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世界作为方法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哲学的学派和主题在海外汉学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译介，对于我们较为全面的了解世界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观念、立场，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学出版社倾心推出“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正是以出版“提供他者的眼光，考量中国哲学海外研究的向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重构提供借鉴”的具体努力。

    沟口雄三曾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著名口号，即以中国为方法来观察中日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过程，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沟口氏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利用中国资源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当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不妨借用沟口雄三的表达，我们迫切地需要将“世界”作为方法，以此反观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自觉地将世界作为方法，要求我们不仅要睁眼看世界，而且还需要密切关注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地通过译介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经典作品看向外部的世界，但却没成想世界也在持续不断地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已经异常丰富了。其中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乏出色之作，而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其方法的自觉和视角的独特，颇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例如，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在进行中国哲学探究时，就尤其注重方法论的选择，他执着于西方与中国思想之间如何相遇的问题，并一直致力于这种相遇的不受阻碍，他提出一种之字形的前进路径，也就是在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不停地以之字形的方式进行试探性地交叉探索，在另一个地方他称这种方法为“迂回”，即利用他者视角回望自己国家的思想、哲学与文化，以期摆脱因为对自己身处之地的熟悉而导致的对重要哲学问题的下意识忽视。要达到朱利安所提出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首先应该养成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时刻“对译”的习惯，即在阅读西方文化时，随时将之翻译成中国文化的相关思想内容，在阅读中国传统典籍时，也随时将之翻译成西方文化的思想内容，在这两者之间搭成思想或理论之桥，时刻提醒自己所处之地之外，还有更加广袤的思想场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以世界的眼光来处理我们所遇到的思想困境。

    西北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的推出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而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中西文明互鉴的核心环节，我们这套译丛的初衷即在于此。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精心挑选了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批重要成果，邀请在中国哲学相关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翻译，然后推出，迄今已出版六部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著作，包括美国汉学家刘纪璐教授的两部，即《中国哲学导论：从古代哲学至佛教哲学》和《宋明理学：形而上学、心灵与道德》，两部著作合在一起恰好就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新加坡汉学家陈金樑教授的《道之二解：王弼与河上公〈老子〉注研究》；美国汉学家万百安教授《早期中国哲学中的美德伦理与后果主义》；另一个美国汉学家罗思文教授的《反对个人主义：儒家对道德、政治、家庭和宗教基础的反思》；还有加拿大汉学家安托万·帕纳约蒂的《尼采与佛教哲学》，因此，我们的译丛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既有对哲学史的全面梳理，也有对儒释道某一问题的深入考察。其中每一部著作都有极其鲜明的理论特点，比如刘纪璐教授的哲学史撰述运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思想史的梳理很是清晰明确；罗思文教授的《反对个人主义》是希望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治西方现代性的病症，即用中国传统儒学中内蕴的社群主义理念来对治西方由原子式个人主义导致的价值虚无主义；万百安教授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美德伦理和后果主义》将中国传统儒学视为美德伦理学的一种较为完善的形式，并将之与墨家的后果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比较；帕纳约蒂的《尼采与佛教哲学》则比较了尼采和佛陀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以及在此前提下他们的生命哲学的异同，即尼采肯定生命，而佛陀否定生命，但两者都指向了“伟大健康”的生命理念，他指出无论是尼采还是佛陀，都主张形而上学以及其中的“自我”概念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而这种理论虚构构成了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只有自觉到这种虚构，才能从对“自我”等所谓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概念的虚构认知转换为对持续生成着的生命本身的关注，从而走向“伟大健康”的全新伦理学。帕纳约蒂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哲学的新视角。这些汉学家时刻在践行着的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译”。

    很显然，上述这些海外汉学家秉持的都是以世界为方法来反观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原则，其中又内在贯穿着多元主义的文明理念，即不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去对待异质于西方的文明论成果，这种去西方中心化的研究视角恰恰是将世界作为方法的必然路径。也就是说，从世界哲学的视野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都将是中心，那种单中心的世界图景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哲学之所以在海外日益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离不开自十六世纪以来的海外汉学家不绝如缕地向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的经典以及凝结着传统经典智慧的中国思想和观念。而到了现代，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从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宗教模式转变为以中国概念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模式，也就是抛弃了传教目的的学院派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其中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刘殿爵、葛瑞汉、倪德卫等一众汉学家则成为学院派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中坚力量，引领了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的潮流，在儒家心性论、美德伦理以及其他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选择的海外汉学家及其著作有不少是这一学脉的延续。

    “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还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希望这套译丛能够为中西文明互鉴贡献力量，为实现朱利安所倡导的在中西哲学与文化之间以之字形“迂回”的方式进行思想相遇的美妙旅程提供更多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以及“对译”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中国哲学研究需要将世界作为方法，这既是中国哲学自身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与哲学交流互通的基本要求，而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做出的突出成就也为我们将世界作为方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我们相信，以世界为方法，游走于中西哲学之间，为推动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动力，离不开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的译介工作，这正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的初衷和使命。

    （作者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