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明：我永远对湘西深怀敬畏与感恩

    ■本报记者舒晋瑜

    12年前，彭学明的纪实散文《娘》出版发行，畅销200多万册，成为备受关注的优秀文学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法、日、阿拉伯等十多种语言，在多国出版发行。

    12年后，彭学明完成长篇小说《爹》，塑造了一个坚韧、顽强和博大的“爹”。这是一部宏阔壮大的湘西父辈史诗，也是一部书写平民英雄的崇高之作。小说巧妙地将嘉善阻击战、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有机串联起来，虚实相间地记叙爹和湘西父辈们为国为家的生死相依、血脉相连，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民群众推动时代、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2024年4月《爹》被中宣部“中国好书”推荐；11月 13日，《爹》荣获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文学大奖；12月，《爹》由山东省委宣传部选送并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彭学明曾经表达，自己之所以写《爹》，是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跟沈从文笔下完全不同的湘西，跟《乌龙山剿匪记》完全不同的湘西。他以《爹》为切口，打开湘西百年的宏阔画卷、中华民族的壮丽诗史。他期待《爹》能触动更多人的心灵，让读者像书中的“爹”和父辈那样，有永远不会变凉的热血、永远不会细碎的骨头和永远不会弯曲的脊梁。

    中华读书报：12年前，您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娘》感动了亿万读者，您的长篇小说《爹》出版问世一年来，又迅速引起轰动，请问触动您写《爹》的契机是什么？

    彭学明：写完《娘》这部作品，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写《爹》，因为我没见过我爹，不了解我爹，对爹也没有任何感情。在《娘》一书里，我虽然只有两个章节写到了爹，但读者们对爹的印象很深刻，期待看到爹跟娘到底有什么故事。

    但是，写爹的难度太大。首先是情感上，我接受不了要去为一个抛弃我的人树碑立传。因为，任何写作，都是真情的流露，哪怕是虚构的小说，也是出自真情。小说这个文学载体可以虚构，但作者的文学情感无法虚构。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带着一种情感、寄托一种情感。或爱，或恨，或喜，或怜。创作不是练字，是给一个个文字以骨血、体温、情感、表情和生命。是让文字复活历史、事件和人物。于是，我开始努力使自己心平气和地放下对爹的怨恨甚至是仇恨，试图走近爹、理解爹，从而书写爹。

    这就是写《爹》的契机。

    在这个过程里，当我慢慢地放下了对爹的怨恨和仇恨，与爹和解时，我发现我依然无法写爹，原因还是我没见过爹，我无法像写娘那样，写一个完全真实、不事雕琢的娘。我打开了心，却无法投入情。即便我既打开了心、也投入了情，我也很难让爹像娘一样走进亿万读者心中。

    真正让我完全把心打开、把情投入，是我在试图追寻爹的足迹、走近爹的世界时，我发现追寻和走近的不但是爹的足迹和世界，而是爹和整个湘西父辈的足迹和世界，是爹和整个湘西父辈背后湘西大地和中华民族的足迹和世界。我突然想，我不能因为《爹》而写爹，不能只是放下了对爹的怨恨，与爹和解，给我爹树碑立传，也不能仅仅是因为写了轰动全国的《娘》而再写个《爹》，打造文学双子座。那样，我的格局太小了。我更应该通过对爹的追寻、《爹》的书写，完成我由来已久的夙愿。那就是通过写《爹》，把湘西辉煌的历史、厚重的人文、多情的土地、浪漫而酽醇的民风民情、彪悍而伟大的民魂，都呈现给世人，让世人知道一个别样湘西，用我的来世和今生感恩湘西、回报湘西。我想以一部《爹》来试图抵达我对湘西浩瀚无垠、无边无际的爱。

    一是我实在不甘心生养我的湘西被世人一直误读为匪窝、不甘心我的父老乡亲被曲解为土匪。二是但凡真正了解湘西的人，都会惊诧我湘西的历史是多么辉煌伟大，我湘西的父老是多么伟岸崇高。举山水有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猛洞河和凤凰；举人文有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和土家苗族风情。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有我的湘西挺身而出的身影、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力挽狂澜的气度。比如明朝嘉庆年间，当戚继光和俞大猷抗倭步履维艰时，是我湘西子弟远征江浙，彻底赶走了倭寇，拯救大明王朝于水火；抗日战争期间，当日本铁蹄一路向前地踏遍大半个中国时，却在湘西遭到了顽强的阻击，鏖战三年多也没有翻过这座铜墙铁壁。

