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流芳园“夺天工”展与仇英《独乐园图》

    ■刘珊珊 黄晓

    在美国洛杉矶，坐落着一座中式古典园林，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山水花木雅致清幽。这座园林始建于2004年，历经三期工程，目前总面积6公顷，约90余亩，被誉为“中国大陆以外面积最大的中式园林”。这座园林是由洛杉矶当地居民为展示中国艺术之美、体验中国文化而集资建造的。她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流芳园”。

    流芳园隶属于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博物馆和植物园（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Museum,and Botanical Gardens），是北美著名的收藏与科研机构。园中藏有与中国园林相关的古代绘画、图书，栽有数百种中国药用植物。建园二十多年来，流芳园经常举办科研与文化活动，支持各国学者对于中国园林的研究，增进洛杉矶当地居民和各地参观者对于中国园林的认识与喜爱，逐步成为北美中国园林文化最为重要的研究与传播基地之一。

    2024年9月，流芳园举办了以中国园林中的植物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名为“夺天工：中国古代园艺与格物致知”（Growing and Knowing in the Gardens of China），展期到2025年1月6日结束。展览结合书画藏品、艺术装置、图录出版、研讨会和艺术体验等多种形式，对中国园林的植物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和展示，揭示出中国园林植物文化的丰厚意蕴。展品包括24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绘画、古籍等古代艺术品，以及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从多个层面阐释了中国文人与花木之间的关系、中国植物文化的海外传播等内容。

    此次展览是流芳园建园以来最宏大的文化项目，是洛杉矶盖蒂美术馆发起的“艺术与科学碰撞”（PST ART: Art & Science Col⁃lide）大型艺术项目系列展览中的重磅亮点。自2020年起，汉庭顿图书馆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流芳园园长 卜向荣（Phillip Bloom）就向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艺术史家、园林学家和当代艺术家发出邀请，组建策展顾问团队，针对展览主题挑选合适的展品，展开深入的合作研究。历时4年，围绕展览主题举办过4次学术研讨会。笔者作为策展顾问，聚焦展览中的重要作品——明代仇英的《独乐园图》，探讨了中国古代文人园林中药用植物造景的丰富意义。

    1.中国园林的药用植物造景

    仇英《独乐园图》是“夺天工”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细致描绘了宋代名相司马光的私人园林和园居生活。其中“采药圃”一段，展现了司马光在园林中栽种和欣赏药用植物的场景，向我们揭示出似乎已逐渐被遗忘的现象——药用植物的培育曾经是中国园林中独具特色的景观。

    药用植物是园林花木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在中国具有悠久的采集和种植的历史。至少在6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重视植物的药用价值。

    药用植物指医学上用以预防、治疗疾病及具有保健作用的植物。由于中医持有“药食同源”“食药一体”的营养观，园林中的各种植物，如梅、兰、竹、菊、莲、桂等，几乎都具有药用价值。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造园采用以上植物主要是重视其观赏价值或文化寓意。此外，还有一些植物因其特有的药用价值而被选作造景元素，它们往往担负起“仙药”的象征意味，服务于园林主题的构建和园主身份的塑造。

    用于引种、驯化、保存和培育药用植物的场所被称作药圃，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都有营造。中国园林中药圃营造的思想最早出自道教。传说中的昆仑神山和蓬莱仙岛上生长着能使人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神奇植物。这些植物可以用来制作仙药、炼制仙丹，对道教修仙有着实用价值。后来人们转为从深山中采集药用植物，再后来为了修炼的便利，又在园林中培育采自深山的药材。园主营建药圃具有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意味。药圃的象征意义之一便是追求精神飞升和身体不朽。

    宋元明清是中国园林的鼎盛时期，园林中药用植物景观的营造，逐渐脱离了虚无缥缈的道教仙境，开始与儒家“仁民、爱物”，“格物、致知”等思想相联系。司马光等名士们在自家园林里种药，促进了相关技艺和功能的发展，使药用植物与中国园林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园林的有机组成部分。仇英《独乐园图》描绘的场景，揭示出药用植物对于中国文人的身份塑造功能、品格象征意义和实用养生价值。

    2.仇英《独乐园图》与司马光独乐园

    仇英《独乐园图》画卷的第一段是“引首”，前边留白作为题名之处，边缘钤有项元汴等人的印章；中段描绘了独乐园的七处景致和远处的园外借景；最后的“跋尾”是文徵明书写的司马光《独乐园记》《独乐园七咏》和苏轼的《东坡独乐园诗》。这三个部分体例完备，表明这件长卷是由项元汴收藏、仇英绘图、文徵明书写，可视为明代画家仇英依据司马光、苏轼诗文完成的独乐园复原图，对于认识宋明时期的园林营造和植物配置有重要价值。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政从朝廷引退，离开京师开封，来到洛阳。熙宁六年（1073年）他在洛阳尊贤坊修建独乐园，一直居住到元丰八年（1085年），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此编写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约1045—约1105）在园林名篇《洛阳名园记》里介绍了独乐园，共有七处景致：“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山台者，高不逾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李格非指出园中的七景都不大，非常简素。但由于司马光名望很高，园以人贵，独乐园特别受欢迎，每逢春季人们争相来游。当时游园要给守园人一点茶汤钱，守园人竟因此发了笔小财，在园中添建了一处井亭。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园林发展到宋代所呈现的开放状态，此园虽然称作“独乐”，却具有“与众同乐”的公园功能。

