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阴晴圆缺”

    ■陈平原

    念过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大都记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此中隐含的人生哲理，十分浅显，但又好像很深奥。记得并不难，难的是真正体会与认可。说“悲欢离合”有点太戏剧性了，那就换个近乎无情的说法：读书的“阴晴圆缺”。

    同样谈“阅读”，书香社会的提倡与校园学风之激荡，不太一样。这其中牵涉论述的角度与评价的尺寸，还有线上与线下的差异，我希望兼而得之。

    2024年四月的一次演讲，提问环节，一位女生举手，说话很急切，且有点缠绕，但我大致听明白了，那就是质疑为何不改为线上直播，把这么多人集中到大礼堂听讲座，有必要吗？ 主持人很尴尬，我说没关系的，我愿意回答此类挑战性提问。

    作为演讲者，我们必须尽量避免陈词滥调，直面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生存处境、精神困惑以及实际需求，这样才能吸引线下听众。为何特别提“线下听众”，那是基于我对北大课堂的观察。三年疫情的后遗症之一，便是那利弊兼有的线上教学。端一杯热茶或咖啡，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线上课程，还可以不断走动，随时接电话或刷短信，这比正儿八经坐在教室里听讲，要舒服很多。

    大学校园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求知若渴的学习氛围，以及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上天入地的自由探索，已经不复存在。更多的是应付日常功课，以及对于成绩的分分计较（因牵涉绩点与保研）——这还不说那些已经彻底躺平的。我曾经感叹，教了这么多年书，终于明白为何大学课堂需要点名或签到。如果不点名，且没有考试制度，或大学不发文凭，今天的青年学子，是否还愿意走进教室或演讲厅？ 我相信，没几个人敢拍胸脯、打包票的。

    我知道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很难，就业状态不理想等，悄然改变了中国大学校园的生活节奏与精神氛围。此外还得考虑科技的突飞猛进（比如人工智能），使得人文学者在公众场合谈读书，变得越来越艰难了。长辈的经验，已经不太适合于年轻一代。当今中国，谁在读书，如何读书，以及读什么书，变得不再那么“确定无疑”了。

    这个时候，你再说“开卷有益”之类的老话，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无论读书还是生活，凡吹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均属骗人。必须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里看外看，知其难也知其易，知其利也知其弊，那才是通达的见解。因此，本文以“读书六章”，来辨析阅读的正面、背面与侧面，借以平衡得失，安顿身心。

    读书之高调与边缘

    就从声名显赫的“世界读书日”说起吧。此节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设立，1997年被引入中国。比起同样引入此节日的其他国家，中国明显后来居上，因为，中国政府想办的事情，一般都会“盛况空前”。最近这些年，此类活动越来越有仪式感，轰轰烈烈之余，也不无形式远大于内容的隐忧。作为年长的学者，我当然也被卷入其中。2024年的读书节期间，我总共出席六场活动，不提两场嘉宾捧场，就说那四场需要认真准备的讲座与对话：4月20日，出席《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15周年暨“阅读春天”分享会；4月21日，出席在涵芬楼举办的“学问的边界与跨界的努力——《陈平原文集》新书对谈会”；4月22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专题讲座，题为《谁在读书，如何读书——两个甲子的阅读记忆》；4月23日，参加在海南大学举办的“今天，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学术界、文学界、出版界名家对谈”。又不是带秘书的大领导，这么密集讲话，怎么可能都精彩呢？ 可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挡不住朋友们的热情邀约。邀约的理由很简单——国人“读书”正在滑坡，好不容易有个“读书节”，你还不赶紧站出来帮着吆喝？

    读书本是平常事，如今需要敲锣打鼓而为之，不是好现象。可你以为这颓势近年才有，也不尽然。历来高调的“读书”，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在文学作品中，始终处在边缘位置——不是不存在，而是远离聚光灯。

