论和时代精神。

    罗特的撰稿人身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范意义。他一战期间应征入伍，成为军队新闻处记者，战后在维也纳开始为报纸撰稿。1920年，因经济困窘，他离开维也纳，前往“出版之城”柏林。在经历短暂的波折后，他首先与《新柏林报》合作，并相继受邀为《前进报》《布拉格日报》和《法兰克福报》等多家知名报刊供稿。罗特开启了向明星记者的晋级之路，并曾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走访欧洲多国，发表了一批兼具文学审美与社会批判的旅行报道。1933年纳粹上台，罗特流亡巴黎，德国报刊从此再无他的文字。他仍为德国流亡报刊、巴黎当地报刊和奥地利报刊撰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罗特的文章多见于文艺副刊（Feuilleton）版面，一个当时被批评者称为“嘲弄者和论战家的地盘”。他从不轻视副刊的重要性：“对报纸而言，文艺副刊同时政内容的份量相当，对读者而言甚至更为重要。”在他看来，“描绘时代面貌”就是为副刊撰稿的“天职”。副刊写作也是他融入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罗特没有特定的党派倾向，左翼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派甚至右翼报刊都刊登过他的文章。他坚持人文主义立场，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把工业化、一战、帝制解体、纳粹扩张、犹太人的漂泊生活，刻进他的写作。他的文章以独特的审美和社会价值回应时代的动荡，并常与其小说创作产生共振。

    1924之于撰稿人罗特

    随着更多原始文献的重现，1924年在罗特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这一年，他的报刊文章发表数量远超其他年份。根据约瑟夫·罗特协会的最新研究成果，1924年罗特共发表文章269篇，其中188篇为初版，81篇为重印，分布于16家报纸和杂志。这种高曝光度奠定了他明星撰稿人的身份。

    这一年，罗特与德语顶级报刊《法兰克福报》的合作关系迅速升温。他从1923年开始在这里发文，起初并非固定撰稿人。翌年，他在该报的发文量激增至79篇，迅速跻身全国高薪记者行列。罗特察觉，明确的政治立场在此不受欢迎，于是转而聚焦柏林的都市生活与文化活动。彼时的德国正从通货膨胀中复苏，进入“黄金二十年代”，城市的娱乐生活和大众文化为作家提供了不尽素材。如其所言：“我只是个（城市）漫步者，何必操心世界历史的悲剧呢……局部的渺小比整体的宏大更让我印象深刻。”

    然而，罗特并非纯粹的都市播报员，而是以庸常话题为载体，传达尖锐的社会批判。除了撰写看似轻松的城市专题报道，他还尝试靠近模糊的社会政治理想，并最终决定远离。

    这一年，他在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报刊上发文量最高，多以时政问题为背景。由于犹太身份及成长经历，罗特对民族主义蕴含的暴力极为敏感。因此，他特别关注反犹现象和右翼激进分子的反民主情绪。此外，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对投机者的愤怒以及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也常付诸笔端。

    罗特早年将社会主义视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与冷漠的对策，认为社会主义通过情感纽带促进人类休戚与共。尽管他为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供稿，并在一些文章后署名“红色的约瑟夫”，但没有更多证据表明他信仰哪一个政党。正如拉尼茨基所言：“他不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决定他道路的是情感，而非思想和纲领。”

    于罗特而言，社会主义是对抗现实的一个理想愿景。即使他在1924年之后渐渐远离社民党报刊，也不代表他彻底放弃政治理想。他的共同体情感和人道精神，借由对小人物艰辛生活的感同身受，一如既往地散发光芒。罗特曾言自己“是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放弃声援穷人”。他用一生的创作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1924与小说家罗特

    作为职业生涯的转折年，1924年见证了罗特从报业新人到明星记者的质变，以及他将社会政治理想寓于文学审美的努力。当我们回顾作为小说家的罗特，1924年依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

    尽管在192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蛛网》已在奥地利报纸连载，但当时反响平平。而1924年，他的《萨沃伊饭店》和《造反》相继在《法兰克福报》和《前进报》连载，迅速引发关注。初尝成功使作家信心大增，这一年成为他个人职业发展愿望的重要分水岭：比起撰稿人，他更想做个小说家了。1925年，他写信给报社负责人：“我已受够了为报纸写稿，我要去巴黎写小说。”

    撰稿人经验令他对小说家这个新身份驾轻就熟，此外，写小说于他还有更为深层的动机。首先，为报刊撰稿导致他一度陷入对文学创作的认知危机。当他的文章得不到共鸣，他质疑读者不成熟，却又坚持艺术不应为精英而作。其次，报刊写作的庞大数量和多样渠道固然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但另一方面，快速的小型文体写作的读者是万千大众，在政治志趣和价值认同方面，必然众口难调。加之常年旅居酒店，因酗酒和慷慨，他赚的钱永远不够花，而写小说也意味着更多稿酬。

    不过，这位以小说家身份被后世铭记的魏玛共和国明星记者，从未彻底告别撰稿人身份。幸有与时而进的文献发掘和整理工作，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两战之间，还是在流亡岁月，乃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特始终没有放弃以小形式文体传递警醒之言和希望之光。百年后的今天，回望1924年，这无疑是约瑟夫·罗特的丰收之年、转折之年、关键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