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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泽
普法战争结束不久，来自洛林地区的两兄弟安德烈与朱利安悄然踏上赴法寻亲之路。此间的一段路程是从塞特港出发，借道米迪运河前往波尔多地区。途中，他们追溯米迪运河的历史，了解米迪运河设计者皮埃尔-保罗·里凯的传奇人生。以上情节来自1877年出版的法文小说《两少年周游法国记》（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这部小说以游记的叙事方式展现法国的地理人文与风俗人情，同时传达了积极向上的法兰西民族精神，于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曾作为教科书广为使用，在引导法国民众树立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的作品会专辟章节来讲述米迪运河的故事，足可见米迪运河之于法兰西的特殊意义。
查阅法国地图可以看到，米迪运河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一端通往地中海港口城市塞特港的托潟湖，另一端直抵图卢兹加龙河附近，而加龙河的出海口则是大西洋比开湾。由此，借助米迪运河，地中海和大西洋得以连通，来往船只就不必绕行至直布罗陀海峡。要知道，使地中海直通大西洋可是罗马帝国时期就曾提出的构想，然因技术与财力等客观条件所限一直未曾落实。1667年前后，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米迪运河修建工程得以拉开序幕，历时十余年终于首次通航。这条“皇家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颇有传承遗业、再创罗马帝国辉煌的政治意味。伏尔泰还曾将米迪运河称为路易十四王朝“最伟大的纪念碑（le monument le plus glorieux）”。
相比于米迪运河与生俱来但早已消散于历史云烟的政治光环，蕴含于运河修建过程之中的技术素养与人文品格则超越了时间的考验，能够更加深刻地诠释米迪运河这座“纪念碑”的独特魅力。米迪运河绵延240公里，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条长距离运河，所经之处，地势极为复杂。其中有一段约51.5公里的路程，河道循势而上，至63米的海拔高度后又全程下行，前后落差高达189米。为克服这天然的地理阻隔，人们沿途累计修建了328座工事。其中，除了运河上常见的船闸（共计103座）之外，还包括欧洲历史上第一条运河隧道以及世界范围内首座运河蓄水池。这些极具创造性的运河工事历经数百年沧桑，早已成为法兰西民族集体智慧的实体象征。米迪运河之所以在其建成200余年后依然作为法兰西国民教育读物着重书写的对象，同其承载的本土先辈克服天险、重塑地貌的深厚民族记忆不无关系，这同样也是人类土木工程革命史中的一段宝贵记忆。
作为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土木工程之一，米迪运河于1996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联合国首次将运河纳入人类遗产保护体系，可谓史无前例。这不仅仅意味着对米迪运河工程奇迹的肯定，更表明了从全人类的立场保护与传承国别运河遗产的积极姿态。值得注意的是，米迪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是因为技术层面的成就，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见证了欧洲史上航运经济的勃兴，这是米迪运河民族记忆的另一重要构成。
运河的存在本质在于连通，以运河为纽带，地理相连，进而带动经济流通。同时，运河之间往往也互联互通，进而形成流通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广的经济命脉。历史上，继米迪运河之后，法国当地又在周边陆续修建了交界运河（1690）、布里耶纳运河（1765）、博凯尔运河（1773）与加龙运河（1838）等。一个以米迪运河为主动脉的水路网络蔚然成型，并逐渐发展成为法国南部地区经济繁荣的交通保障。历史证明，米迪运河的经济联动效应并未止步于此，它甚至带动了欧洲其他国家运河兴修实践与航运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历史上的米迪运河是达官显贵乐于造访之地，其中既有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又有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政客。无形之中，美名远扬的米迪运河也激发着其他西方国家兴修运河的热情，而这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对英国的影响。说起英国历史上第一条具有重要影响的运河，毫无争议应该是1761年开通的布里奇沃特运河。之所以这么讲，不仅是因为该运河通过一个人工河道横越艾威尔河上空，创造了英国工程史上“横卧悬河，复叠舟楫（Vessels o’er vessels, water under water）”的奇观，更为重要的是，布里奇沃特运河在英国航运经济史上拥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据《世界运河辞典》（2021）描述，布里奇沃特运河位置优越，连通诸多航道，如在曼彻斯特市对接罗奇代尔运河，在朗科恩镇东南部与特伦特-默西运河相连，在利兹和利物浦运河相交，同时还通过科恩布鲁克村的船闸连接曼彻斯特通海运河。