    所以，我写《爹》，就是想把湘西的这些历史、这些辉煌、这些荣光都呈现给世人，让世人知道一个别样湘西。

    中华读书报：您没见过爹，却要写爹，这种挑战不是一般的挑战，这种难度不是一般的难度。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彭学明：在没有想明白我要通过《爹》写什么时，难度的确巨大。要仅仅写我个人的爹，难度更大。如果我要纯粹写我个人的爹，我无法像写《娘》一样，以纪实文学的角度刻录和复制我爹，我也没有必要延续长篇纪实散文《娘》的风格，从而给世人以珍惜身边人、及时行孝的警示。我如果还是像写《娘》那样，从个人情感角度写《爹》，那就是复制了一个男版的《娘》，这样的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我得以一个更宽广的情怀和格局，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以另一种方式，像写天下独一无二但却是天下女性集体化身的娘一样，再写一个天下独一无二但却是天下男人集体化身的爹，从而让《爹》《娘》这两部作品散发出不同的光芒。

    所以，当我创作的初衷是向父老乡亲和中华儿女致敬、为父老乡亲和中华儿女树碑立传时，也就是说抛开个人的爹而去写集体的爹、共性的爹时，这个难度迎刃而解。这就应了那句，你视野有多宽，文学就有多宽，你格局有多大，文学的格局就有多大。我是通过对“爹”个人的追寻，去追寻整个湘西父辈和中国父辈，追寻爹和父辈们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命运背后的时代、历史，从而在“我与爹”的和解中完成对爹的塑造，在“爹与湘西父辈一生的描述”中完成对湘西百年历史和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书写，为湘西父老和中华儿女树碑立传，向湘西父老和中华儿女致敬。所以，我以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为经纬，把“爹”和父辈每一个人的人生和命运都与湘西和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机勾连起来，让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群人都通向不同的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既编织“爹”和父辈们的小历史、小命运、小世界，更编织中华民族的大历史、大命运、大世界。

    我想通过《爹》的书写告诉大家，真正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有彭学明笔下的风云激荡；无论过去、现在和当下，湘西都与国家民族同呼共吸、同频共振、同舟共济；无论甘苦、生死和富贫，湘西的父老乡亲都在手足相望、患难与共、向善向美、向上向前。我想在对“爹”和湘西父辈的书写中，从家族叙事进入湘西叙事、国家叙事，从个人命运切入时代命运、国家命运，从而以群体品格展现民族品格，以民间精神展现民族精神，以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样，以《爹》为切口所打开的，是湘西百年的宏阔画卷，是中华民族的壮丽诗史；以《爹》为载体所呈现的,是“爹”和父辈们永远不会变凉的热血、永远不会细碎的骨头、永远不会弯曲的脊梁，和永远温暖人间的情义。这个“爹”不再是我彭学明个人的爹，而是整个湘西父辈化身的爹，是整个中华男儿集中体现的爹。

    我也想通过《爹》的书写告诉大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是爹和父辈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百姓在推动历史、改变历史，在创造世界、改变世界。人民和百姓，永远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灵魂、社会的全部。

    这样，《爹》这部作品，就有了从爹到父辈到华夏儿女，从家庭家族到湘西大地到中华民族这样明晰的创作走向和丰满的创作筋骨，《爹》的厚度、宽度、高度、深度，还有温度和力度，也全有了。这也应了那句，情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人和作品，都是一样。

    中华读书报：作品分上下两册，洋洋66万字，对于作品的结构和体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彭学明：结构能力，考验一个作家对作品的驾驭能力。对作品的驾驭能力完全取决于对生活、历史、人物、事件的熟悉度，对现实和时代的感知度，对文学艺术的表现度。越熟悉你要展现的那片土地的生活、历史、人物、事件，就越驾轻就熟、左右逢源。我对我湘西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太熟悉了，我跟我湘西的关系，就像我写我跟我爹的关系那样，是泥与土的关系，湘西是厚重而博大的土，我是细小如沙的泥，我这细小的泥是融进湘西这片土地里的，而不是落在城市的窗台上的。融进土地的泥是再大的风也刮不走的，落在窗台上的泥则是一阵微风就能吹跑的。

