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烈士家世史料拨云见日

    ■裴高才

    叙介中国工运史，项英（1898—1941年）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讲述中共苏区中央局及新四军史，项英是创始人与主要领导人之一……可是，长期以来关于项英的家世，却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近期，笔者在编纂《李家集街志》与参与筹建黄陂烈士馆期间，终于搜寻到1930年代以来中外图书、报刊与谱牒史料，撩开了烈士尘封九十多年的家世面纱。

    谱牒是国人的家族档案，也是三大文献之一。为弄清项英烈士家世，笔者首先寻访了长期研究项氏宗谱及项英烈士的著名雕塑家项金国教授。他提供的《项氏宗谱》显示，湖北项氏一世祖项恒敬于明洪武初年，由江西始迁往楚北沥山坡（即烈山，今湖北随州市厉山镇）象鼻岭开基立业。传到第八世项一经，字克赞，号韦斋，湖北汉阳人。清顺治乙亥科（1659）进士，后晋升为吏部郎中。致仕后迁湖北黄陂崇义乡李家集街北之大彭家寨（砦），繁衍到十六世项维（因排行老二，人称维老二）曾在武昌司门口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职员，膝下有四子：观善、观庆、观乾与观坤（字仰之，武昌慈善会会长）；观乾育长子德隆（又名项英）、次子德生（又名民生）、女德芳。

    百年后，项观乾的两个相隔千里的孙女项苏云与项玉兰凭证物认亲，又联袂返黄陂老家认祖归宗。

    那是2008年，由黄陂大彭家寨走出、定居新疆昌吉玛纳斯县的项德生三女儿玉兰，几经周折找到了老家。原来清末从黄陂逃难新疆的项观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义甫街）与何氏再婚，1905年生子德生。德生在终老前特地嘱咐在南京读书并成家的玉兰：祖父项观乾是湖北黄陂人，自幼练就了一身裁缝手艺，由于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并激扬文字，抨击清廷腐败，遭到当局通缉。因事先由弟弟、武昌慈善会会长项仰之暗通消息，观乾遂将发妻、长子与幼女托给弟弟照顾，自己携几个项家徒弟连夜逃难，到新疆迪化落户。

    在新疆，项观乾重操裁缝和染织手艺，几年间发展到一定规模。而远在老家的项家人思观乾心切，遂由项观庆前往迪化找到弟弟。观乾见二兄千里迢迢前来，遂将迪化的商铺交给二兄打理。理由是既然二兄能找到自己，说不定官府哪天也追到这里；所以，观乾携何氏、德生一行转移到新疆最西端的昌吉玛纳斯县。

    项观乾全家住玛纳斯县城中心，开有几个门面经商，生意非常好。随后，他在此发起兴建湖北同乡会会馆，并任会长。随着其影响逐日扩大而走漏风声，结果项观乾惨遭官府杀害。湖北会馆人员料理项氏后事时发现，在早年已准备好的棺木中，留下观乾的手书字据及遗物包裹，还有会馆证人签字，待德生成人后转交。字据上写道：“要寻根，到湖北黄陂找，如果找不到，就在武昌找德隆。”德隆即项英。

    何氏在娘家人帮助下惨淡经营家业，直到项德生成人后独立经营。1957年公私合营时，德生担任卫星商店主任。六个子女均学业有成，家庭和睦。只是，父亲遗嘱寻亲之事，一直是他的心病。

    直到2009年，项玉兰经项金国牵线终于找到项英长女项苏云。她们当面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是项观乾留给长子德隆（项英）、次子德生（民生）的和田玉手镯和玉器雕件各两份。两人遂联袂家人，一起到黄陂认祖归宗，实现了祖父的遗愿。项金国向项英后裔赠送《项氏宗谱》。

    2013年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决定，在项英故居武汉中学校园兴建项英将军纪念亭、立项英铜像，并采纳项英长女项苏云的意见，由黄陂老家项氏宗亲、著名雕塑家项金国塑像，由项英之孙项阳监制。同年12月10日铜像落成，由项苏云、林汉雄伉俪，项玉兰、项阳与项金国参加揭幕式，续写了官方与亲属塑像祭先烈的当代佳话。

    项英的子女项苏云和项学诚及孙子项阳透露，项英1931年所写自传中就标明湖北黄陂人；项苏云早年填写履历表之“籍贯”也是“湖北黄陂”；生于湖北省城武昌涵三宫项家花园。因项英早在1920年代曾在上海工作了三年，1930年代初已经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之一。新近发现尘封九十多年的上海《文化日报》刊载的《项英记》，也印证了项氏姊弟的说法。

