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古籍整理事业的一个“老兵”

    ■张涌泉

    1983年春天，西子湖畔的杭州大学发生了一件“大事”——经教育部批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宣告成立，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任所长。当时我还远在两百公里外的义乌文化馆负责馆藏古籍的清理编目，跟这件“大事”沾不上边。

    同年9月，北京，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正式成立，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上级业务指导机构。

    这样两个高大上的机构，本来跟我都没有关系。然而机缘巧合，1984年9月，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再后又担任过古籍所副所长、所长。而早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安平秋则参与了古委会的筹建工作和建立后发展的全过程，并长期担任古委会的领导工作。于是，上面这两个本来跟我不相干的机构如影随形，成了我后来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和精神家园，安平秋老师则成了我的直接领导。而且，1995—1996年整整两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做博士后，安老师正是这个专业的师长之一，两年的朝夕交往，安老师给了我很多有形无形的教育。

    最近，凤凰出版社林日波总编辑寄赠安老师著《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一书（以下简称《印迹》），急切拜读一过，安老师为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辛勤操劳的情景以及对我关怀的许多往事更真切地浮现在了眼前。头绪太多，难以尽述，这里仅就事业倡导、队伍组织、项目规划、人才引领四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古籍整理事业的倡导者

    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作了浩繁的图书典籍，蕴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所以古籍整理工作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密切相关。对此，《印迹》中不少篇幅有充分的阐述。如《印迹》第12页指出：

    搞好古籍整理、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要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也需要批判继承历史传统；既应该面向世界，汲取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不能离开本国的土壤，以形成中国人民自己的文明体系。古籍整理工作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使中国人民正确认识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培养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情感；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已经、今后还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民前进过程中发生影响的传统及各种观念，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理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古籍整理研究的这种潜移默化功能，绝不是只在一段时间里、对一部分人发生作用，而是对全民族、对几代人甚至世世代代都将产生影响的。

    又如《印迹》第165页指出：

    古籍整理事业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不只是一个学者的事，不只是一个单位的事，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高校古委会的事、就是国家教委的事，这完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是我们党的事业。

    类似的表述，书中还有多处，把古籍整理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的高度。

    但此前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古籍的重要性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古籍整理工作存在弱化或自生自灭的状况，原有的一些古籍整理机构或专业遭遇裁撤的风险。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安老师和其他一些老师挽救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故事。1959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这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家），为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教育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该专业面窄、社会需要量小、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等理由，决定撤销。这一决定遭到了古典文献学专业包括金开诚、裘锡圭、安平秋等老师的抵制。1981年4月底，古典文献学专业全体老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当时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希望国家重视这一工作。安老师被推举为“信使”，“骑着自行车送到中南海西门，人家收了这封信，很快转到陈云同志手里”（《印迹》第550—551页）；同时又推举安老师当面向教育部主管高校工作的周林副部长反映（《印迹》第496—497页）。不久，陈云同志就派他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此后，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作了全面的指示。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精神，1981年9月17日，中发[1981]37号文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并根据陈云同志的提议，恢复了原已停顿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1983年9月27日，教育部又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正是这两个机构，为新时代我国古籍整理的规划和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老师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老师给陈云同志的信，引发了中央的重视，极大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面貌，这一历史功绩，无论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分。

    二、古籍整理队伍的组织者

    如上所说，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1983年9月27日，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并由教育部原副部长周林同志任主任。安老师作为“始作俑者”，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高校古委会的筹建工作，古委会成立后又先后兼任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协助周林主任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1996年，又接替周林同志任高校古委会主任（1998年起兼任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副组长）；2022年以后，改任荣誉主任。正是在周林同志和安老师的组织领导下，全国高校新建了一大批古籍整理组织机构，增设了古典文献专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翻开《印迹》一书，有大量关于高校古籍整理队伍组织和专业建设的论述。如第411页的记载：

    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便开始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80多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还有五所高校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本科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这80多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中，有24家实力较强的，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等等，属于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机构，号称国家队，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古委会也通过项目评审等形式，对其他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予以扶持和帮助。