    2024年四月海口行，我要求参观海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琼台书院，主要不是为了那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书院主体建筑奎星楼，而是那个名扬四海的搜书院故事——琼州镇台署丫鬟翠莲与书院学生张日旼一见钟情，面对镇台“搜书院”的高压，山长谢宝略施小计，将避难于此的翠莲藏于轿中带出书院。至于结局十分美好，男的考中进士，女的长相厮守，那是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如此传奇故事，被修饰/改编为粤剧《搜书院》，马师曾、红线女主演，日后更有同名电影问世（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因此，像我这样不看粤剧的，也都知道琼台书院。书院遗址保护得不错，但最引人驻足观赏的，还是关于“搜书院”的大幅壁画以及循环播放的粤剧电影。我的感叹是：书院本是培养人才的机构，但使得其流芳百世的，却是一个爱情故事。

    何止《搜书院》，我们读汤显祖的昆曲《牡丹亭》，谁还会计较杜丽娘的“逃学”呢？相比书斋背《诗经》，后花园里，少女杜丽娘的感受更真实，也更能打动人心——“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好不容易有了正面描写“校园生活”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又是如此的阴差阳错——重点不是如何刻苦读书，而在女扮男装、十八相送，以及化蝶等。不管是“自此一别，相忘江湖”，抑或最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反正回忆起校园生活，没人愿意只谈读书。

    为何校园里至关重要、当初念兹在兹的“阅读”，日后追忆时，全都成了背景音乐或一笔带过，更有甚者，还成了批判对象——比如现代小说及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就因其不问世事一心读书，备受嘲讽。“阅读”本身缺乏戏剧性，对个体的精神成长可能翻江倒海，而在公众眼中，却是波澜不惊。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导向无数种可能性，且有众多伴生物。正因此，有人过河拆桥，有人得鱼忘筌，不把当初的努力当回事，而更多关注那辉煌或悲伤的“结果”。正是有感于此，十几年前，我撰写《失落在康乐园的那些记忆》（《怀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专门收录课程表，描述当年读书的各种细节，老同学看了心有戚戚焉。

    读书之美妙与残酷

    七十多年前，作家叶灵凤写过一则有趣的随笔《书痴》，介绍麦赛尔那幅题为《书痴》的铜刻——四壁图书直达天花板，白发老人站在高高的架子上，手捧腿夹，浑身上下全是书。关键在于，此时此刻，一缕阳光透过天窗，正好打在他的身上，于是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所谓“阅读的光环”，莫过于此。

    在我众多谈论读书的讲座中，传播最广的，大概是2009年7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讲《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讲稿初刊2009年8月20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2009年21期及《新华月报》2009年21期转载。那次演讲中，我用了三张图：1588年意大利军事工程师阿戈斯蒂诺·拉梅利设计的名为“书轮”的旋转阅读桌；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油画《阅读中的少女》；以及一张老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已然倾颓，竟有人乘着敌机离去，在书架前翻阅自己喜爱的图书。在我看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有兴致，非功利，且属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问题在于，传统中国人讲读书，更多关注的是效果。追问读书有没有用，实际上说的是投入产出比。可读书若整天计算实际收益，不说心情欠佳，效果肯定也好不了。就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科举考试为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真宗赵恒），类似的劝学名言，今天你还信吗？ 登科后确实风光，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人孟郊《登科后》），但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享受这个高光时刻的。

    考不上呢？那可就惨了。还记得京剧《马前泼水》吧，那是根据《汉书·朱买臣传》编写的。穷书生朱买臣屡考不中，妻子崔氏逼他写休书，而后扬长而去。等到朱买臣高中且当了官，崔氏又跪在马前求复婚。京剧《马前泼水》那段 [二六]写得真好：“朱买臣贫穷并非假，正所谓家徒四壁我日对着芙蓉花。……你逼定我休书来写下，那时节鸳鸯两分叉。……十字街头拦住了马，你叫我将你带回家。我若是将你带家下，岂不被街坊邻人耻笑咱。千差万差你自己差，结发的夫妻就变成了活冤家。来来来，将桶水泼地下。[散板] 你若能收覆水我带你回家。”这“覆水难收”的严词训斥，让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扬眉吐气。可这最为解气的时刻，实有赖于“足蹬朝靴，头戴乌纱”。否则，有什么办法证明穷书生苦读的意义呢？