    基于这种骨血一样的关系和熟悉，我在结构上首先就确立了要展现湘西的哪几个重大事件和背景，通过这几个重大事件来展开历史画卷、切入人物命运、通向中华民族复兴进程。而且重大事件和背景要从头至尾都均衡布局，避免作品头重脚轻。可以说，我写起来非常得心应手、酣畅淋漓。

    至于体例，我自然一改《娘》里的非虚构，采取了长篇小说的虚构。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穿行在虚实之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也可以自如地打通直接生活与间接生活的通道，接通历史与现实的任督二脉。

    中华读书报：对于家族的历史包括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您都做了相当细致的描摹。七年间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业余写作长篇小说，可能要克服很多困难。

    彭学明：可以说，我是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样式在消化和运用我对湘西了解的储备。写长篇小说的都知道，长篇是得集中时间写的。因为，长篇的思路不能断，一旦不能集中时间，时间停了，思路也就断了。就像灯与电，电一断，灯就灭了。所以，我写《爹》都是利用几个长假，每次能写上三五万字。

    我真正花时间准备的是，关于一些战争的材料和异地他乡的材料。战争上的比如抗日战争涉及的常德保卫战、长沙保卫战、雪峰山会战、远征军等，抗美援朝涉及的老秃山战役、严岘山战役、天德山战役等。地理上涉及到的湖南之外，还有重庆、四川、湖北、陕西、山西、安徽、云南、青海、台湾等地和朝鲜、韩国等国。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们对《爹》评价很高，认为作品通过对爹、武豪干爹等大量平民英雄的书写，自然而贴切地勾连和楔入了不少湘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中国重大的历史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延展得特别广阔和开阔。写作中您如何处理虚和实的关系？

    彭学明：必须严肃严谨地准备和储备大量资料，并进行消化，从而让这些空间和时间上的人和事都天衣无缝地交融。小说可以虚构，历史不能虚构。人物可以假定，历史不能假定。所以，在作品完成后，我跟出版社不但请了几位文坛大家提出艺术修改意见，更请党史专家、军事专家对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把关把脉。谦虚和严谨严肃的创作和治学态度，也是一部作品能否立得住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华读书报：《爹》其实不止于写爹，而是塑造了富有英雄气概的整个父辈群像，写出了湘西历史、民俗风情、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您是如何处理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

    彭学明：我在写《爹》的最初动机里，就注定了作品的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因为，我想通过《爹》的书写，全景式、全方位地呈现我的湘西。我想把湘西的历史人文、民风民情、山水风光、社会肌理、人情人性，都在这部书里集中体现。无论是野心还是抱负，都是出于我对湘西融入骨髓的爱。这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无疑给创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我克服这一挑战的思路非常简单，那就是将这一切都跟着人物的人生走、跟着人物的命运走，而人物的人生与命运，又跟着时代走。通过人生足迹展示山水风光，通过生产生活展示民风民情，通过人物命运展示人格人性，通过历史事件展示社会肌理。

    中华读书报：《爹》的叙事情感始终都丰富饱满，这对于60多万字的叙事长度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如何使这种昂扬的情绪一以贯之？

    彭学明：还是那个字：爱！ 对湘西这片土地刻入灵魂的爱，对国家民族深入骨髓的爱。爱点亮了我的情感，爱燃烧了我的文字，爱充盈和灌注了我的文墨。因为爱，就会真。因为真，就有情。真心，真情，真实，真诚，是作品的力量所在、高贵所在。为什么那么多的读者明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却都以为是真的，就是因为字里行间充盈着的爱、透溢出的真。

    中华读书报：《爹》里，“爹”的一生命运波折，当过木匠、土匪，又参加过剿匪，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平民英雄，但是到了作品的后半部分，“爹”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娘》中的“爹”。对于两部作品里“爹”的不同形象，以及同一部作品同一人物的前后变化，您如何处理这种差异？

