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肆的营业书目刍议

    ■陈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古籍出版和流通历史的学术研究，古籍的营业书目是一宗值得重视的文献资源。在我国历史上，古代书肆往往兼具出版和售卖书籍的功能，所售书籍以其文化商品属性，在抄写或刻印出版、出售流通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性质特殊的营业书目。营业书目又称书业书目，是图书出版和销售发行机构或个人所编写的销售书目，其形制为单页的广告传单、附录或单行的书册。早在明清时期，营业书目已见载于文献，较早的营业书目有古代著名坊刻中心之一的闽地建宁《建宁书坊书目》，明清之际藏书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的“簿录类”予以著录，惜不传世。明嘉靖元年（1522年）金台书铺主人汪谅附于所刻《文选注》目录后的一篇目录，可能是现存最早的营业书目，篇末说明“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四〇六）之意。晚清民国时期，书肆营业书目的编制和印发已趋成熟。

    书肆营业书目作为古代书籍在生产、流通领域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古代书籍史的重要史料，也积极推动目录学、版本流通史、阅读史和古旧书业史等多个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新兴的目录学研究分支

    目录学不仅是古籍整理必备的基础知识，而且是读书治学的入门知识。在古籍整理史上，我国古代目录学滥觞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理群籍而编成的《别录》《七略》。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学问之道，始于目录之学，古人也非常重视目录学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门径功用。

    传统目录学的编纂和研究，重在官簿、史志、私录以及专门学科目录。近代以来，随着学科细化的纵深发展和专业知识的现代转型，学界不再囿于传统目录学的视野，开始关注其他类型的目录，出现新兴的目录学分支，包括禁毁书目、阙书书目、辨伪书目、版本书目、引用书目、联合书目、目录学书目、营业书目等诸多领域的现代目录学研究。

    首先明确将营业书目作为一种独立的目录类别提出的应是郑振铎。在《西谛书目》中，郑振铎总体上按经史子集四部法对其藏书进行分类，隶属史部的“目录类”收录295种，包括“公藏”24种，“私藏”102种，“提要考证”50种，“地方书目”39种，“营业书目”22种，“其他书目”47种（包括禁毁书目类），附录11种（包括伪书书目类）。郑氏对“营业书目”命以专名，显示出其开阔的目录学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此类书目的研究有首创之功。

    营业书目尚未引起传统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爬梳近现代以来诸多重要相关经典论著，目前仅有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目录编》一书中将“鬻贩书目录”作为特种目录之一，专辟一节进行论述。

    相较而言，现代文献信息检索和出版发行领域的著述对营业书目多有关注和讨论，学界所整理的出版发行资料也往往收录大量营业书目。除了早期出版的平心《（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954）等，最近二十年以来，收录各种近现代营业书目的出版发行资料开始大规模影印问世。重要的作品有徐蜀、宋安莉《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2003）、窦水勇《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2004）与《江南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2005）、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2005）、韦力《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补编》（2006）、上海图书公司《二十世纪中国古旧书业资料丛刊》（2008）等，另有《民国时期文献资料海外拾遗》业已开发成为电子文献数据库。

    二书籍出版领域的珍贵史料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书肆所出以销售为目的的营业书目，更加强调目录学的实用性。这些书目不仅收录所收售古书的题名、册数和价格、纸张，而且还附有一些书肆自行刊印或抄写的书目。前者属于丰富的古书经营和古籍流通史料，后者则是重要的书籍出版原始资料。

    现存晚清民国时期的营业书目资料最为丰富，据此对当时书肆书籍出版情况能够略窥一二。以窦水勇所编北京琉璃厂、江南地区两种《古书价格目录》中的晚清民国营业书目为例，这些营业书目，反映在近代古旧书业史上经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书肆往往自行刊印书籍。如1935年《邃雅斋书目》附录其刊印发行的《邃雅斋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等。1941年《来薰阁书目》六期末附《本店印行书籍简目》共计21种，原板新印6种，影印本9种，铅印4种，石印1种，珂罗版印1种。1931年12月《杭州抱经堂书局第六期旧书目录》附有《抱经堂书局发行》书目9种，4种属木板精印，用上等连史纸精装大册。

