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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是当时的主旋律之一。先父王佐良教授是非常勤奋、卓有贡献的一位学者，这期间他出访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及五大洲，以其精深的学术、广博的知识，以书载道，以文会友，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和文字。这些旅程散见于已发表的有关书刊文章、游记随笔等，但可惜未能反映全貌。本文以一些新见文献为补充，初步整理汇集了他在1980年代出访交流的活动和成果。现回放一些精彩掠影，以反映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方面的典范风采。
一
1980年3月末春光明媚的一天，全家人齐聚北京首都机场，为父亲王佐良教授和母亲徐序（原清华大学外语教研室离休讲师）送行。王佐良先生作为客座教授，即将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授课讲学。清华1945届校友、明大刘君若教授和北外英语系许国璋教授等也前来送行。王佐良教授是中美建交后最早进行讲学交流的学者之一，大家都非常期待和祝福。此行来回航班都途经日本东京，转机时到市内稍停，而由西雅图出入境美国。
王佐良先生在明大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东亚语文系的“现代中国散文风格”；另一门是比较文学系的“英美文学在中国”。用英语讲授，听课的绝大多数是研究生，要求写专题论文，由教授评分，并就其中优秀者给各系写评语。这两门课都是第一次开，据反映效果很好。“散文风格”的教材大部分来自1979—1980年间出版的中国书刊，学生读后对当今中国散文风格的丰富多彩和各类文章所反映的中国风貌获得深刻印象。“英美文学”一课论述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启发与影响，其主要品质却是中国的，其主流思想是进步的，着重讲了鲁迅的成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这不正是新发现的王佐良早期著作《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中心观点吗？
后来王佐良先生又应邀以“鲁迅与西方文学”为题，作了全校公开学术演讲，听众甚多，反应热烈。其间，他还应邀到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很高兴见到了西南联大时的老友李田意教授。明大教学结束后，他和一些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参观了威廉斯堡、华盛顿、费城和纽约四个城市。这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和赞助的。
时光转瞬，访美三个月很快结束了。王佐良先生不仅圆满出色地完成了紧张的教学任务，还广交朋友，展开了局面。当时中美刚刚开始学术交流，来访学的绝大多数是理工科技专业人员，学人文学科又授课者很少。王公学术资历深湛，中英文俱上乘，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又极谦逊勤奋，与时俱进，起了在美国大学校园传道授业的开创示范作用，树立了一代中国学者的名师风范。他也以文会友，在紧张的备课、上课之余，除了东亚语系和比较文学系，还同英语系、人文科学系、历史系、哲学系、地理系和图书馆特藏部的人都有交往。通过他们了解到了不少有关学术研究和美国生活的情况。王先生伉俪在明城期间，受到很多友人的热情帮助照顾，尤其是王士宗教授等自始至终迎送陪同，开车接送，尽心关照。待快要离开时，新朋老友请客会面不断，热情难舍。他感叹道，真是“相见恨晚！”
几年后的1985年，王佐良先生重访明大讲学一周，再次受到热烈欢迎。英美文学的同行们对他的学识和口才更赞不绝口。
在新朋友中，有一位现代派诗人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是他在不久前的澳大利亚文化节认识的。勃莱邀请他们夫妇到他在明城郊外的家聚餐，抚琴吟诗，又到湖畔漫步畅谈现代派诗歌。这令他了解到美国诗歌创作和研究的现状，并回忆起前不久在澳洲的文化盛会。
二
就在赴美讲学之前，王佐良先生刚从澳大利亚的文化之旅归来。1980年3月初，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第一次参加阿得莱德文化节。代表团成员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时任江西省作协主席俞林和北外王佐良教授一同参加了文化节的国际“作家周”活动。
离京后路经广州，于1980年3月7日抵澳大利亚悉尼，转机来到濒临南印度洋的花园城市阿得莱德。次日作家周开幕后，一直忙碌在会议、讨论、赠书、参观和聚餐之中，还看了表演和焰火，令人目不暇接。会议很多在户外草地大帐篷里举行，来自各国的作家、学者、出版家真诚交流、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如神话、象征与寓言，文学与民族文化等，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到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格外令人瞩目，组织者特意安排了专场介绍。会上四人轮流用英语发言，回答各种问题，气氛热烈。在答问结束后，不少人来跟王佐良先生握手，说他讲得好。
