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光召先生的几次接触

    ■侯艺兵    

    周光召先生今年8月逝世以后，报纸、网络上的回忆纪念文章很多。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以及国防科技的贡献早有公论，他的学问和人品更是常人难以企及。提笔写这位科学泰斗非我所能，也无资格。不过，朋友说我手里有不少周光召的照片，至少拍摄过程总有些细节可以写写。的确，我在40年前就认识了周光召先生，以后又在多种场合给他拍照，不经意中竟留下了先生不同时期的许多影像。镜头拉近了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我可以从一个摄影人的角度，谈谈与周光召的接触，谈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

    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在1958年成立，1964年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九所成为九院下属的理论部。以后无论叫解放军第九研究院，还是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就叫九所。1985年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也更名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我第一次给周光召拍照是在1984年5月，他当时已经离开九院九所，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没有在中国科学院而是在北京九所的办公楼拍摄。当时他55岁，正值年富力强，坐在办公桌前，睿智的目光投向窗外。这里是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他在这个院子里工作了近20年，把一生最富于创造力的岁月献给了国防科研事业。

    来二机部九院之前，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学研究，发表了多篇在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方面有影响的论文。了解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61年2月，他主动请缨回国，投身核武器研制队伍。

    回国后，周光召放弃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参加领导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技术力学等研究，经历了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小型化到装备部队的全过程。周光召把全部精力放在科研上，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二代核武器研制，凡是最困难的阶段，总有他带头攻关的身影。

    周光召先生先后担任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九所所长，后来虽然离开了九院九所，但时时惦记着老同事，常常回来看望大家。九所的人见面都称他“老周”，从不叫他职务。

    19年核武研制试验没留一张工作照

    我调来九所后，听了不少有关周光召的故事。他提出的“最大功原理”不但一锤定音，敲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模型，而且与邓稼先一起，将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领上实事求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科研轨道。他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组织管理才能，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理论突破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能够把具体任务和各个学科挂起钩来，然后找到学科和任务之间最密切的关键点，把它弄清楚以后，带着大家一起研究。他亲自编写教材，要求年轻人钻研业务，苦练基本功，激励年轻人奋勇上进……这些故事一直被老同志讲述。

    1966年12月，周光召带队赴新疆罗布泊参加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拿到准确的试验数据，他和于敏住进距离铁塔几百米的帐篷，坐在地铺上，用计算尺、手摇计算机反复推敲理论预估的数据，随时解决核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回到马兰基地招待所，门口围满了参试人员，大家都想一睹周光召、于敏的容貌，亲眼见一见两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由于保密的缘故，周光召在北京理论部组织科研攻关，到青海221厂指导产品加工，奔赴新疆罗布泊参加核爆试验，都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纪录片时，按照规定镜头不能对准九院的科学家，只能远远地拍背影。前后一共19年，周光召没有留下一张工作照片，虽然可以理解，但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1969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全国进入高度备战状态，九所搬迁“三线”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作为九所常务副所长，周光召亲自主持大搬迁工作。几百名职工和家属，每家分几个木箱装行李和生活用品。11月25日，周光召带领大伙儿乘坐一列闷罐火车离开北京，其中一节硬座车厢，让老人和带小孩的人乘坐，其余职工，男女分开一律乘坐闷罐车厢。经过四天三夜的颠簸到达四川绵阳，然后又乘汽车辗转山路3个小时，最后在梓潼县潼江边的曹家沟安顿下来。刚去时宿舍楼没有盖好，职工和家属挤在行政办公楼，周光召带着女儿和大家一起住办公楼。

    曹家沟不具备起码的科研条件，不能开展工作，周光召意识到，这样下去无法完成国家交给的试验任务。为了不影响核武器研制进程，只好将户口留在四川，科研人员出差回北京，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机上机算题。于是，九所的双职工，女的留下照顾孩子，男的和单职工出差。可北京的户口没了，住房没了，只能住集体宿舍、筒子楼。周光召和大家一起出差，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