    这么说来，读书其实也很残酷，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固然使得无数英才脱颖而出，但皓首穷经却一无所获的，比比皆是。看多了古代小说、戏曲，以为中进士当状元是很容易的；殊不知，若按比例计算，落第举子的丧魂落魄，那才是“读书人”的常态。

    因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阐述“阅读的魅力”，这个工作依旧很艰巨。记得多年前北大图书馆做过一个很有创意的“阅读中的少女”专题展，一边是众多世界名画，一边是北大学生模仿照，同样的服饰，同样的姿态，共同彰显“阅读”的美感。也就是说，暂时搁置那不一定到来的“飞黄腾达”，尽情享受这阅读的过程，如此谈“读书”，我觉得更为可取。

    读书之好玩与艰难

    谈论这个话题，主要采纳我的两篇旧作。2013年5月3日，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题为《读书是件好玩的事》的专题演讲，整理稿初刊《读书》2013年9期，《新华文摘》2013年21期全文转载。演讲稿太长了，我只好裁成两半，除了给《读书》的，余下四节分别刊《人民日报》及《中华读书报》。

    这组文章影响不小，以至我在好多场合被要求题写“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但也有年轻朋友提醒，只说“好玩”不够，读书其实很费神，也很伤人的。没错，凡事不能只拣好听的说，也得呈现硬币的另一面。三年多前，我在某大学演讲，主要说了十句话，其中第四句：“艰难玉成的说法仍很有道理。”我感叹今天的孩子变得很脆弱：“若过分干净、敏感、脆弱，全都是玻璃心，一碰就碎，那也太可惜了。要求大家都把你捧在手中，不断地哄，那是不可能的。”文中谈及我给师兄温儒敏写书评，题为《百战归来仍战士》。一个早年的学生读了，说单是题目就让她热泪盈眶，原因是，20年前她跟我念书时，听我说过一句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做学问不容易啊，古来征战几人回。从政如此、经商如此、做学问也如此，没有这样的信念，就不要进来。”（《文学教育与成长经验》，《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20日）

    阅读犹如人生，往上走，很难、很难；往下滑，则很轻松。好多人开局不错，但受制于各种诱惑，或碰到巨大障碍，没能咬紧牙关顶住，而是到某个点上便步步后退。若本身才华有限，或面临不可抗力，那没办法，实在不能苛求。毕竟，“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清人张潮《幽梦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福分的。读书好玩，但也很艰难，且随着社会秩序稳定，阶层趋于固化，对于出身底层的人来说，这艰难的一面将越来越凸显。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谁都不容易，“捡漏”的机会本来就极少。

    说读书既好玩，又艰难，这道理不难懂。很多人明白其中陷阱，依旧一往无前，因其符合自己的志向与性情。我接触过不少念人文学的学生，他们感到困惑的还有另外一层，那就是，自己的阅读似乎与人生脱节。几个月前在澳门大学演讲，一位博士生称：老师你们这代人很幸福，治学和人生是连在一起的，故一路走来，自得其乐，没日没夜，也不感觉疲惫。她说自己能够吃苦，也知道前路荆棘丛生，可让她最感困惑的，是觉得目前的研究近乎纯粹的技术操作，跟自己的人生阅历、思想探索、喜怒哀乐没有关系。我的答复分好几个层次——大时代的变化：学术的专业性明显提升；介入社会变革的难度增大；就业情景不明朗以及预期目标变化；大学校园里的过度竞争等。不知道如此答复，能否让她及她的同学们满意。但我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知行合一、从容不迫的阅读环境，很难再有。也正因此，我对年轻一代的迷惘与困顿感同身受，不敢随便讥讽或指摘。

    读书之养人与熬人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是真的吗？ 现实生活中，常见学者英年早逝的报道，足证读书之艰苦卓绝。虽说如今专家学者的收入大为改观，再也不是“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但因集中精力阅读、思考与钻研，没那么多时间进行“健康管理”或“美容修饰”，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都精神疲惫，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么说，读书只有“熬人”，哪来“养人”的呢？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养”出来的学问与“活”出来的精神——教育史及学术史上的陈垣、吕思勉、钱穆、饶宗颐》，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文中有一段借题发挥：“一般来说，演员年轻漂亮，学者则老年时更好看，那是因为书读多了，变化气质，在相貌上都能呈现出来。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袭，学问确实能养人，起码显得不俗，神清气爽，从容、舒展、自如。”这当然属于闲话，不过确实是我阅读那些老学者照片的真实感受。在我看来，这些博识且睿智的读书人，学问不仅体现在著作中，也写在脸上。