澳洲媒体有一个翻译问题的重点采访，题为《土耳其挂毯的反面》，后收进王佐良《翻译与试笔》（1987）一书中。这次访问，开阔了眼界，了解到文学发展趋势，也介绍了中国文坛新气象。结识了很多作家、学者朋友，增进了友谊和理解。澳洲媒体对代表团印象很好。罗伯特·勃莱是著名美国诗人、作家、翻译家，他的新超现实主义和“深度意向”诗论很有美国本土特色。他们相约明尼苏达再聚。勃莱到悉尼大学讲演，又把中国代表团夸赞了一番。后王佐良写了两篇评论《诗人勃莱一夕谈》（1980）和《勃莱的境界》（1984），还翻译了勃莱的十首诗。这对当时年轻的中国现代派诗人特别产生了影响和启迪。
作家周结束后，代表团转赴墨尔本、堪培拉、悉尼各城市，参访了大学、图书馆、书店、博物馆、美术馆等，会见了许多文艺、教育界的人士。学者们纷纷表示希望到中国去访学。在堪培拉城郊公园里，他们近距观赏了大洋洲的特色动物鸸鹋、袋鼠、考拉，饶有兴味。在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座谈会上，柳存仁教授主持，王佐良先生谈了翻译理论及名师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中国。这些话题都反应热烈。主人请代表团在四十多层高楼顶旋转餐厅纵览悉尼城市景色，面对大海，品尝独特壮观的悉尼歌剧院的晚餐，欣赏芭蕾舞团的节目彩排。……
关于这次访澳阿得莱德文化节的精彩回忆，记述在《澳洲盛节当场观》中（《心智的风景线》，《王佐良全集》第11卷）。
三
1985年春，王佐良教授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PR）邀请的杰出学者，赴美在普林斯顿、哈佛、麻省、乔治·华盛顿、加州伯克莱、斯坦福、加州理工、明尼苏达、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等九所著名学府，三家特藏图书馆及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参观和讲学。在此期间，他共发表了九次学术演讲，题目包括“文学史的方法论”“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英美文学在中国”“文学教学问题研究”等，深受欢迎。听众中常有知名学者，普遍反映是：内容比较充实，方法与措辞也比较适合美国大学人士，讲后的交谈也热烈。除了大学以外，他还访问了著名的福尔求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Library）并作演讲，继往西海岸洛杉矶亨丁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参观并演讲。
此行目的很明确：首先是探讨文学史的写法，当时王佐良先生负责主编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在撰写过程中与美国同行交换意见，有助于进行这个重点项目，同时也能介绍一些中国研究外国文学情况。此行主要去美国东部和西岸的名牌大学，那里有不少有造诣的老学者，也有新起的中年学者特别是女学者，都很有创见，他们代表了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势头。他后来写了《一次动情的旅行》，分篇讲述访问的经历心得。还作诗六首，题为《北美群相》。
笔者在多年后竟有缘见到哈佛的芭芭拉·莱沃斯基（Barbara Lewalski）教授，她是美国研究密尔顿的首席专家。2015年5月4日，我在布朗大学图书馆作关于新发现的中国抗战英文文献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演讲时，有幸请到了这位已从哈佛荣休的教授。她的家就在我们的城市，见面后她讲起当年王佐良先生乘火车来这里的往事。那次他就住在她们家。芭芭拉的先生是罗德岛学院的历史教授。她当年为王先生访问哈佛尽心安排，非常热情。访问结束后，当晚他们一块去听音乐会，有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等。次日，他们开车到附近著名景点新港一游，在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海滩漫步，在水边一家船型餐馆吃龙虾。第二年，莱沃斯基教授伉俪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华到北外等校讲学。这些往事亲切感人，我把王先生写的关于她的那篇文章《才女们》的英译文送给芭芭拉，会后还与她合影并在教职员俱乐部共进午餐。
王先生当时毕竟年事已高，连续旅途中时有病痛来袭。他就吃点药忍着坚持工作，不顾疲劳，多是独自奔波，讲演、会客、研讨，应酬各种聚会，还要为学校联系合作项目、为年轻学者联系推荐留学进修机会等等，操了不少心。所幸在访问中受到各方面的关照，收获颇丰。
四
比较文学当年在中国是新的热点学科，王佐良先生为它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3年8月29日—31日，他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主持了在北京万寿路宾馆举行的第一届中美学者比较文学讨论会。讨论会打开了中美比较文学学术交流的大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我们在创造历史。”王公的比较文学英文专著《论契合》（1985）也在同年出版。