    当时，科研工作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担任九所所长的周光召团结全体职工，顶着压力，一边坚持搞科研，一边争取上级理解和支持，克服常年出差的种种不便和困难，完成了多项型号的研制任务，为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从不为生活杂事儿操心

    周光召调到中国科学院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住在花园路塔院5号楼，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我曾去过那里，室内就是沙发、几件公家配给的简单家具，与九所职工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他刚调科学院时，家里甚至没有安电话。电视上看到的他西装革履，其实先生一点都不爱打扮，穿着很不讲究。因为花粉过敏，他经常戴着口罩上班。上下班一个人总爱低头走路，边走边沉思。

    据九所老同志回忆，周光召夫妇生活极其简单。到了饭点，到食堂打点馒头、米饭回去，自己用菠菜打个鸡蛋，就是菠菜鸡蛋汤，放个西红柿就是西红柿鸡蛋汤。平时，一个礼拜去趟王府井，买些天福号酱肘子、酱牛肉等熟食，回家切几片，再做个汤就是一顿正餐。周光召对物质要求很低，他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更不会为吃饭那点事儿操心，好节省下时间看书。他的夫人郑爱琴原来学化学，为了支持周光召的工作，她放弃自己的专业调入九所，发挥英语好的优势，专门做科技情报调研工作，成了周光召的贤内助。

    周先生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高，语调不急不缓，话不多但句句中肯。他唯一的运动就是喜欢打乒乓球。常年和他打球的同志都是科研骨干，他们边打球边切磋工作。周光召才华出众，平时很严肃，也有人怕他。听老同志讲，周先生安排的课题比较难，但他指导得很细。课题完成后，无论多忙，他都亲自听报告，一个人一个人地考核点评，让年轻科研人员有压力，成长快。如果你在工作中出现了差错，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但是当你的工作做出一点成绩，他会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拍着你的肩膀，鼓励你继续努力下去。

    除了严厉外，周光召也有温柔的一面。所里有同志去青海221基地出差，在外单位工作的爱人生孩子，他会主动前去看望，并送去一块腊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可是不菲的“礼物”。有科研人员的亲人去世，他会询问需不需要用钱，甚至掏出钱主动支援。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光召富有人情味的个性。

    支持拍摄和出版《院士风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采访、拍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钱三强先生的叮嘱下，我由原计划只拍摄100位学部委员，改为拍摄当时健在的全体学部委员。

    1992年1月21日，我如约来到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为周光召先生拍照。他正在伏案工作，见我进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项大工程，300位学部委员，你能拍完吗？”我说，试试看，努力完成。先生说出第二句话：“有困难找学部，我跟他们打了招呼。”说完又埋头看文件，那专注的神情，让我不好意思打扰或请他抬头对着相机。但先生总是低头，无法拍出好的画面。过了一会儿，科学院秘书长敲门进来汇报工作，周先生并没有让我回避，只是从办公桌走到沙发前坐下，认真聆听汇报。机会来了，我赶紧调整相机，捕捉到了我想要的镜头。

    1994年，我终于完成了分别在1955年、1957年和1980年当选的所有健在的学部委员的拍摄，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鼎力支持出版。周光召欣然为即将出版的《院士风采》写序。在序言中，他没有过多地表彰科学家的贡献，而是浓墨重彩地写道：

    历史证明，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杰出的科学家，既为人类物质文明作出贡献，也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类的精神文明留下宝贵的财富。