    引一个不太可信的研究报告，不要说是二手，即便原文，我也没能力判断是非对错。据说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社会科学与医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A chapter a day：Association of book reading with longevity》（《一天一章：读书与长寿的关联》）的文章，称读书如何如何有助于长寿。这美好的结论有待验证，但说长期阅读能预防老年痴呆，这个我信。现实生活中，年纪大的人，若终日无所事事，脑子迅速退化。而保持阅读、思考与好奇心，大概真的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空口无凭，我讲一个熟悉的日本学者的故事作为印证。1932年出生的田仲一成先生，是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长。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祭祀戏剧研究》《中国宗族与戏剧》《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巫系戏剧研究》《中国地方戏曲研究》《中国戏剧史》《明清的戏曲》《中国镇魂戏剧研究》等。1993年我到东京大学访学时，他刚好即将退休，校园里传说他一年365天，风雨无阻都到学校工作。我向他求证，他很认真地说，不是的，新年那两天学校关门，他只能呆在家里。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的“文学史研究”丛书收入他两部大作的中译本《中国祭祀戏剧研究》（2004）和《中国戏剧史》（2011），因此他每次到北京总会小聚。记得有一回酒酣耳热，他说起当初东大法学院毕业，转学中国文学时，如何被很多人嘲笑。因东大法学院毕业很容易进入仕途，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而转到人文学部，学得再好，也不过当个教授，这买卖明显不合算。可如今，他那些当官的老同学，早就都呆在家里，坐沙发看电视，只有他还精力充沛，活跃在国际学界。说到这儿，田仲先生很得意，众人也为他当年的明智选择“浮一大白”。

    那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2024年一月，我在清理堆积如山的邮件时，发现去年知泉书馆替他寄送的新著《东亚祭祀戏剧比较论》，赶紧去信道歉且表示敬意：“先生退休后依旧勇猛精进，著述不断，让我辈后生很是羡慕，但又望尘莫及。希望早日见面，请教与问安。”他当天便回信，说自己年纪大了（92岁），航空公司不欢迎搭乘，因此无法到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接下来这段话，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但是，自己马马虎虎地能够维持健康。一直专心于撰写。鉴于剩余的时间不多，需要赶时间完成写作计划，认为，应该至少每年出版1册。”果不其然，到了年底，我又收到田仲先生寄赠的四百多页新著《中国秘密结社与演剧》。如此澄明的心境与宏大的志向，让他没时间停下探索的脚步；反过来，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养生之道”。

    读书之警句与篇章

    如果说过去教育的问题是，传授的知识太悠久、太完整、太固定，而今则反过来，一切都处在流动状态，且纵横交错，旁枝逸出。好处是选择性多了，缺点则是碎片化。满天星斗的知识，遍地开花的警句，缺乏逻辑性，也无法铺展成大文章。而这，其实与我们的学习状态以及接收信息的途径有很大关系。

    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疫情助推的线上教学，使得学生们的读书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很难长时间集中精神，坐着不动，不刷手机也不看视频，听一个人（不管如何声名显赫或德高望重）在讲台上哇啦哇啦讲两个小时。以前我讲课精神饱满，步步为营，两个小时讲下来，酣畅淋漓，师生都很尽兴。现在再也不敢这么做了，中间需要休息（遵从铃声），还得准备尽可能好看的PPT，说不定还要穿插音频或视频，否则很难长时间吸引听众。

    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及阅读习惯，都被手机及网络改变了——具体表现就是拒绝逻辑严密的长篇大论，而欣赏跌宕起伏的残篇断简。我们的生活与学习全都碎片化了，说好听点，变得很有节奏感；说不好听，则是支离破碎。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如此（参见郭英剑《大学生的阅读障碍越来越严重了吗》，《中国科学报》2024年5月14日）。多年以前，我就对此新趋势提出警示，见初刊2012年7月13日《文汇报》的答记者问《当阅读被检索取代，修养是最大的输家》。

