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有古罗马战俘城？

    ■张绪山

    一

    2015年，一部由著名演员成龙等主演的电影《天将雄师》上演。影片广告词称：“该片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讲述的是中国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大都护霍安率领西域‘维和敢死队’与一支神秘进入中国境内的罗马军团意外遭遇的故事。”这种说法让历史学家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历史上真发生过“罗马军团进入中国境内”的历史事件吗？

    一般说来，“史诗传奇”之类的艺术作品不可与真实历史混为一谈，但也要承认，“史诗传奇”大多脱胎于真实的历史，具有史实成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如果人们相信一部艺术作品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就有必要与责任对相关历史做出相应的澄清与说明。

    国内出现所谓“罗马军团进入中国境内”的“叙事”，肇始于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之旅。

    对于澳大利亚人戴维·哈里斯来说，1981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他在这一年参加一次罗马史学术研讨会时，听到了以往一位学者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的“猜想”：公元前53年出征波斯的罗马军队被波斯人打败后，众多俘虏被波斯人用于东部边境戍边，有些俘虏可能辗转进入中国境内，最终落足于甘肃。受此说法的吸引，哈里斯于1989年从澳洲来中国甘肃进行探查，热切地希望像当年的谢里曼发现特洛伊城一样，找到这些罗马战俘的归宿地。在当地官员与学者的协助下，他最终确认甘肃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即是罗马人的定居点。

    哈里斯的这一“发现”迅速点燃了新闻媒体的热情，一时间所谓“中国境内罗马城”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在随后连篇累牍的报道中，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将一个学者作为研究对象的“猜想”活生生地演化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原本在一位学者那里作为研究目标的“骊靬城可能安置过罗马降人”的猜想，竟然变成了实在的“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想象力开动起来，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原初假想的可能有少数战俘被带回河西，一跃演化成“永昌：驻扎过罗马军团”，骊靬古城变成了古罗马军团的居留地；想象力并未就此止步，更有甚者，不仅古罗马军团存在过，而且还有后代赓续，于是就有了“古罗马战俘在永昌繁衍生息”，其后裔居然绵延不绝，至今相貌特征与其他居民明显不同。1994年永昌县政府在者来寨古城遗址树碑立亭，刊刻“古罗马兵归顺中国碑记”。

    对于这段“历史故事”的生成，哈里斯的探险行动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知识源头而言，它却是来自一位汉学家对一个“猜想”的研究。当然，这位汉学家不会料到其作为研究目标提出的“猜想”，竟在几十年后引出如此多彩的后续故事。

    二

    最早提出这个“猜想”的汉学家，就是美国学者德效骞（Homer H.Dubs,1892-1969)。

    德效骞，号闵卿，又名德和美，1892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1900年随父母到中国传教，在湖南度过童年。1902年返回美国，1910就读于欧柏林学院，次年考入耶鲁大学，1914年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并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作研究生，191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1918年10月，他携夫人再次来到中国，开始其传教生涯。先在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汉语，遇到任教于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 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在后者的激励下从事荀子研究。后前往湖南湘潭与在此传教的父亲会合，从事传教活动，同时广泛涉猎中国文化，探讨中国的宗教问题。1924年从上海返回美国，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5年以荀子研究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出版《荀子：古代儒家的塑造者》（伦敦1927，1928年）两卷。1925年至1927年间，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至1934年间任教于马歇尔学院。

    德效骞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是在1934年至1937年间，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之托翻译班固《汉书》，出版《〈汉书〉译注》三卷。他以前两卷的翻译于1947年获得法国学术院铭文与美文学院颁发的“儒莲奖”。1937-1943年德效骞任教于杜克大学，1943-1944年参与太平洋学会的中国历史项目的研究。1944-1945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5-1947年任教于哈特福德神学院等校。这一时期是他研究成果的高产时期，他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涉及汉高祖、项羽、王莽、西汉的日食、儒学在西汉的发展、汉代中国与罗马的关系等；在最后一个方向上的研究，尤以“中国境内罗马战俘”的猜想最为引人关注，它引发的一系列讨论，迄今余响不绝。

    1947年，由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戴文达（1889-1954）推荐，德效骞受聘于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席教授。该教授席位设立于1875年，历届出任者都是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汉学权威，德效骞为第四任。此前的三任是理雅各（1815– 1897）、布勒克（1845–1915）与苏慧廉（1861–1935）。德效骞担任汉学讲席，说明他的汉学研究成就已得到学界承认，他已跻身国际汉学家之列。1959年退休后，他仍在从事学术研究，1962-1963年他在夏威夷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并在澳大利亚授课。1969年在牛津逝世。