    ……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老一辈院士大多数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其在科学界的活动而影响他人，甚至一个科学领域。院士们的品德、学风和献身精神在科学界堪称楷模，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周光召把科学家的道德品质放在第一位，颇有深意。编辑《院士风采》时，将近300位学部委员如何排序，是我遇到的一个难题。按姓氏笔画，著名的“三钱”，因为笔画多自然排在后面；按学科顺序，仍避不开谁前谁后，怎么办？ 大家想出一个办法，按年龄大小排，年长的在前面。为此，我专门到年龄最小的杨乐先生家（当选院士时41岁）告知这个排序，征求他的意见。我清楚地记着，杨先生双手举过头说：“我没有意见，排在前面的是我的老师，甚至我老师的老师，我双手赞成。”有杨先生的态度，我彻底放心了。周光召在序言里这样写：“尊老敬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画册的排序中不难看到编者的独到匠心。”这篇序朴实真挚，被多家报刊引用。《院士风采》1995年出版，1996年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此后，我在多个场合拍摄过周先生。比较重要的像2007年12月7日，杨振宁著《曙光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三联书店举办，我在现场捕捉到杨振宁给周光召签名赠书的瞬间。另外，2005年1月18日和2008年7月16日，周光召两次回到九所做学术报告。第一次讲《创造性和知识管理》，希望年轻人有远大抱负，扩大研究视野，有意识地与人文学科融合。第二次讲《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过程》，说明交叉学科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做报告时，他语调平缓，一字一句，很少有手势动作，我一次次拿起相机，捕捉先生神采奕奕的镜头。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在上个世纪末，周光召写过一篇《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的文章，特别指出“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

    那时能达到这样一种大协作的状态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有关系。在那种环境中工作，没有人会太重视个人，因为这是那么多人工作的结果。而且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部件都不能出问题。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所以你会觉得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所以每次谈到这里，我都会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009年5月15日，正值周光召八十华诞，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联合举办周光召从事物理工作5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300多人汇聚一堂，有不少重要嘉宾出席，杨振宁夫妇到会，李政道发来贺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致辞，杨振宁、徐冠华、黄祖洽、杜祥琬院士先后发言。

    周光召最后登上讲台，没有讲稿，娓娓道来。此刻，先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一定想起很多——在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时开展学术民主大讨论、在新疆罗布泊帐篷里为核爆作最后一次精确计算、和九所职工坐闷罐车到西南大山安家的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峥嵘岁月，这一切都凝结成下面几句话：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有十万之众，我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然后，周光召饱含深情地讲了一段往事。他说，我这一生中间最好的时光是在九所度过的，那个单位的同志教给我很多东西。我非常喜欢那个时候的学术环境，没有权威意识，没有个人打算，完全追求科研规律性，是实事求是的讨论。在特殊的年代我受到冲击，成了批判对象，感到茫然，许多人避而不见。九所几个年轻同志不顾自身安危，在大字报满天飞的情况下，上门到家里看我、鼓励我，使我振作起来，在那么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完成氢弹设计和国家试验任务。他们几个人在九所默默无闻，也不是业务尖子，比如李茂生、刘成安、李怀智，还有孙庆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始终记得他们。在座聆听的九所老同志，有人当场流下眼泪。

    他还讲了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工作时，得到了许多老科学家的支持，甚至提到一位帮助搬家的司机师傅。在半个小时发言中，周先生反复说他这一生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强调学会尊重所有的人，学会与人协作，却很少提及自己。

    周光召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一同攻关的战友和同事，我在现场拍照时也深受感染。

    研讨会议结束后，大家相约与周光召、郑爱琴夫妇合影留念，我跑前跑后拍个不停。没有想到，趁人少的时候，先生主动招呼说，我们也合个影吧？ 我赶紧拉上理论物理所摄影师刘伟，与周先生一起拍了一张值得永远纪念的合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拍照。此后不久，周光召因病住院，再也无缘与他见面了。

    充满人格魅力的周光召先生在科学界有口皆碑，但对一个普通摄影人的关爱，一般人恐怕不知道。他胸怀宽广，温厚待人，严于律己，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之风。杨振宁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先生之风，润人心扉；先生之德，福泽后人。我对先生充满感激，他让我亲身感受到一个科学家的品格和真诚。

    2024年11月3日

    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