    近年网上又广泛流传我的《当代人读书的三大歧途》，朋友希望我确认，以便在公号上转发，可我实在想不起写过这样题目的文章。仔细一读，立场及语气很熟悉，比如“我们今天太多地在强调知识的广博，很少强调思维的深度”；“将来稀缺的是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不依附于前人、古人，不盲从于社会”；“阅读走入歧路，知识有了，修养没了——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大众传媒时代，阅读的同质化太严重——在今天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要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要让自己的立场、视野和趣味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真正好的状态是不断总结自己的道路，然后自己做调整。任何一个读书人，他的读书方法基本上只适合于自己”。每句话都是我说过的，但不像是专门论述，也没有充分展开。再进一步检索，此文依据的是《北京日报》2021年11月15日的《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之后》，而那篇文章又来源于我的《京西答客问》（凤凰出版社，2012年）和《阅读·大学·中文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终于搞明白了，此“名文”乃某编辑认真阅读我的答问集，根据他/她的慧眼，剪裁编辑而成。看我摇头苦笑，朋友提醒：你批评碎片化的阅读与思考，自家文章也被碎片化，且经由编辑的剪辑拼凑成文，传播效果更好。这说明什么，说明网络时代需要的是“警句”，而不是“篇章”。你们那些具体的研究、深入的探讨、完整的论述，只对专家起作用。

    可见这个时代的阅读与传播，明显趋向于“短平快”。也就是说，警句远比论著腿长，跑得快且传得远。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有句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那是在某特定场合说的，很多人心照不宣，广泛引用。我的师兄钱理群则说过：“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话更是疯传一时，某种程度上成了钱教授的标签，不管读没读过他的著作，都记得这句话。

    今年初夏我在深圳演讲，报道中有这么一段：“陈平原指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时间被划分成无数的小片段，每一段都充满了信息的冲击。这种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虽然带来了节奏感和便捷，但同时也削弱了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同学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学习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陈平原北大深圳青年讲堂上谈读书：AI愈发强大读书不可替代》，《南方都市报》2024年6月18日）表面上信心满满，实则忧心忡忡。面对这个急遽变化的世界，年长一辈其实也没什么经验，所谓“AI愈发强大读书不可替代”，近乎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读书之古老与未来

    夏天在广州举办的2023“书香岭南”全民阅读论坛上，我被要求谈论“我们未来的阅读与创新力”，当初的报道是：陈平原认为，当下的全民阅读有别于职业培训，阅读是为了自己的修养、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自己的生活充实。三十年后的阅读将变成什么样？ 陈平原提出了自己的畅想：“在一个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全民阅读很可能是‘为己之学’。”（《全民阅读如何深耕未来书香飘向何方？》，《羊城晚报》2023年8月20日）

    何为“为己之学”？最初的出处见《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进一步的阐发则有《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以及朱熹《四书集注》引程颐语：“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好了，引经据典就此打住，因现在检索方便，谁都能信手拈来。问题在于，为何在这个时候引述老祖宗的话？ 我并非儒学专家，也不以古典研究见长，话题又是畅想未来，为何在即席发言中重提老话？ 此乃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积极且正面的，那就是沿袭我一贯的思路，强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注重读书的自我修养与提升；消极且反面的，那就是意识到科技迅猛发展，普通人根本竞争不过AI，怎么办？ 选择为自己而读书，也挺好的。

    随着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平均寿命延长，很多银发老人都在思考如何“悦有涯之生”，除了“为无益之事”，还可以“读有趣之书”。我的判断是，不必等退休了，即便在岗的，其兢兢业业的工作，很多将被机器全部或部分取代。毕竟，真的在从事创造性劳作的人极少。

    我是技术盲，对于脑机接口最后能走到哪一步，会不会从修复残疾人的受损功能，到战胜多种疾病，再到增强正常人的记忆，乃至取代人类的学习过程，就像今天的芯片生产，交完钱就直接升级换代——我一点判断力都没有。只晓得到目前为止，“亲自读书”还是很必要。因此，请记得孔夫子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根据此前演讲稿，2024年12月23—26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