    独乐园实体已经湮灭无存，司马光撰有《独乐园记》，并选出园中七景题写了《独乐园七咏》，详细介绍了造园的缘起、园林的格局和景致的意蕴，是研究独乐园最重要的一手资料。此外，今天还能看到宋人绘制的《独乐园全图》，明代文徵明和仇英分别创作的《独乐园图》，以及苏轼、苏辙、陈师道等人的诗文。其中仇英的《独乐园图》结合了文徵明书写的司马光《独乐园记》《独乐园七咏》和苏轼的《东坡独乐园诗》，内容丰富。清华大学贾珺教授综合传世图文展开深入研究，绘制出独乐园的平面复原示意图，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独乐园中的七处景致，分别致敬一位司马光景仰的先贤：弄水轩致敬唐代才子杜牧，读书堂致敬西汉大儒董仲舒，钓鱼庵致敬东汉隐士严子陵，种竹斋致敬东晋名士王子猷，采药圃致敬东汉高士韩伯休，浇花亭致敬唐代文士白居易，见山台致敬东晋诗人陶渊明。其中采药圃与植物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景致名为“采药”，实为“种药”，体现了药用植物造景所经历的从在山野间采集药材，到专门开辟药圃培育药材的转变。

    3.采药圃——君子的博学仁爱之心

    司马光在独乐园采药圃中大量培育药用植物，正是希望通过药用植物造景，实现“多识草木”的学习和教育功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建议弟子多读《诗经》，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历史学家钱穆将这一建议跟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结合起来，指出孔子并不只是要人们记住一些动植物的名称，而是希望人们通过熟悉亲近鸟兽草木等自然生命，做到“广大其心，导达其仁”，把人类的同情心和爱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园林为人们认识和辨别植物种类、熟悉植物习性，提供了天然且方便的教学场所。

    独乐园的采药圃致敬的韩伯休，是“采药隐士”的典范。他本名韩康，字伯休，生活在东汉年间。魏晋名士皇甫谧（215-282）《高士传》记载了他的故事。

    相传韩伯休在长安的集市上售卖采自名山的草药，三十多年来口不二价。有天一名女子向他买药，韩伯休出价后便不肯改口。女子砍价不成，气愤地质问：“你以为自己是韩伯休吗？ 出价不准人还价？”韩伯休长叹一声，说：“我本想隐姓埋名，不料如今连这位女子都知道有韩伯休，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他遁入霸陵山中不再复出。

    司马光《采药圃》诗复述了这个故事，并表达了对韩伯休的敬意：“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后世将韩伯休视为隐逸高士，他靠采药和卖药为生，自食其力，成为司马光采药圃致敬的对象。

    采药圃的景致在司马光《独乐园记》中有详细记载：“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径丈，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

    结合仇英的《独乐园图》和贾珺教授的“独乐园平面复原图”看，这处药圃位于园林的东北角、水池的东岸，靠近园中的水源，便于浇灌。中央是两排竹子夹出的道路，竹梢交搭起来形成步廊，柱廊尽头是由一圈竹子扎成的竹庐，司马光坐在庐内的虎皮上（还有种观点认为是豹皮，符合“君子豹变”的隐喻）。司马光右臂扶几，左手抚膝，神态悠闲，望向竹庐外引颈回顾的仙鹤，人与鹤顾盼呼应。竹廊和竹庐根部都有砍伐的痕迹。将浓密的竹林伐疏，有利于通风乘凉，可见仇英刻画之严谨细密。

    竹廊和竹庐周围是齐整的方格状药畦，有如围棋盘。司马光文中提到药圃共有120格，每格栽植一种草药。从仇英画中能够辨认出灵芝、人参、细辛、肾蕨、海芋、石蒜、石竹、三七、蓟、菊、萱草、麦冬、合欢、牡丹、蔷薇、凤尾兰、朱缨花和发财树等中药材。

    其中灵芝又称瑞草或瑞芝，相传具有“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的功效，并因其独特的形态成为祥瑞的象征。现代研究证实，灵芝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睡眠，可以辅助肿瘤治疗；它生长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阴湿环境中，成长缓慢，因其稀少而更显珍奇。人参是名贵的中草药，产于凉爽湿润的亚洲东北，被誉为“百草之王”，其拉丁学名“Panax”的“Pan”有“总”之意，“Axos”指“医药”，两者结合意为人参可治各种疾病。其他展示的草药还有产于中国华南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肾蕨，它的全草和块茎都可入药；生长在中国山东、河南及以东北地区的细辛，《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药草中的上品，主治风寒感冒、头痛牙痛等等……