    三

    德效骞对“中国境内罗马战俘”猜想的研究，主要见于三个作品，一是1940年发表于《通报》第36期第1卷的《公元前36年中国与罗马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二是1941年发表于《美国文献学杂志》第62卷第3期的《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三是发表于1957年《希腊与罗马》杂志第4期第2卷的《古代中国境内的一座罗马城》。前两文研究内容大致相同，第二篇文章对第一篇文章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补充。第三件作品篇幅较前两篇更大，先于1955年11月23日（星期三）在伦敦的中国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随后以单行本出版。

    德效骞的研究始自《汉书·陈汤传》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涉及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匈奴郅支城（位于药杀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一场战争，其远征对象是西逃而落足于中亚而企图东山再起的北匈奴郅支单于。荷兰汉学家家戴文达在《通报》第34期第4卷（1939）发表论文《前汉书中一段配图的战役记载》，认为班固对汉军征讨郅支单于战役的记载乃依据一系列图画，其根据是《汉书·元帝纪》的记载：“四年春正月（公元前35年二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德效骞受戴文达论文的启发，特别关注《汉书》中描述这场战役中的两个细节：一是汉军围困郅支城，开城门迎击汉军的匈奴队伍中，“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二是匈奴郅支城的防御特点：“土城外有重木城。”《汉书》对这两个细节与戴文达提到的前一个细节的记载，是他整个研究的基本史料。

    德效骞认为，以“鱼鳞阵”讲习用兵和城外防御使用“重木城”，需要高度的训练而形成的纪律，只有具有高度职业化的军队才能做到，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通常是一哄而上，不讲战法。在当时能达到此种水平的只有希腊与罗马的军队。中亚河中地区是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远征所到之地，但亚里山大率领的马其顿方阵士兵或重装步兵所使用的是直径只有一英尺半（半米）的小而圆的盾牌，难以形成鱼鳞阵的防御体系。他专门请教研究中亚希腊-巴克特里亚史的名家威廉·塔恩，得到的也是否定的意见。他推断，匈奴军队中沿城门“讲习用兵”的百余人所操练的“鱼鳞阵”，可能是罗马阵列——龟甲战阵(testudo)；而郅支城外用栅栏做成的“重木城”符合罗马的城防特征，郅支单于可能在修筑城防时得到了罗马人的技术援助。他认为，班固《汉书》关于这次战役的描述，可能是根据甘延寿、陈汤向汉朝廷呈报战况时描述军阵的图画。陈汤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启发于罗马战俘关于罗马凯旋式的讲述。他推测说，在从中亚康居返回中国的漫长旅途中或在此之前，陈汤从罗马军队战俘口中了解到罗马凯旋式的盛况，机敏地想到利用这一手段向朝廷和天子汇报其赫赫战功，以弥补矫诏发兵行动可能遭到的朝廷大臣的弹劾与抨击。

    那么，这些罗马士兵从何处到达中亚匈奴人的防地？ 德效骞把它与罗马人对波斯的战争联系起来。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共四万多人发起战争，在卡雷陷于包围，被歼2万人、约1万人逃走，1万人被俘。罗马战俘被送往安息帝国东部边界为安息人戍边，但多少人到达中亚不可知。德效骞认为，有些战俘可能逃到与波斯对立的匈奴人那里，作为雇佣兵为匈奴人服役。都赖水之战，汉军获得“降虏千余人”，与此有别的是“生虏百四十五人”，他们可能就是“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的罗马士兵。

    被俘的百余名罗马士兵在匈奴单于被杀后停止战斗，可能自愿随中国人到达中国内地，被安置在一个专门为他们建立的边境城镇，该城即被冠以中国人称呼罗马的名称——骊靬。《汉书》所列郡县名录中载有其名，王莽改其名曰“揭虏”。不管是否有某些殖民因素的影响，该地成为一个罗马人的定居点，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作一个罗马人的殖民地。