    1932年7月22日，上海《文化日报》第32号第三版“特别报告”，刊发了作者少游采写的《项英记》。全文以1400多个字的篇幅，从“毫无名气”“貌不惊人”“穷小子的出身”“从工会组织员做起”等五个方面，形象地描绘了项英的黄陂故乡、方言、外貌与个性特征。

    作者以纪实的笔触开门见山，指出“项英的住家是在湖北黄陂小集镇上”，及其“穷小子”出身。他本名“项德隆，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娘，一个二十多岁村姑似的妹妹。家里很穷，没有到外国去过，是一个十足的无产阶级”。在上海时，曾与四川籍女党员张良（实为张亮）结为夫妻，后来又脱离了。这段记述既与《项氏宗谱》记载：老家在黄陂李家集街北投的大彭家寨相符，又与《项英自传》基本吻合。

    1928年，项英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期间，曾受到斯大林的单独接见并获赠一把小手枪；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继而，还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代初，他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而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前线指挥打仗期间，后方政府工作则由项英代行。

    在全面抗战的武汉会战紧急关头，一直致力于中国抗战宣传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7月从香港抵达全国抗战临时中心武汉，停留了四五十天时间。经周恩来引荐，斯诺专访了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一行。项英在详细介绍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以及改编后新四军的抗日情况的同时，也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他说：“我在1898年生于湖北武昌，家里是贫苦的。父亲是一个店铺里的伙计，当我十岁时，他就去世了。抛下我的母亲，穷苦无依，要抚养两个孩子：我及我妹妹。我在小学读了四年书，以后就不得不出去做工，来养活我母亲。我被送往一家纺织厂里去当学徒，经过三年的苦力，我到了15岁时，便成为一个薪给工人。我妹妹也做了纱厂女工，而且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她是受了我自己的奋斗的影响，参加过伟大的武汉劳工运动。”

    项英向斯诺介绍其父原是店铺里伙计，与同父异母的弟弟项德生给女儿玉兰的讲述，其父观乾兄弟曾开设裁缝与纺织染坊，大体吻合。因家人向项英隐瞒了其父观乾逃难新疆、遭受清廷当局追杀的死因，以及在新疆另组家庭并生育了弟弟之事。所以，他仅仅知道家中只有他们母子三人。机缘巧合，项英的长女苏云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纺织业。

    1938年2月，埃德加·斯诺采写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继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之后，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引起轰动效应。此次在武汉采访项英后，写成的关于新四军的新闻电讯稿，迅速向全世界发布。还特地向项英赠送了一支派克钢笔（现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他写成的《项英自传》尚未出版。正在此时，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也准备出版《西行访问记》中文本。因她尚未采访项英，遂将斯诺采写的《项英自传》收入该书，于1939年4月10日由上海译社首次印行。

    接着，斯诺深入采访后撰写的长篇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于1939年5月在美国《亚细亚》月刊公开发表。1939年6月15日，上海《良友》画报与《华美》周报又翻译成中文，图文并茂予以转载。使得新四军受到中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在纪传体图书中，则出现了黄陂与武昌两说。1938年2月25日，林轶青著述的纪传体中共党史图书《中国的红星》，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已故的31位“过去的红星”；下编“现在的红星”为当时正在前线抗日的毛泽东、项英等19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其中，《中（共）苏（区）副主席——项英》的开头这样写道：“项英，湖北黄陂人。自幼丧父，家境甚为贫困。与其母妹三人……”。

    无独有偶。198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之“人物录”中，明确记载：“项英，湖北黄陂人。十二岁入工厂做工……”（1983年8月版第614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10月10日发布的项英图文简介亦云：“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黄陂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类似上述记载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校党史教研室1981年编纂出版的《中共党史名词解释》，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博采》及《中共党史人物资料》等。

    另一方面，中华英烈网的“项英”条则记载：“项英，湖北武昌人，1898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他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人民日报》2018年5月14日）

    通观上述官方与民间史料，按照《辞海》的解释，籍贯包括祖辈居住地或出生地之义，项英祖籍地应为湖北黄陂李家集大彭家寨，生于湖北武昌涵三宫项家花园（今武汉市武昌区武汉中学附近）。著名史学家、《湖北省志》专家与中共党史专家认为，如此多重史料相互印证，相得益彰，颇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