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道人”任乃强先生传奇的学术人生

    ■杜永彬

    任乃强先生（1894-1989）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中国风格的藏学家、民族史家、地理历史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任先生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时，蒙文通教授等送给他“多宝道人”的绰号，形象地道出了任先生学术又“专精”又“博杂”，涉猎广泛，“好为第一”的特点。（任新建：《“多宝道人”任乃强》，《成都日报》，2007年2月5日）他在历史学、地理学、藏学、民族学、文献学和文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出版了论著，共撰写专著25部、论文300多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20世纪上半叶的康藏和西南史地研究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史料和学术遗产，迄今，任先生的论著几乎已全部出版。1985-1988年，本人曾依止任乃强先生攻读康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经90多岁高龄的任先生的耳提面命、悉心指导，步入了藏学研究的门径。2024年9月21-22日，四川大学和南充市嘉陵区在任先生的故乡南充召开“纪念任乃强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人应邀与会。现以新出版的《任乃强全集》（15卷）为依据，参考相关论著，探讨任先生的经世致用、爱国为民、中国风格的治学特点及其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向学界和世人呈现任乃强先生传奇精彩的学术人生。

    潜心康藏研究，开拓中国藏学研究事业

    任乃强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他最初之所以确定康藏为研究方向，一是在编写《四川历史》时深切感受到川边地区文献资料非常稀少，前人著作即便有所涉猎，也是浮光掠影，语焉不详；二是在参阅历代文人学者关于康藏的论述时，发现了诸多谬说；三是世人对当时的康区存在种种误读。因此，任先生研究康藏，不仅是其兴趣使然，更有纠谬和匡正的使命感。

    康藏研究成果。任先生自1929年与康区和藏学结缘起，其60年的学术生涯虽然涉猎多门学科，但是康藏研究一直是其学术的重心。1929年，他第一次入康考察，“得有长时间与土著各民族接触，研究其语言、历史、情俗以及生产消费、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各个方面，以历史地理学之方法，探究康藏民族之社会发展历史”。任先生的康藏研究论著有：《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西康札记》《西康诡异录》《泸定导游》《〈西藏政教史鉴〉校注》《〈艽野尘梦〉校注》《西康地图谱》《康北考察日记》《川、康、藏农业区划》《川边历史资料》《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以及数十篇考察报告和论文。任先生说：“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认为“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物莫不受时空之影响也。因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身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自序》）他十分重视地理对康藏社会经济的影响及藏族文化、宗教、民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差异，他的论著深刻分析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对藏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藏传佛教和民俗等方面的影响。

    《西康图经》之《地文篇》系任先生运用现代地理学知识，科学地论述康藏高原地质、地理、气象、水文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考察研究了康藏历史上的疆域和政区的形成、划分及其变迁，民族的来源、分布、迁徙路线，宗教、民俗、语言、建筑、聚落形式等的地理因素，纠驳了谬说、澄清了讹传。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时任新亚细亚学会会长戴传贤作序赞誉该书“实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其内容之精详丰富，与体例之正确明允，自来志书中罕有其比”。《康藏史地大纲》则以洗练的文字论述了汉唐至20世纪40年代康藏地区的政治关系、民族风貌、社会状况、地理环境、产业分布、宗教源流和重大历史事件，剖析了历代治藏之得失与近代康藏问题之由来和症结。著名康藏研究专家丁实存评价：“本书为康藏史地之杰作，研究康藏问题者允宜人手一篇；而政府机关与团体研讨康藏政策者，尤应先参考此书也。”