    四

    德效骞的研究成果问世后，很快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得到众多评论。就在德效骞发文的同一年，杰梅因·法伊德尔-菲特曼（Ger⁃maine Faider-Feytmans）在《古典古代》第26卷第2期发表评论，介绍德效骞的研究，对他的见解表示赞赏，认为结论虽不肯定，但这个研究博学而有趣，揭示了公元纪元以前可能存在的欧亚关系。斯齐尼亚克（B. Szczesniak）也在同年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77期发表评论，他基本赞同中国境内的骊靬城源于罗马战俘的说法，但又稍有质疑，认为骊靬置县并非一定缘于公元前36年的罗马战俘。他认为，公元前36年以后、特别是奥古斯都（27BC-14AD）时期，罗马和安息仍在进行战争，而王莽篡位时的中国也在与匈奴争夺喀什噶尔，从安息引入罗马战俘，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德效骞将骊靬置县追溯到公元前36年和这个时期的罗马战俘，似乎太过久远了。他对德效骞的研究能力表示高度认可，认为：“他掌握的以广博的中国和罗马资料知识为基础的历史逻辑，可以确证骊靬城的起源。德效骞教授属于通晓希腊、拉丁语言及历史的汉学家小群体，这种稀有人才实际上在当今现有的年轻汉学家中已经没有了。……德效骞的文章应该被视为精良学术的样板加以研习，尤其在方法与历史思维方面。”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1958年发表在《美国语言学杂志》79卷第4期的评议文章中，对德效骞的研究不以为然，有些戏谑地称德效骞研究成果为“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西方学者太执着于追溯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罗马帝国的联系。细节积累起来，看起来堆积如山，事实上它们毕竟是相当琐碎的细节，这个事实被忽视了。事实仍然是，东西突厥斯坦是如此巨大，人群、军队与文化影响在通过它们时都失去了渗透力。……长城与多瑙河之间发生的真历史本身还有待书写。”很显然，他认为德效骞的见解太富有想象力，不是严肃的历史书写。1958年荷兰莱登大学教授何四维(A．F．P．Hulsewé)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表示非常佩服德效骞“富有想象力地用巧妙的方式把这些单个的信息联系起来”，但认为他的观点是假设，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1962年坎曼(Schuyler Cammann)发表评论，认为德效骞的研究，“为拓宽中国和欧洲古典历史学家的视野所做的努力值得称赞”，但其中“充满谬误和过于草率的臆断”，结论难以成立。1969年3月，杨希枚发表《评德效骞著〈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见《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不赞同骊靬县因罗马军团士兵而设立的说法，从方法到观点逐一进行分析，认为德效骞的研究“几无一是处”。

    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马西尼对德效骞的假说也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罗马战俘逃脱波斯人的羁绊，不向西方出逃，反而逃向东北方向，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承认罗马战俘有可能出现在塔拉斯，卡雷战役20年之后，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也有40岁，加之历经磨难，一定筋疲力尽，年老体衰，很少活下来，不可能名副其实地体现罗马帝国军队的本色。（《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17页）

    我国大陆学界关注德效骞的研究为时较晚，除了少数学者外，德效骞的研究几不为人知。1988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发表丘进对德效骞《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所作的摘译，德效骞的研究才为世人所知悉。但大多数学者都否定德效骞的见解。

    五

    德效骞的研究的关键之一，是他推测卡雷战役后罗马战俘被波斯人用于东部戍边，有些可能逃亡中亚而流入匈奴阵营。这个假设是其全部研究的核心，全部论述围绕这个假设展开；没有这个前提，则其整个立论将失去根基。但是，很遗憾，他的论证无法做到逻辑自洽。

    首先，他认为匈奴阵营在郅支城门前演练的“鱼鳞阵”非匈奴之类的蛮族士兵力所能及，需要训练有素的士兵才能完成，只有罗马人才能完成，因此“鱼鳞阵”应是古罗马的“龟甲阵”。这里的问题是：此阵法是否只有罗马士兵才能完成，可作为罗马士兵存在的证据呢？

    “鱼鳞阵”是何种阵势，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这种阵势或即中国人早已有之的“鱼丽之阵”。《左传》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庄)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谢灵运《撰征赋》所谓“迅三翼以鱼丽，襄两服以雁逝”，正契合《汉书·陈汤传》“夹门鱼鳞阵”的特征。张骞西域凿空以后，流落中亚的中原亡卒降将大有人在，教西域人“铸他兵器”者有之，“知穿井”者有之（《史记·大宛列传》），“教匈奴为兵”者有之（《李陵传》）。在郅支战役发生前，匈奴与汉之对抗已达半个多世纪，匈奴完全可以从汉人学得这种阵法；以“鱼鳞阵”为罗马独有，并以此为依据而断言存在罗马士兵，存在极大的逻辑漏洞。