次年春（即1986年3月），王佐良教授第三次访美，率中方教委代表团首次赴美国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国际英语教师协会（TESOL，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年会。他当时担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代表团成员有王佐良（团长）、施福保、刘鸿章、杨琇珍，他们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在英语教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会议结束后，他还到旧金山和湾区参访了伯克莱加州大学，并应邀在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和东亚中心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和“欧洲现代主义在中国：影响与转变”。
1987年10月下旬，王佐良先生第四次访美，率团参加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第二次讨论会。中方代表团成员是王佐良（团长）、杨周翰、乐黛云、刘象愚、卢康华、贾植芳、孙景尧、肖兵、应景襄、张隆溪、金丝燕。大家陆续抵达纽约后，先到普林斯顿大学，然后转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最后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11月8日，比较文学讨论会和工作坊圆满结束。王佐良教授自己飞赴加拿大到维多利亚大学讲学，两个题目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和“文学史在中国的先驱”。这些内容都整理收入《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1991）英文专著中。
此次北美之旅后，王公颇有感慨：“这样又结束了一次外游。此行三次会上自己辩才无碍，英语地道而有文采，在加演讲也十分成功，身体总算支撑过来了，无愧于中国学者的身份。”
五
1947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王佐良参加了全国公费、自费留学考试，均获第一名，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F.P.威尔逊教授，并顺利完成了优质学位论文。1949年9月，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机会重游英伦诸岛。1982年6月间，他应邀访问爱尔兰参加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他对乔伊斯情有独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翻译过《都柏林人》，手稿不幸在寄往桂林途中遭日寇飞机轰炸化为灰烬。他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写了“爱尔兰文学”的条目。这次应邀参加了学术盛会，他认真地出席了主要演讲和讨论会，做了大量心得笔记，和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谈讨论，并接受采访。使他喜出望外的是，在会上他遇到了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燕卜荪先生。会议最后，燕卜荪等十位各国名家朗诵诗会成了纪念会的高潮。会后，他在首都都柏林一带考察观光，住在当地朋友家，品尝当地美食醇酒，畅谈爱尔兰文学，饱览绿草茵茵、碧海峻岩的爱尔兰风光，体验当地风土人情，感到不虚此行。回来后，他写下《初访都柏林的印象》和《乔伊斯与“可拍的美”》等学术游记。
随后，王佐良教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经伦敦飞苏格兰，访问斯凯岛、奥班，特别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故乡欧文城及小村，接着重游牛津、剑桥，驻足文化名城伦敦，拜访燕师之家。这些都一一记录在《心智的风景线》第一部分“山水与文采”的各篇中。
1988年，时隔六年，王佐良先生又赴英国访问并出席在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特召开的第23届国际莎士比亚讨论会，还观摩了莎剧演出和叙事诗的朗诵会。作为一位资深中国莎学专家、时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他一直很关注国际莎学研究动态。这次有机会亲临盛会，和各国学者交流，了解到许多莎学近况和新发展，这对于他的研究著述很有助益，不少心得被收入到《莎士比亚诸论——兼及中国莎学》（1991）一书之中。
然后他再访牛津、剑桥。1982年那次到剑桥，特别和在那里做教授的牛津同学伊恩?杰克重聚。这次和伊恩再相逢，他们把酒畅叙友情，分享各自的学术研究近况，分外感慨。在剑桥他还特别拜访了李约瑟先生，早在西南联大时，他就听过这位大师的讲座，现在有机会亲自拜访面晤，也了却一个心愿。