    任先生在考察和研究康藏时非常重视地图及其功能，他以步测手绘之法，绘制了多种康藏区域总图和分区图，历15年之功，绘制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的空白。他绘制的地图：“所收地名，概由实地考察者之路线图为据，仍参考其记录。凡足迹未至而目光已达者，亦敬录之。苟未合此两条件，纵可确信其中某部位者，亦以问号标之，或虚线表之。绝无强作解人以疑传信之笔。”任先生对康藏地图烂熟于心，十分自信对康藏地图的鉴别：“在此无妨自夸，我鉴别地图之力，强过一般人，任何地图，入眼即可辨识其可靠的程度。”他还评论了中国学者及西方探险家和学者对康藏的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对康藏研究及中国藏学研究的影响。任乃强先生毕生致力于康藏的全方位、整体性和跨学科研究，力图将有关康藏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任乃强先生是中国藏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2002年，在成都举办的“格萨尔千年纪念暨任乃强学术研讨会”，将任先生在藏学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归纳为八个方面：他是我国康藏研究的开拓者最早对康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他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发掘者与研究者；他在康藏研究领域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创立了大量新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藏学研究，他的不少研究成果成为我国藏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他是我国现代康藏标准全图的第一位绘制者；他发起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创办了《康藏研究月刊》；他是川藏公路线路的最初的选定者；他是我国最早按现代农业经济地理理论与实地考察，提出涉藏地区农业区划的人；他是第一个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涉藏地区黄金资源者。任乃强先生在我国藏学发展史上，开创和推动了藏汉学者合作、藏汉文资料并重研究的新风。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其藏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现代藏学研究的历程。（任新建：《藏学奇人任乃强》，《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7期）

    总之，任乃强先生的康藏研究，无论就考察之全面、研究时间之长久、论著之丰富，还是就论著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他关于康藏的论著，对当时康藏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康藏、制订涉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历史借鉴。在21世纪，康藏研究的学术薪火接力相传，国家的重视和学术界的辛勤耕耘，迎来了康藏研究和藏学研究的分支“康巴学”的兴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有更好更多的康藏研究成果面世。

    热心康区开发，献计西藏和平解放

    热心康区开发。任先生的康藏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将开发康藏的见解和构想付诸实践：发表多篇关于康区开发的论著，提出关于西康建省和开办牧站联运等建议并付诸实施，提出修建川康铁路的建议，提出发展康区农牧业等产业和开发康区能源的建议，提出开采青藏高原黄金的建议。

    1935年，任乃强先生撰写《西康建省委员会实施工作计划书》，阐明了建省前亟当先决事项。刘文辉采用上报后，得到民国中央政府的批准，任先生为西康省的建立和康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84岁高龄的任先生写成《康青藏高原采金刍议》长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78年5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亲笔致函：“任乃强先生：承蒙杨超书记交我《采金刍议》手稿，读后印了多份送有关领导同志和冶金地质专家。国家早有大力开采贵金属设想，现时采金机构都自己国造，烦任老为采黄金，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王震。”国家不仅采纳了任先生的意见，还专门组建了一支黄金部队，冶金工业部特聘任先生为黄金顾问。后来，四川的黄金部队根据其论述，果然在绵阳的白水和甘孜州等地发现了不少大中型金矿。采金业的发展，促进了四川涉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泽汪多吉：《任乃强与藏区黄金》，《民族》，1990年第5期）

    贡献西藏和平解放。任先生对和平解放西藏的贡献表现为：第一，提供康藏研究的论著和地图。1950年1月上旬，任先生在四川大学农业经济系上课，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派副参谋长李克夫到川大拜访任乃强先生，“专程求教”。“农经系同事们已经把我著的《西康图经》三册从图书室提供他了。他又同我回藩署街家里，取去了《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各全份，和我已经绘正的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有命，解放四川后，赓即进军解放西藏，西南军区访得您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故来征求资料，准备着手研究。’我欢喜地尽量提供了一切。”后来，贺龙、李井泉、胡耀邦、廖志高、李大章等一野领导在司令部（皇城旧址）会见任乃强先生，贺龙请任先生讲述西藏的情况及对进军西藏的建议。