    就古籍形式来说，抄本书的产生历史远远早于刻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古书无刻本，故一切出于手钞。”事实上，我国古代在唐代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后，抄本仍然一直是雕版印刷出版古籍的重要补充形式，稿抄本也因文本的唯一性，具有重要的版本和史料价值。明末汲古阁毛晋多抄录罕见秘本，缮写精良，以毛抄本名世。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汲古阁抄书盛况，“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钞录”。《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清初康熙年间毛晋之子毛扆晚年拟售书给吴江遂初堂潘耒的鬻书目录，其书因议价未果而实为泰兴季振宜等人所得。这份书目并非汲古阁全部藏书，多为精善抄本书，著录信息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作者、抄本种类及售价，部分重要的书目有介绍版本珍善价值的题识内容。该书目一共收录善本509种，抄本380余种，尤其毛抄本110种，所占比例非常大，反映了其时汲古阁抄本书组织生产和出版的历史遗貌。

    这种反映专事抄本书业务的营业书目，在建国后的国营古旧书店经营业务活动中，继续被采纳和沿用。笔者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籍清理核实工作，发现一批扬州、泰州两地国营古旧书店在建国后组织生产的古籍抄本，底本为稀见版本，采用传统的古籍抄写和装订方式，而抄写时代却限于建国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属于产生于新时期的抄本。笔者所见扬州古旧书店1977年6月和1980年12月印发的两种抄本书目实物，分别收录该古旧书店组织抄手集中抄写的新抄本43种、119种抄本。两份书目均为油印本，分别多达9页和12页，前者另附65种石印、铅印、影印、珂罗版印等其他类古籍，后者专录该店生产的抄本书目而单行成册。书目信息包括题名、卷数、版本、撰者、册数和价格，少数以珍稀孤本为底本的抄本书目附有简要的提要说明。此类抄本书营业书目的孑遗存在，说明古代书肆营业书目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 书籍流通史的重要研究史料

    在书籍流通过程中所形成的营业书目，除了书肆发行的普通营业书目之外，还有两种形式的营业书目值得重视：一种是历代重要的学者型藏书家，往往重视版本的授受源流，在亲自刻书刊行或者藏书收售聚散中所录；另一种是书肆经营者在鬻贩生涯中所记“经其目睹而手购者”。两者虽然“人亡书散”或“书去目存”，却是重要的书籍流通史料。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家黄丕烈，开铺鬻书，既售古书，也兼卖黄氏自己所刻之书，其印行的《士礼居刊行书目》是典型的营业书目。清道光五年（1825年），在苏州玄妙观西察院场为其长孙黄美鎏习业而开设滂喜园书铺，开铺当日，黄氏所撰《纂图互注荀子跋》云：“然此时为长孙习业，开设书籍铺，则举家之书，皆铺中物也。铺中以市道待人，何妨议价乎！”（《荛圃藏书题识续録》卷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记载：“黄氏时收时卖，见于《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者，必一一注明其渊源。”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清人范锴《华笑庼杂笔》卷三记载：“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钞旧本，无不精善，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注明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之观览者。”这份《士礼居刊行书目》以出版时间为序，著录内容有书名、册数、书价、刊年四项。如“《国语》五册，一两二钱，庚申；《汲古阁书目》一册，八分，庚申”，书目前附申明“书价制钱七折”，后钤“滂喜园黄氏书籍铺”之印，可知《士礼居刊行书目》已是形制较为成熟的营业书目。

    黄氏所撰题跋不厌其详地注明收售来源，不仅是清乾、嘉、道年间书肆的经营史料，而且间接提供版本流通史的原始资料。致力于保存国故、酷嗜藏书的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多记与当时南北书肆的交往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其据黄丕烈题跋的丁祖荫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年三卷四号刊）），发现、抢救和保护孤本《脉望馆古今杂剧》一例。此类书林佳话，不胜枚举。

    在古书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鬻贩书目系列，也是重要的营业书目。民国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所编《贩书偶记》及其外甥雷梦水整理的《贩书偶记续编》、文禄堂王晋卿《文禄堂书影》《文禄堂访书记》以及建国后苏州古旧书店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和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贩书经眼录》等目录学专著，均属于此种学术性经典作品。

    古代营业书目在建国后的苏州古旧书店售书业务中得到继承发展。江澄波《苏州古旧书店志》记载苏州古旧书店曾向多家单位供应销售珍本古籍，尤其对出售给苏州市文管会、南京（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家单位的古籍，单独列出详细的鬻书目录，内容包括题名、卷数、撰者、版本和册数，以及少量的题识。可谓古代书肆营业书目在新时期古籍藏购史和流通史上的余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