    其次，德效骞认为郅支城外有重木城的防城工事是“罗马城防特征”，是得到罗马人工程技术帮助的证明，这种见解难以成立。游牧民族并非绝对不建城堡。在出产木材的地方，也用木材建造城墙。如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记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布迪诺伊人中，就有木造的城市，城墙很高且以木头建造（《历史》IV，108）。《汉书·匈奴传》称：“至孝武世，……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在与匈奴对抗的边境上，汉人因地制宜以木材构筑防御工事是长期的习惯。卫律投降匈奴后就曾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书·匈奴传》）。匈奴首领郅支单于到达康居后，也曾“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汉书·陈汤传》。对郅支战役中汉军“发薪，烧木城”之记载，说明这“重木城”乃以木材构筑的栅栏（或类似障塞）。这样的城防技术，与汉人长期对抗的匈奴完全有可能早已从汉人学得，如何成为罗马人独有的技术？ 又如何成为罗马人存在的证据？

    第三，德效骞认为陈汤以“图书”来记载、描绘军事征伐的行为，灵感来自罗马战俘所述罗马凯旋式习俗，这种说法也是臆断。在中国传统中，这种有“图”有“书”——亦“图”亦“书”——的方法，早在《山海经》已开其端，到汉代已非鲜见。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以指示璧瑕为由从秦王手中收回和氏璧，以碎璧为要挟，迫使秦王交还赵国城邑，秦王恐其破璧，“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有司所“案”之“图”是标示城池地理的。《汉书·李陵传》记载，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随贰师将军出击匈奴，“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天子）”，则是行军图，想必伴有“书”（文字说明）。陈汤以图画描述军阵，不过是以图标识山川城池、行军布阵的习惯做法，何需罗马人启发与传授？

    可见，德效骞据以立论的三点论据皆悬空而不得落实。澳大利亚人戴维·哈里斯为了求证中亚存在罗马逃兵的可能性，亲赴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与阿耳马·阿塔（Alma Ata，古代郅支城有可能是在此地附近），请教考古专家，得到的也是否定的答复。如此一来，所谓郅支战役曾有罗马战俘的推论，在根本上无异于空中楼阁。

    同样，接下来的推论，即以中亚匈奴阵营有罗马逃兵为设定前提，断言中国境内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有关，这一观点也面临扞格不通的困境。

    首先，《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这次战争以汉军大胜而告终，“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匈奴阵营的俘虏被分给了协助汉军作战的15个西域国家，根本没有被带回内地，自然也谈不上与河西走廊东部的骊靬县存在关系。

    其次，上世纪发掘的金关汉简和悬泉汉简，与骊靬有关的汉简多达十几枚，其中有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的记年，证明骊靬县之建制至少可推至公元前60年之前，远早于克拉苏战败的年代。

    最后，也最有说服力的是，自然研究的学者通过对当地人开展遗传鉴定，发现其Y染色体多为东亚本地固有类型，且大部分为单倍型，和罗马人没有关系。

    六

    关于骊靬城之名的缘起，我们不妨作一蠡测。

    骊靬，最早作“黎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地理志》载，骊靬县是张掖郡所辖十县之一。《汉书·张骞传》作犛靬，东汉人服虔注：“犛靬，张掖县名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靬”下曰：“武威有丽靬县。”“丽靬”同“骊靬”。据此可知，骊靬县先归武威，后隶属于张掖。《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下令设立武威、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令从武威分置张掖，酒泉分置敦煌。显然，骊靬归属张掖郡是在张掖郡从武威郡划出而置郡之后。由此推断，骊靬置县的时间是在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21-111年的这十年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张骞两通西域（前138-126，119-115年），获得西方之国黎轩（又作骊靬、犛靬）之消息，以及黎轩幻人随安息使节到达中国。此时设置骊靬县，应与此相关。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西方学术重视大胆假设，在立说方面显示出锐气，但“假设”之下的“求证”，如果方向不当，则不免流入牵强附会。德效骞从《汉书》的寻常史料中提出了猜想，并全力做出论证，展现出“大胆假设”的高度勇气，对于启发人们拓展欧亚交流史研究的新维度，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大胆假设”的目标，在关键点上却经不住“小心求证”的考验。

    这个源自史学研究上的“猜想”的“传奇故事”，是现代知识传播学上的一个生动鲜明的典例：它显示了历史研究者悬为鹄的的研究设定，一旦契合人们的“浪漫”心理，为人们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或者带来实际的利益或用途，就会在想象的意境中被加工、改造，作为“既定”的知识接受，然后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这个子虚乌有的“叙事”的生成，对于揭示史册上诸多类似传说的研究，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