    第二，阐述进藏的三大困难及注意事项：一是地理气候困难和高原反应，“这样高的大高原上，不只气候寒冷和给养困难的问题，更还有空气稀薄的威胁。”二是习俗不同和藏语文隔阂，“入藏行军的更大困难，在于语文隔阂”。“由于民族间习俗不同、语言隔阂，解放军的爱民行动在那里无所展施；藏人的云霓之望，当着面也无从表达。”“当前只能多多征募能通藏语的人员入军，进行教育、训练，协助解放军作战，借以克服语言隔阂的困难。”“未来的驻藏部队与其他工作人员，要普遍学习藏语和研究藏俗。要多多吸收藏族青年参加解放军工作，让解放军的汉族战士与藏族青年混居一队，互相学习，逐步培养成为兼通汉藏语的解放军战士。”三是汉藏文化的差异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入藏行军第三道困难，即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和“喇嘛教的潜在力量”。“我们要解放西藏受压迫的农奴和牧民容易，要解放西藏上层人物的思想感情甚难。……解放受奴役和压迫的西藏人民，与如何推动社会前进的工作，尚有待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基本打通以后，随着科学文化浸润、滋长，经济建设逐步开展，藏人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在藏族自觉的情况下，慢慢推行起来。”

    第三，提出进军西藏的4条路线。即巴塘（南路）、德格（北路）、玉树、邓柯四路齐头并进，主力放在德格一路。从金沙江的数个渡口渡江，“我军声扬从多处渡口抢渡，待他兵力分散以后，才集中威力从一个渡口抢渡，那就突破金沙江防线不难。一点突破，他的全线都会崩溃。”“一经突破金沙江后，要攻占昌都，便如瓮中捉鳖，是可毫不费力的。”“但我建议大军占领昌都东山后，只用藏语喊话，说服昌都噶伦，派员进行和平谈判。并容许他向拉萨请示，促成和平解放西藏。”“若西藏还执迷不悟，稽延不答，非得用兵不可，则宜先从青海玉树编组一旅骑兵。……抢过曲水的雅鲁藏布江渡口，在南岸建设阵地，布置游骑，防止达赖喇嘛与其亲从逃向印度。然后从昌都进兵向拉萨。”至于渡口，“若还安排南北两处一齐抢渡，两路进军，则冈拖与牛古两处是最适当的”。

    第四，绘制进藏地图。据任先生叙述：“贺总又问我所绘制地图的可靠性。我说：‘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全图，是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部分地图作蓝本，按经纬定点，用圆锥投影法，分幅绘制的。……所有地名部位完全可靠。’”“经过大约20个昼夜的辛劳，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日喀则的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由我分幅加以说明，交上去。贺总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了。”“后来知道解放军抢过金沙江后，果是进取昌都后便停止前进，号召和谈。这年5月，真的取得和平解放西藏了。”（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专心四川史地学术，促进西南史地研究

    专心四川史地学术。作为著名的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川地方史地和西南史地研究领域。

    任先生1928年在家乡南充编写《四川历史》，开始研究巴蜀地方史地，在四川史地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出版了《四川史地》《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四川军阀战争图说》《天芦宝札记》和《四川州县地名考释》等。《四川上古史新探》分为“羌族的迁徙与蜀族的发展”和“巴的兴亡与古老土著”，其所论“羌族”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识别的羌族，而是古时居住在康、青、藏高原的西南大部分民族及西北各民族。《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第一次以地图形式记录四川州县建置变迁，收录四川省上自秦代下至1980年29幅沿革图，大体依照朝代和郡县变革较大的时间分幅绘成，每幅图都有翔实的考证和说明，对从事行政区划、历史地理、地名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促进西南史地研究。任乃强先生的史学研究及西南史地研究的代表作，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他从1928年编写《四川历史》起，就开始广泛收集有关四川史地及西南史地的资料，并开始对《华阳国志》进行研究和校补。他对《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研究，系统地考证和论述了大西南地区上古至东晋时期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探讨了西南各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纠驳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其校勘之精详，议论之宏博，涉猎之广泛，见解之独到，充分显示了任先生的史学功力和学术研究的博大精深。《〈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可谓精雕细琢：1960年完成初稿，1962年完成第二稿，1975年完成第三稿，1982年定稿。1987年，这部倾注任先生20多年心血的150万字学术巨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93年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任先生也因《〈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史学著作，被史学家蒙默先生誉为“天才的川康史地专家”和“川大史学大师”。任先生虽然没有学过考古，却在西南考古领域也取得了独到的研究成果。