    正是在古委会的有力组织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学术成果井喷而出。1996年12月下旬，古委会四届一次会议期间，中山大学古文献所黄天骥所长跟安老师说：“古委会成立十几年来，出了3200多项成果，几乎平均一天一项。”（《印迹》第163页）这些成绩的取得，前期当然与高校古委会周林主任的领导和号召力密不可分，但正如周林主任自称“甩手掌柜”那样（《印迹》第497页），早期作为秘书处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后来的秘书长、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安老师的具体组织实施以及为此付出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

    三、古籍整理规划的擘画者

    高校古委会和高校的一批古籍整理机构成立后，如何做好古籍整理的布局，多而不乱，推出一批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就成了摆在古委会领导面前的当务之急。安老师率领秘书处的同志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提出科研项目分档管理、大中小项目并重、普及和提高兼顾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科研项目分档管理 在各高校申报、评审的基础上，古委会秘书处把科研项目分成三个档次来管理：第一个档次是古委会直接资助的重点项目；第二个档次是古委会直接资助的一般项目；第三个档次是各研究所、各省市所属院校自己的重点项目。（《印迹》第36—37页；第115—117页）其中第一档次是属于秘书处重点抓的项目，从立项、中期检查、后期出版实行全过程监管。

    大中小项目并重 古委会成立后，以直接联系的研究机构为核心，有计划地布局了一批重大项目，其中包括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九全一海”（如《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清文海》）以及《故训汇纂》《朱熹全集》等等，都属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基础工程。这批大项目的实施和出版，对推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深入，对各古籍研究所研究特色的形成，学术群体的培养，对扩大古委会的影响，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迹》第149—151页）为这些大项目的立项和顺利进行，安老师带领秘书处的同志前期调查、座谈论证、落实出版，付出了大量心力，甚至可以说，秘书处的同志是不署名的作者。

    与此同时，安老师认为“一个项目的重要与否，主要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的价值和质量”，提出“在保证搞好大型项目，加快速度，提高质量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安排和支持若干有学术价值、有现实意义的中小型项目上马，以使中小型项目所出的成果与大型项目相适应，使得大中小型项目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发展中，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互相推动”。（《印迹》第125页）正因为古委会在重视大项目的同时，积极支持中小型项目，才形成了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百花齐放、成果井喷的繁荣景象。

    普及和提高兼顾 古籍整理，系统整理汇编、高质量整理校注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时不能忘记更广大的普通读者群体。所以古委会成立后，周林主任就提出要组织力量搞今译，提倡普及和提高兼顾。其中一项重要工程就是古委会直接抓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这套丛书以古委会秘书处为协调机构，古委会直接联系的18个研究所共同参与编写。为这套书的编写，除了筹备、启动会议外，仅编委审改书稿会议就开了13次，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亲自参加了8次。（《印迹》第155页、507页—508页）安老师作为丛书主编之一，不仅实际策划、领导了这套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亲自审改了其中的《史记今译》一书。正是由于领导重视、谋划周全、措施得力，项目1986年启动，到1994年底整套书135种就全部出齐，而且质量上乘，一版再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专家学者的认可，成为古籍今译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记得这套书的启动会议是1986年5月在杭州柳莺宾馆召开的，由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承办，古委会领导和18个古籍所的所长都参加了会议，我当时作为杭州大学古籍所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还参与过少量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也可以说有幸见证了历史。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古委会的项目评审制度。考虑到秘书处人手不足和专业方向的局限，1985年开始，古委会设立了科研项目专家评审工作小组，每年开一次项目评审会。秘书处为此制订了严格的评审规章制度，规定“秘书处工作人员、古委会的主任，不参加项目评审。在项目评审会上可以列席，但没有表决权”（《印迹》第262页），早期还规定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申报古委会项目。安老师在卸任古委会主任的一次会上说：“我是北大中文系的人，做全国高校古委会的工作，一做多少年，我大概基本上没给北大中文系谋取过什么好处，我想中文系同志也可能对我有意见。我觉得需要这个精神，我不后悔。”（《印迹》第330页）承蒙古委会领导厚爱，我自2002年起就参加了项目评审组的工作（是当年最年轻的评审组成员），近年还忝列评审组召集人，亲身见证了安老师率先垂范和秘书处人员廉洁自律的风范，由衷赞叹钦佩。前几年，评审组专家觉得秘书处工作人员本身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也需要和其他老师一样参加北大中文系的职称评审，不得申报古委会项目的规定不合理，经评审组提议、秘书处讨论并经主任安老师批准后，才撤销了原来的规定。