    彭学明：对“爹”认识的变化，自然会带来个人情感的变化和作品描写的变化。在没动笔写《爹》前，我对爹的埋怨和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正像《爹》里的楔子所写的，我把所有的坎坷、磨难和小小的波折，都归咎于爹抛弃了我。在写《娘》时，我根本不愿靠近爹，不愿听爹的一切，甚至很反感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说爹的好，我想，他都抛弃了你，你还说他好，是不是活该？

    在我真正走进爹后，才发现爹并不是懦弱而没有主见。我在《娘》里面呈现的爹，只是爹性格中的一种表象或者是一个极小的侧面。回溯爹的一生时，爹比我更苦，不说别的，就是他自己还是一个小孩时，却因父母去世，要独自抚养比他更小的几个弟弟妹妹，这个苦有多苦？ 这个胸怀有多大？换着是我，我会怎样？ 在我人生的里程里，尽管我失去了父亲，却有一个无论再苦再难都不会丢下我的娘，而爹呢？ 靠谁？ 只能靠他那弱小的肩膀。

    《爹》是小说，是虚构的。但因为《娘》是散文，是完全纪实的、真实的。人们在读《爹》时，自然会想到《娘》里的爹。在《娘》里，爹是懦弱而没有主见的，带有负面意味的形象。在《爹》里，爹朴素、善良、坚韧、顽强、博大、英勇。有担当，有情义，有胆识，完全正向的，顶天立地。

    这就需要我在不断走进爹的人生与情感、命运与精神的过程里，一点点抽丝剥茧地缝合爹的形象、重塑爹的形象。要通过一件件大事小事、一个个细枝末节，找到重塑爹的新形象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性格逻辑和人性逻辑。特别是写到《娘》和《爹》里密切关联的事件时，更要天衣无缝地嵌合、粘连。也就是说，一个纪实的散文和一个虚构的小说，也要在这里合体，要让读者真切感受到纪实里写的这件事和虚构里写的这件事就是同一件事，纪实里的爹和虚构里的爹就是同一个爹。

    我真正地理解了爹，放下了爹，与爹和解，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有了理解，自然就有了宽容。有了宽容，就自然想靠近、走进，在一步步的靠近、走进里，自然就有了感情、有了爱、有了对父亲发自心底的敬。对爹的情感不同了，表达的方向也就不同了，文字和文笔也就因此有温度、有情意了，爹的形象自然而然也就不同了。

    中华读书报：《爹》是小说，但由于“我”的叙述主体，很容易被代入；而且小说中出现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即便不是非虚构，也会被认为打破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界限。关于文体，近几年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您在写作时是否并没有设限也不会受限？

    彭学明：是的，因为“我”的植入，代入感极强。这是第一人称叙述的优越处。但第一人称的叙述，其实非常冒险，因为“我”会局限“我”、走不出“我”。而我写的是跟“娘”对应的“爹”，必须有“我”，必须“我”在，否则就没有了情感的磁场，没有真实的根基。“我”的寻父之旅，是“我”直接讲述。而父亲和父辈的故事，则是我寻父的所见所闻，是“我”的转述。所以，我在“楔子”里就开宗明义地讲，我是走进爹的村子，听乡亲们讲述爹和爹的故事。这样，“我”在讲述的时候，就可以自由地切换自述和转述。自述和转述的好处，就是“我”始终在场，始终是“我”在跟读者讲故事、聊天、扯家常。现场感在，真实感在，亲切感在，粘合度在。这是代入感极强的关键。

    关于文体，自古就文无定法。我不是打破文体第一人，我写作从不设限文体，完全是跟着作品的人物和情节走，走到哪都是水到渠成。一部作品，整体的骨架必须是你要创作的文体，其他的支脉可以根据创作的需要，跨文体去丰富和丰满。只要有利于作品的完美，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不要把自己的创造力局限或者囚禁在文体的界限中。