    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蜀史研究丛书”，包括《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论巴蜀文化》（徐中舒）、《巴蜀古史论述》（蒙文通）、《四川上古史新探》（任乃强）、《巴蜀史迹探索》（邓少琴）5册。这表明，任乃强是巴蜀史研究的大家，其中蒙文通、邓少琴、徐中舒，都是任乃强在四川大学的同事，马长寿与任乃强是同行。任先生与上述专家的巴蜀史论著，推动了四川史地、巴蜀史地、西南史地及中国史地的研究。

    与任乃强先生同时代的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等，几乎都是文科出身；理科出身、从地理学入手研究康藏和西南历史的任乃强，可称为地理历史学家。他们都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学者揭示了任乃强先生的民族研究的鲜明特点，认为他的边疆民族研究和民族志书写，与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现代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有所不同，任先生的关注点是“边疆舆地”，而非生活在一个小的社区或社群的某一特定族群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的关怀，应该说是中国边疆舆地研究传统在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民族国家建构现实场景中的改造，这种改造则是现代学科的学术追求和学者个人的现实关怀、民族国家的现实需求几个方面相互结合的产物。任乃强先生在康区研究中开创的边疆民族舆地新志书撰述范式，恰恰为中国近代以来学术著述模式的转换与变革提供了生动而独特的个案。（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以任乃强先生为个案的学科史讨论》）

    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史学家，任先生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学术立场，史地参证、综合研究是他独树一帜的治学方法，不断求索、敢于创新是他一生实践的学术精神。有学者列举了任先生的治学之道：1.因地制宜，明确的区域研究取向；2.走出书斋，注重田野作业；3.综合研究，不为传统学科所限；4.集众研究，组社团出刊物形成学术核心；5.经世致用，治学直接为现实服务。（林向：《我心目中的川大史学大师任乃强先生》）笔者认为，任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先生具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其《羌族源流探索》，“通过梳理氐羌系民族源流，阐发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和藏汉民族同源的关系，论证了藏族与古‘羌族’的关系”。他说：“虽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种种原因，从而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今天的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但追根溯源，全来自中华民族这一母体，这就是不管到了世界的什么地方的、任何民族的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的原因。现在国外有的人散布种种谬论，企图把藏族从中华民族中割裂出去，完全是痴人说梦。”（《康藏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

    任先生曾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撰写了《周诗新诠》《张献忠》《〈艽野尘梦〉校注》《长生岛》和《六出岐山》，并研究和制作皮影戏。他将少数民族研究和汉族研究视为学术共同体，以文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显然，任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老师张澜先生的慷慨帮助和尽力提携分不开，与刘文辉也有一定的关系，还得益于借鉴和吸收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交流切磋。他在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康藏研究社等机构结交的同时代学者，主要有岑仲勉、谢国安、张怡荪、蒙文通、张秀熟、徐中舒、冯汉骥、李安宅、闻宥、法尊、韩儒林、刘立千等。他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跋”写道：“本书初稿，曾先后经冯汉骥、蒙文通、刘运筹、吕子方、徐中舒诸先生审核提示宝贵意见。……复经平武张秀熟先生，详细校阅第三稿，批注近百条之多。”丰富多彩的人际世界，成为任乃强先生学术研究的不竭活力和重要动力。

    任先生的为学源于他的为人。张勋燎曾说：“任先生告诉我，他订立的家训是‘自立自强，有益人民’八个大字。事实证明，这也是他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备受摧折，不断著书立说，竟能活到96岁的高龄！ 这种骨气和底气，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境界，这种品格，使我非常钦佩，非常感动。我从任先生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优良传统，从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当时川大文科的二任，历史系的任乃强先生和中文系的任中敏先生，都是当代这种‘倜傥非常之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勋燎：《问学任乃强先生旧事琐忆——为“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而作》）

    总之，立足国情和国学、康藏和西南史地，学用结合、史地结合、实地考察、不囿成说，是任先生治学的中国风格。他的学术研究，直谅多闻，视野高远，独步当时，惠及后世，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任乃强先生的一生，是传奇坎坷、博大精深、经世致用的一生，堪称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缩影。作为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和地理历史学家，任先生不仅对中国现代藏学、民族史学和地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地区开发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高山水长！”谨以此文纪念恩师任乃强先生诞辰1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