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史的星空地图

    ■刘晓丽

    加藤周一是道不远人的践行者。他的文章有一种特殊调子，平易、舒缓、幽默，高品质的思想自然流出。《〈日本文学史序说〉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引文只注明页码）是2003年加藤先生84岁时，与白沙会（一个由学生、教师、编辑、主妇组成的市民读书会）会员畅谈他50多岁时的著述《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册，1975-1980）的记录稿，是深思多年的思想结晶，口语体文著有如面对面的交谈。

    《日本文学史序说》已是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讲演录》既是对该著作中某些观念的再阐释及引申，更可以看作一部独立著作，以另外一种文体语体画出的日本文学史星空地图，这种新形式让人看到新的面貌，引发新思考。立命馆大学教授鹫巢力所言极是：“听加藤先生讲课，就好像星星组成星座一样，从他的视野出发，可以捕捉到事物的全貌。”没有读过《日本文学史序说》，并不影响《讲演录》的阅读，这是一本独立的书，一种日本文学史的独特而完整的讲述。

    加藤的日本文学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增加了日本人写的汉文——文言文文章，“日本文学具有用日语和中国文言文两种语言进行书写的特征”（13页），这在上世纪70年代是非常惊人的言论，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文学史是由日语文学构成的。加藤不仅把汉文编织进日本文学史，描画出日本文学史新样貌，还论说了日本文学的底色是汉文，于此，汉文流行的时代日文何以成为日本文学的书写语言？ 这是一个问题。

    日本奈良时代文学是用汉文书写的，平安时代出现了出色的日文文学，被称为平安文学双璧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都是用假名写成的，但这不是说日本文学就此从“唐风”转换成了“和风”，也不是后来被塑造的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用加藤的话来说，“不是奈良时代一直使用汉文书写转变成了日文书写，而是当时在汉文书写之上添加了日文书写，最初只是一种书写方式，假名书写发展，书写范围扩大后，变成了两种。”（73-74页）也就是说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有汉文文学，还有日文文学，而这一变化源于女性进入当时的日本文坛，是平安时代宫廷女官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出色才华让日文成为了文学语言。平安宫廷有了一定数量的女官，但她们只是参与宫廷中的日常仪式，没有参与权力的可能性。平安女性地处第二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要写作也只能用其时被视作低一等的语言来写，男性用汉文书写，女性用假名书写。当时文坛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汉文复杂难学，很多写不好汉文的男性也想表达自己，会假托女性之名用假名来写文章。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汉文都非常好，但她们得隐藏起来，紫式部的隐蔽写作——如日记用汉文写，她的公开写作——如物语用假名写，由此日本出现了用假名书写的物语。而且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处于权力的边缘，不能参与权力斗争，却成为权力斗争的细心观察者，并用出色的才华表达出来，假名写的《源氏物语》出道即巅峰。加藤对《源氏物语》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现象级事件。10世纪的《源氏物语》，“对心理层面的细微差别的描写有时候甚至比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更细腻，几乎接近普鲁斯特，这是令人震惊之事，无法说明缘由。”（84页）

    双语的日本文学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当时的智识阶层依然用汉文写作。不过江户时代两位知识人改变了这种情况，一位是新井白石，一位是本居宣长。加藤将新井白石和莱布尼兹相类比，新井对日语、日语表述、日本人、日本知识分子有着清晰意识，他意识到世界上除中国、日本之外还有欧洲基督教国家，意识到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日本/日文是其中之一，他是有意识地作为日本知识人用日语写作。新井虽然也有汉文写作，但他的重要著作是用日文书写的。本居宣长有一种斗争意识，他要排除汉意（唐心之意）对抗儒学，提倡日本国学。作为松坂乡下儿科医生的本居宣长，和农家太太们打交道时，领会到日本民间意识，在从事《古事记》研究时，他提出和“汉意”对照的“大和心”。本居宣长身处边缘之地，与京都儒者相比属于少数派，为了让自己的见解被听到，他富有战斗性，宣称“用中文写的东西不是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是用日语写的文学”，把《源氏物语》提升到日本文学的典范。本居宣长在江户时代的低音，到了明治时代变成高音，昭和时代成为强音，国学逐渐变成民族主义国学，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随着日本教育改造，汉文能力一代代地衰退，汉文教养不断降低，汉文书写在日本文学中逐渐消失。

    从汉文为主的日本文学，到双语的日本文学，再到单一日语的日本文学，从9世纪到20世纪日本文学语言的这番变化，涉及性别、哲思、政治、社会、民族主义等议题，加藤一一道出，简洁地重绘日本文学史地图，同时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