    中华读书报：“寻父”是常见的文学主题。您在对“爹”的书写中重建“爹”的形象并与“爹”达成和解，是否也在探索“自我”？“寻父”的实质是什么？

    彭学明：是的。我在重塑“爹”时，也在重塑“自我”。在我成长的历程里，由于年少屈辱的经历和父爱的彻底缺失，我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好在我的人格人品没有丝毫问题。但我的性格善感而敏感、倔强而固执、做事不会转弯、做人不肯折腰，常常是为了尊严，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些缺陷，既保护和成就了我，更阻碍和牵制了我。写《爹》和《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情感和性格完善的过程，是自我反思和救赎的过程。学会理解，学会放下，是我写《爹》和《娘》的一个重要收获。理解他人，就是理解自己。放下执念，就是放过自己。在《娘》里，我敢于赤裸裸地解剖自己，坦诚自己对娘的不忠不孝，就是放下了自己，才敢于知耻而后勇。在《爹》里，我也是放下了自己，才放下了对爹长达半个世纪的怨恨。如果我还是放不下自己所谓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我是不敢直抵自己灵魂深处的耻辱的，是写不出被人们称为中国版的卢梭《忏悔录》的《娘》。如果我还是放不下对爹的怨恨，自然也写不出这样一部被人们称为彭学明的《奥德赛》的《爹》。

    至于《爹》这部书寻父的实质，不仅是通过寻父来寻回父亲父爱，更是要寻回爹和父辈身上所集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根脉和灵魂、世道人间的情义与品格。

    中华读书报：在层层递进的叙述中，“爹”的形象逐渐被开掘，不再是个体的爹，而是整个父辈的身影，这样的写作无疑是一次创新，但却不着痕迹——您在写作中会考虑技巧和创新吗？

    彭学明：肯定要考虑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技巧和创新的考量。技巧不是讨巧，是艺术，创新本身就是技巧和艺术。“爹”的形象的确是在层层递进的叙述中被不断开掘和不断塑造的。专家和读者们之所以都跟你一样认为这个爹不再是个体的爹，而是整个父辈的化身，就在于，我写爹时，就没有想过只写我爹。当我把《娘》定位在“家”的意义上时，我就把《爹》定位在“国”的意义上了。在全世界的认知和现实里，娘是家庭符号，是持家守家的；爹是社会符号，是保家卫国、打天下守天下的。所以，我的《娘》都是与家事连在一起，《爹》都是与国事连在一起。这样的定位，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技巧和创新。《爹》《娘》两部书从形式到内容到内涵就各是各的疆场、各是各的气场、各是各的磁场，不同质化、不类型化、不陈规化。而在层层递进的讲述中，我让爹的人生与命运跟湘西、国家和时代血肉相连，让爹的生活与生存跟湘西、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湘西、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骨血就自然灌注了爹的骨血，爹就自然有了新的生命与灵魂，自然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感动和敬仰的爹。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娘》还是《爹》，您都是在写湘西，而且作品中方言的适当运用，更强化了地域色彩。作为从湖南走出来的作家，您始终对那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

    彭学明：方言的运用，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辨识度，也是一部作品的辨识度。对书写地的读者来说，有亲切感和亲和力；对外地读者来说，有新鲜感和探知欲。对作者来说，方言的运用，其实也是对故土的一种情感表达。每个人都有精神的原乡，有精神原乡并对原乡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会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原乡里去，重温原乡的记忆，感知原乡的温馨。我的文字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过湘西，是因为湘西是我的精神原乡。当我父母离婚而使我在屈辱中成长时，湘西大地却给了我温暖、希望和荣光。我始终忘不了娘瘫痪之后能杵着双拐下地时，乡亲们故意割断稻穗、麦穗，让娘去捡；忘不了我在古丈县二中读书时，学校每个月的5元生活补贴；忘不了学校食堂善良的陈平玉阿姨强行把好菜扣进我的碗里。当我参加工作后，我忘不了保靖县的领导们每次下乡都会分别带着我，让我这个作家零距离地感受百姓生活和时代气息；忘不了我的每一次工作调动，领导和同事都会真切地鼓励，并派人把我一路护送到新的地方、新的岗位；在湘西，我没有任何背景，却被培养成了省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我的点滴进步，湘西都喜上眉梢；我的些许忧伤，湘西都铭记在心；每当身心疲惫时，只要回到湘西，我的心绪就会大好，我的元气就会立马恢复，我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放。湘西太多的人和爱，会让我不愿再回到人情冰冷的地方。所以，我永远对湘西深怀敬畏与感恩，我的作品，就是敬畏和感恩的表达，是我今生和来世都唱给湘西的情歌。如果这些情歌能够从中国飞向世界，能够世世代代传唱下去，那我也算没有辜负湘西。当然，也算没有辜负那些一如既往爱我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