重临牛津母校，是回忆，也是梦。除了和一些学者聚会商谈学术交流之外，他还漫步图书馆、书店、小巷和小酒馆，又一次偿了故地怀旧的夙愿。英国园林，“大片草地，几棵孤树，向前走则听见淙淙流水，有许多幽深的角落，清晨的雾弥漫了一切，人们漫步着，有点忧郁，坠入深思中……”由此，令人不免想到，只有看到这类风景才能更好地欣赏英国诗：“它的基调是开旷，冷静，带点忧郁，是幻想的好处所”。茂登学院以哲学和文学见长，那天在高桌晚餐上，他和一些牛津院士学者高谈阔论，饶有风味意趣。牛津不仅保持传统严谨的学问风度，而且秉承优美文笔，学者们的思想和想象力，也独树一帜，别有神采。
六
王佐良先生第二次访英之后，接着应邀赴法国进行研究交流。早在1940年代，他对法国文学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发表过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这次是应法国人文科学院（MSH）之邀进行访问研究。该院院长、文学史家莱孟斯·埃勒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周全的安排。他谈到自己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两个领域：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埃勒教授认为，过去来此的学者往往只知中国，而王先生这次来可起真正对话作用。其后的访问，收获不小，记述于《学府、园林与社会之间——英法两月见闻》一文中。
在巴黎，王佐良先生跑书店，进图书馆，看老朋友，也结识作家、学者。其中有一位重要的比较文学家艾田蒲（Etiemble），还有一些对文学理论颇有新见的法国学术新秀。王先生认真了解研究他们的新锐观点，并作出自己的评判和哲理性思考。他从西方传统学问与新文论两大学派的对立联想到中国传统上的学术之争：“历史地透视一下就会发现，一方面，这种对立像人生和社会中的某些基本矛盾一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两者的互相补益乃至全面结合也是人心所向，势所必然。对立的两面，每一面都有大学者；同时，很少大学者是完全只有一面长处的，更好的情况是兼有两者之长，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代大师。”
这次访法之行，不仅交流了学问，还一览法兰西的风貌。花城巴黎，这一座气象恢宏的艺术浪漫之都，万方聚集，人文荟萃，比伦敦、纽约更多文化气息，以其特有的气氛、神韵、光彩，引人流连。王先生评价道：“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巴黎市是无可替代的。”（引文载《中楼集》）
七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王佐良先生不仅精专欧美国家的文学发展，对亚非地区的一些新兴文学潮流也有所关注。1987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出席该国庆祝独立25周年盛大的“文化荟萃”节。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阵容强大的文化代表团去第三世界国家访问，包括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白淑湘、副团长郁蕾娣、耿自力，团员钟润良、薛菁华、黄民暄等二十多人），电影代表团（导演谢晋、王君正等），作家、翻译家王佐良教授，美术家代表团（油画家汤小铭、版画家郑爽、国画家林丰俗等），还有《中国文化报》和“中国文明史”的策展人员等。
王佐良先生以作家、翻译家身份，担任文学作品的英文评委，文学评奖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两项，阿文、法文、英文三种文字。参赛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两篇短篇小说：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和柯云路的《三千万》，两篇都是英译文。王先生审阅后认为都相当好，本应获奖，推荐给评委会，但由于送审作品不是作品集，也不是1983年以后的作品，未能符合评审规则。最后经评委会讨论，该奖项空缺，实在遗憾。结果只有一部印度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得了鼓励奖。其他评奖结果如下：绘画类由中国获集体金奖，中国电影《良家妇女》获得最佳摄影奖。
在阿期间，王佐良教授用英语做了一次学术演讲，题为《中国的文学翻译》，在阿尔及尔市演讲厅举行，由阿方派大学教师口译成法语，反应热烈，当地主要法文报纸《圣战者》登出长篇报道。这位翻译说他很喜欢王先生的这文章，事先把讲稿读了四遍，研究法语译法，并希望在他们学校学报上发表。王先生还接受了电台、电视台、《现实》周刊和阿拉伯文主要日报的记者采访。在演讲中，除了介绍中国文学翻译方面的情况和成果外，他还表示希望多交流，加强了解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历史和民族文学的发展。活动结束时，主办方还赠送给每个评委一面银盘。去途和回程都路经苏联的莫斯科，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他们还参观游览了这座名城以及莫斯科大学。