这一纵横交错的水路网大大削减了当时的运输成本，人们可以更低的价格将煤炭等生产材料运往早期的工业城市，同时能够更为快捷地将加工后的商品物资送至其他主要城镇。布里奇沃特运河的成功在18世纪中叶引发了一场“运河热”，一直延续至19世纪初，在此期间，英国其他城镇乃至欧洲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兴修运河。这一时期同时见证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这当然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国别运河兴修与国际经济联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回溯英国布里奇沃特运河的缘起，便会发现，该运河工程的发起人正是曾于1754年目睹过法国米迪运河风采的弗朗西斯·埃杰顿。至今仍有学者追问，当年参观米迪运河的经历究竟给弗朗西斯留下了什么样的深刻印象，以至于在他成为第三代布里奇沃特公爵后，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英国当地运河的兴修事业中去。了解了英法运河间的这一段历史钩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评价中，会专门提及法国米迪运河在欧洲运河兴修史中的引领性角色及其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米迪运河既是法兰西民族记忆中的核心文化符号，同样也是构筑人类工业革命世界记忆的基石。
如果说法国米迪运河与英国布里奇沃特运河之间的跨时空联动奏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曲，世界范围内运河开发实践的共振则见证着人类文明从隔绝封闭走向开放交融，这同样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段宝贵记忆。据《世界运河辞典》（2021）统计，世界范围内的运河遗产资源非常丰富，除却运河化河流，目前人们关注到的主要运河近千条，大多分布在欧亚美三大洲。通览运河辞典中的条目，不难发现“煤炭”“铁矿石”“石灰岩”“钢铁”“仓库”“工厂”“煤矿”等词汇多次出现，它们指代的都是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生产资料或实体，一起围绕运河织就了一幅幅鲜活的现代经济生活场景。这一辞典话语表征真实地反映出运河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现实作用与经济价值。可以说，人类现代工业文明的缘起与演进同运河的开凿与利用息息相关。如今，我们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运河在内的六大世界遗产运河。国别运河遗产记忆的传承正在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参与的国际实践。从国别到国际，不仅意味着运河遗产保护实践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拓延，其深层诉求更在于对运河遗产民族记忆与世界记忆的梳理与贮存。
地方性运河工事作为各民族的智慧结晶，曾在各自的国土疆域对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可或缺的积极影响。时空轮转，如今，运河在交通运输经济中的整体地位不复以往，但我们仍可看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有的从工业革命主动脉转型成为供游人参观的工业遗产，如本文提到的法国米迪运河与英国的布里奇沃特运河；有的仍旧活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并积极接受着现代化改造，如被称为“世界桥梁”的巴拿马运河为满足体型更为庞大的现代船只的通行需求，启动了高达50亿美元的扩建计划；又如比利时中央运河，在保留传统水力式升船机河段的基础上，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船用电梯，通行船只只需40分钟便可翻越67米高的山丘。无论是功用转型或是工程革新，运河的存在早已超越工具价值层面，而是成为可以真实反映民族生存智慧、精神品格与人类历史过往的活态记忆。
2022年，值《世界遗产公约》颁布50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前置了这样一句话：“世界遗产乃文化韧性之锚，人文精神之本，创新实践之源（World Heritage as a source of resilience, humanity and innovation）。”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谱系中的重要类型，运河遗产应该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点。运河遗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两少年周游法国记》，讲述运河故事、传承运河遗产一直都是塑造国别身份、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而运河之所以能够从国别区域史书写范畴走进国际遗产保护视野，其深层动因恰恰在于当下人们逐渐认识到运河广阔的记忆空间及其价值。挖掘国别运河遗产的民族记忆与世界记忆也将成为深化人类历史认知的一种途径。
（作者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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