    四、古籍整理人才的引领者

    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是高校古委会的三大工作任务之一。除了对五个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各个所的硕博士生的培养工作给予扶持外，安老师和古委会秘书处还强调对青年学者的引领和培育，并采取了如下措施：1.举办各种层次的讲习班。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办的“古文字学讲习班”，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办的“古籍整理讲习班”，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办的“敦煌学讲习班”，古委会在复旦大学主办的“古籍整理讲习班”，等等，为各种特色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2.由古委会主办的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这样的会先后在呼和浩特、武汉、南京举办了三届，是高校青年学者的学术讨论会、联欢会，促进了各校青年学者的交流和互动。我参加了第一届，有幸与陈广宏、郑利华、陈正宏三位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青年才俊同居一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项目评审时对青年人才给予倾斜，规定讲师也可以申报。古委会项目虽然经费不多，但对那些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人才来说，可谓雪中送炭，非常重要。4.安老师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引领和教育。如安老师在《第三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中说：“做事可以有虚有实，有轻重缓急；但是做人，不可虚而不实、假而不真。我想，我们做人首先就要真诚、实在；而待人，对待别人，要平等，肯替他人想。明代学者吕坤讲过这样的话：‘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又说：做学问“首先是要虚心，还要沉潜。在学问面前要知道深浅，把身段放低，要登堂还要入室。现在有一种风气是喜欢炒作，喜欢吹，似乎不这样就不甘心。有的不在做真学问、求真才实学上下功夫，而是不懂装懂，自我肥胖。希望各位趁着年轻，在基本功上多下些功夫”。（《印迹》第264—265页）谆谆教诲，感人至深。正是在安老师等前辈学者的关怀和扶持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古委会系统就涌现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才俊，并成为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谈一下安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怀。我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就知道安老师是古委会的领导。1989年初，业师郭在贻老师英年早逝。根据郭老师的遗嘱，他未竟的科研项目《敦煌变文校注》由黄征和我合作完成。承蒙安老师关心，这项工作得到了古委会的特别资助。1995年初，我在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师从裘锡圭老师做博士后。这期间，我跟安老师同在古典文献专业，同一个党支部，得到了安老师很多关心和帮助。当时古委会组织编写古文献学教材，委托裘锡圭师和杨忠老师主编，我毛遂自荐，把我自己在杭州大学编的本科生教材《校勘学》讲义报上去试试，竟然被破格选用。1996年底我博士后出站前夕，在母校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和黄征牵头，向古委会申报了总字数达两千多万的《敦煌文献合集》重大项目，又蒙古委会破格批准立项，给予25万元的经费支持，破了青年教师评获古委会重大项目的纪录。这两部书，虽然安老师不是教材主编或项目评审组成员，但我作为博士后的身份，假如没有安老师的支持，恐怕未必是这样的结果。惭愧的是，由于人员的变动，《敦煌文献合集》项目目前只出版了经部，其他几部仍在编纂之中。

    博士后出站回到杭州大学不久，学校任命我为古籍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又继任所长，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得到了安老师更多的关怀。2002年秋，安老师推荐我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演讲。安老师不顾高龄体弱，亲自陪同我坐经济舱前往。我有晕车的毛病，一路上我倒成了被照顾的对象，其情其景，让我感愧。本世纪初以来，安老师多次动员我调到北大、到古委会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让安老师失望了。有负安老师的栽培和厚爱，我深感惭愧不安。

    古委会系统还有许多中青年学者和我一样，是在安老师和古委会的培养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古委会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学术和精神家园。安老师和古委会在这方面的贡献，也许比纯粹支持出版一些著作更为重要。

    从1983年4月受命主持高校古委会秘书处的筹建，到2022年2月卸任古委会主任一职，先后近四十年，安老师自称是一个“老兵”（《印迹》第666页《后记》）。是的，这是一个为了我国新时代古籍整理事业燃烧了自己的“老兵”，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兵”！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