这次他与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学者有所接触，除了文学评委会中的阿文、法文、英文作家、教授、专家外，还认识了其他国家的文化界人士，包括法国学者、摩洛哥诗人、马里电影导演等。非洲的中青年文艺人士在各种活动中相当活跃，在文学、电影、舞蹈、音乐等方面有一些新气象。
漫步在沙滩岸边，寻古谈今，在北非的阳光下，品赏地中海风景。王公还作诗三首，题为《北非感兴》，诗中感叹阿拉伯的天空，腓尼基人的遗迹，地中海的清风和艳阳。……
八
1986年岁末，王佐良先生赴中国香港地区出席了“人的革命：中国现代化中的思想与文化问题”研讨会。当时中国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四化”建设方兴未艾。香港地区，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正处于回归的前夜，目睹内地蓬勃发展的浪潮，该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很活跃。研讨会由香港大学文学院主办，参会者大部分是港澳学者。内地方面包括一些当时探讨改革课题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多位文化学术界资深前辈，如北大哲学系张岱年先生、社科院叶水夫先生，北外王佐良教授等。1986年12月18日，大会开幕后，参会者分别讨论了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学术、文学等议题，发言讨论很踊跃，是一次应时的高层次文化学术交流。王先生的讲题是“西方文学和新感性”，稿子是英文的，但用中文讲，因时间有限，他讲得极快，但反映很好。还有别的发言者引用了他的文章。
香港朋友带他们参观游览，九龙那一带人满如织，灯光如珠串，亮极了。由于是周末，又近圣诞节，“东方之珠”愈显璀璨，有一种狂欢节的味道。王佐良先生1947年出国留学时曾路过香港，还写了诗。时隔近40年，人间沧桑，往事恍惚，使人感叹：香港生活显然大异于内地，不知这些芸芸众生对于1997有何想法呢？
1987年12月中下旬，王佐良先生应邀再次赴港参加“当代翻译研讨会”。在此之前，他的《翻译与试笔》一书刚刚出版。这次会议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他们先到广州，乘火车到港，参会者都是翻译界人士，大陆方面有卞之琳、王佐良、袁可嘉、梅绍武、郑敏、戴镏龄等专家。香港大学副校长王赓武致开幕词，会议围绕翻译主题展开。王公的英文讲题是“Some Observations on Verse
Translation”（《论诗歌翻译》），这篇后来收入英文专著《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中。文中借用美国现代派诗人勃莱的“译诗八步法”来概括“诗人译诗”的范例，如中国诗人戴望舒和查良铮等的译作。
由港回程在穗，在广州翻译家协会上，王公的讲话概括了对翻译问题的看法，现在翻译兴盛，中国与世界皆然。他认为，翻译经验与理论相比，经验更重要，但要有新的综合，如佛经翻译不比圣经翻译受人注意，但前者其实历史更长、方面更广，可惜无著名译者的“特写镜头”，也无大段译文分析；各类体裁翻译要相通；译者要有基本功，也要有想象力，翻译工作前途无量。他的讲话效果反映很好。
后来到了1992年，王佐良先生又出席了在珠海举行的“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他指出，翻译的探索无止境，前途光明，是对人类文明交流理解的途径和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
上述王佐良教授在1980年代的多次出访活动，内容涉及人文学术、文化、社会、翻译诠释、比较文学、英语教育等领域。他以其博学、文采、卓见，不辞辛苦，行乘五大洲风云，学契东西方文化，展现了老一代学者的风范、睿智和奉献精神，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引领跨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作出了难得的贡献。无论到了哪里，他都用传神的笔调和独特的见解，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学术文化以及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和情谊。作为一位跨语言、跨文明传播的文化使者，王佐良先生一生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学间的互动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这期间他在百忙之中孜孜不倦，不仅出版了十多部专著和译作，还身体力行地出访，探寻中外文学“契合”的精神，在倡导跨文明交流与理解方面树立了卓越的典范。尤其是，他精准地驾驭中西文化的学问，从全局观、历史观、比较文化观相融会的高度来思考和著述，体现了他关注人类命运以及世界和平的高尚情怀。
（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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