    比司马光小34岁的陈师道（1053-1102）在《后山从谈》卷六中提到，僧人参寥（1043-1102）曾到洛阳游赏独乐园，看到园中不易浇水的高处居然长有20多棵灵芝，便向园丁请教：“如何浇灌才能使这些灵芝润泽丰茂。”园丁回答：“并无特异的方法，大概是天要生此灵物，并不需要借助人力。”参寥感慨：“这一定是司马温公的仁爱使然。”“温公”是司马光去世后的封号，由这一用语可知参寥游览独乐园是在司马光去世之后，但园中高处的灵芝依然长势喜人，可见仇英在画中描绘灵芝并非全无依据。

    那么司马光采药圃中的药草，是否真如仇英《独乐园图》描绘的这般呢？ 事实或许未必如此。前文提到，灵芝生长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地，人参产于东北，肾蕨产于华南，其他药草也各有不同的产地。独乐园所在的洛阳虽然地处中原，仍然很难把这些植物都培育出来。此外，药草各有不同的习性，有的喜阴，有的喜阳，有的喜高，有的喜低。正如参寥所见到的，灵芝生长在园中的高处，但仇英画中却将各种药草种在并无差别的平地方格里。因此仇英所描绘的采药圃，与其说是一处现实的种药的园圃，其实更像是中药铺里储药的药箱，一格一格摆放整齐，以供展陈和学习。

    仇英的描绘虽然不一定符合药草种植的现实，却能够很好地实现司马光种药的目的。司马光有一首《酬赵少卿药园见赠》，提到了独乐园的采药圃：“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橐。纵横百馀区，所识恨不博。身病尚未攻，何论疗民瘼。”他说自己有一座独乐园，洛阳城中人们争相种花，但自己却要特地种药；他亲自挖地栽培，甚至为了购买种子经常掏光钱包；园中已经开辟出100多处药畦，纵横交织，种类繁多，但他仍然遗憾自己对药草的了解还不够广博。

    司马光所感叹的“所识恨不博”，呼应了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导。对司马光来说，采药圃主要的功能并非治病强身，而是增长知识，亲近自然，滋养仁爱之心。园中的药草由此超脱了现实的局限，成为司马光广博学识和仁爱品格的象征。仇英画中宛如从植物图谱里撷取的一丛丛药草，恰好成为这些象征的生动寄托。

    4.药用植物造景的文化意义

    宋元明清以来中国文人园林中药用植物的培育，逐渐脱离早期皇家园林里种药求仙、以求长生的意味，变得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园林药圃的布局简洁朴实，多采用大小相似的小畦以棋格状排列。每格培育一种草药，以明晰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种类的药材。

    除了培植药材和治病养生的实用功能，在园林中营建药圃还成为文人塑造自身形象、彰显个人品格的方式。营建药圃在哲学层面有出世和入世双重内涵，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种药、采药的行为与洁身避世的隐士形象联系在一起，药圃可以作为文人脱离官场仕途、归隐山林的象征。司马光政治生涯遭受挫折之时，在洛阳营建独乐园，以“采药圃”一景致敬韩伯休，彰显了他孑身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姿态。

    其次，北宋以来出现了“儒医”的概念，用来称呼对医学感兴趣的学者或博学的医生。理学家张载、朱熹等人推崇“穷理尽性”“格物致知”，探究世间万物的根源。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园林中的药圃演变为彰显文人通识博物的场所。古代文人提倡学习动植物知识，将其当作把仁爱之心普及于天地万物的一种途径。司马光在独乐园中营建“采药圃”，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回应。

    最后，药圃还具有治疗国弊民疾的意味。种药除了治疗自身疾病，还可扩大为对大众疾苦、国家弊病的医治。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彰显了积极进取的儒家救世精神。司马光《酬赵少卿药园见赠》诗中的“身病尚未攻，何论疗民瘼”，表面上意为种药尚且未能治好自身的疾病，又如何能治疗大众的疾苦？ 但也暗含了司马光虽然受形势所迫只能独善其身，却仍然心系苍生的君子之仁。

    在多重意义的叠加之下，园林中的药圃成为文人园林中独特的造景类型和园主塑造自身形象的载体。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药圃这类特殊的景观在后世文人园林中逐渐湮灭，现存古代园林中已经难以辨识其原型，但在园林绘画和诸多诗文中仍可见其遗留踪迹。这些画家和诗人的想象与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已少为人知的古代文人园林药用植物造景艺术。

    洛杉矶流芳园在这次“夺天工”展览中，将仇英的《独乐园图》作为展览开端的第一幅展品，正是希望借助这幅明代绘画展现古代文人园林中植物的培育、研究与技艺这一此前未能得到太多关注的主题。

    卜向荣园长在开幕词中强调：中国古代的文人园林不仅是园主们的独自放怀、共友雅集之地，还是他们与草木为同侣、穷究万物、观照造化之所。园主和友人们在培植和研究植物的过程中，试图深入了解天地之理，甚或改变自身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由此而使中国园林成为启发心智、增进知识和灵性修养的场所。中国古代园林所蕴藏的智慧，在人与自然寻求和谐共生的当下，依然能带给各国人士以启迪。

    （刘珊珊为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黄晓为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