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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ckhard Dücker/文 吕晨/译
一
约翰·海因里希·德特勒夫·拉贝（1882.11.23—1950.1.5），曾任西门子驻南京代表处负责人。1908至1938年，他在中国撰写了16部大多带自传性质的文学手稿，其中他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期间完成的日记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不仅关乎中日战争里的一桩关键事件，还记载着拉贝及其他外国人为中国平民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拉贝选择日记这一文学文本类型，因为他是出于个人的动机、感知和经验在每日的记录中报告这场战争，特别是日本士兵的反人类罪行。自始，他便将此视作一名亲历者，或言之见证者的责任与义务。拉贝遵循的可谓一种基于良知的、道德的责任，以及一种由基督教和进步的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实用伦理学理念。
当拉贝得知日军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后，便立即告别妻子只身返回南京，以保护其私人住宅和洋行里的职员。1937年11月19日，他与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外国人共同决定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安全区。于拉贝而言，人性、患难与共等价值优先于利益或政党的意识形态。为从纳粹德国政府获取资助以修建和维护德国学校，1934年拉贝出于战略考虑加入纳粹党，虑及于此，他的日记成为一部政治文学。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后，人性与其德国国社党成员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性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他在柏林演讲时批判了日方侵犯人权的罪行，因此违背了国社党的亲日政策，被禁止公开演讲，其职业发展亦遭遇打击。
在德国，人们直至1990年代才知晓拉贝。1991年，拉贝故交埃尔文·维克特（Erwin Wickert）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拉贝在南京的人道主义行为，并于1997年对日记进行选编出版。其版本迅速让德国公众认识了拉贝，媒体报刊与学术研究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及拉贝的贡献。随后，日记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在中国和日本，日记因不同原因广受关注。
在日记这一文学文本类型中，日记作者主观合法化的微观层面会打开世界政治或历史的宏观层面。若拉贝未作为委员会主席工作、未记下日记，南京大屠杀事件及德国对此的评议便将失去一个关键声音，在回忆文化和政治方面，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认知亦会有所欠缺。拉贝日记让一桩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成为德国回忆文化的一部分：一是由于拉贝对中国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其所属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他更多表现出一种对德国回忆文化的挑衅。二是拉贝日记为当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即将其作为一桩潜在的种族灭绝事件。在当前关于大屠杀、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等“大规模犯罪”的可比性讨论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观照应有所助益。
二
拉贝日记受1937年南京的军事政治冲突促发，形式上它是一个功能性或目的性文本，功能上它是事件的有力证据。他称自己的记录为“战争日记”，作者、叙述者（日记作者）和行动者（主人公）是相同的。作为非虚构叙事形式的战争日记既包含日记作者的世界，亦涵盖战争事件的公共世界。“战争史书写家”始终围绕现实发生的事情写作，即他在事件中所感知的，以及他所认为值得传达的事情，即一种选择性的构建与解释。经历、行动与写作三者形成一个统一体。感知事件、记录、通过评论进行历史定位——这三要素构成了拉贝日记的结构。
战争中有同伴与敌人、防守方与进攻方、受害者与加害者、自我与他者。拉贝在行动上站在中国一边，但作为一名“客观的”见证者，他更偏向中立。他只记载自己观察、感知到的事件，用个人感知构建着“他的”真相、他看待事件的视角。拉贝如实讲述自己的生活（自传维度），从而塑造了历史（历史维度）。他本人即是事件的一部分，而他和其他见证者的报告则让当下自行实现了历史化并在历史进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日记的个人维度正证明了其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拉贝写明同事或交涉对象的姓名，给出会议和日军袭击的时间和地点。他看见了历史是如何及在何处发生的，并相信自己能呈现出事情的真实面貌。这些地理和时间说明也提供了一种将“大城市作为文本”的阅读视角。
拉贝日记主张世界和平。他通过日记塑造并解释着他的当下，以供未来回忆，由此实现了诠释世界的功能。拉贝对大屠杀的记录结合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特别是德国，看待南京大屠杀的视角，日记也因而具有了一种世界史维度。
拉贝多次反思自己留在南京的决定，这构成了日记的一个重点主题。相较于物质财产，他显然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道德观和他作为汉堡商人的名誉，即帮助自己所负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 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 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对拉贝而言，人性和怜悯是近乎自然的、基于情感的、不容置疑的行动要求。越来越多难民进入安全区，他们对拉贝表达感激、在安全区里找到了安全感，这些都进一步确认并巩固了拉贝留下的决定。拉贝作为保护伞的特殊作用在于，那些寻求帮助的人们可以亲身接触他、与他对话。拉贝愿意随时倾听人们的困难或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由此实现了一种治疗的功能。同时他也赋予安全区另一个世界的光辉，即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出一个社会空间，当中遵循的是人权、平等、宽容，而非强者的权力。
对于自己留在南京的决定，他还添附上一个政治原因：“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若在拉贝眼中，在拯救中国平民生命一事上，人性与纳粹党党员身份之间并无冲突，那么他显然相信自己的行动符合党和希特勒的利益。可以说他将自身遵循的道德准则附于他们身上，即拯救无辜生命优先于任何政治目的。
除了挖掘防空洞，拉贝还在院子里撑起一块帆布，上面画有德国国社党党旗，日本飞机便能辨识出拉贝的家是与之结盟的德国人的财产，不予以轰炸。他多次利用纳粹的符号从日本士兵手中拯救中国平民。这一象征行为不仅满足了政治功能，也实现了一种实用功能：它在有所需要之时发挥作用、阻止日本人的犯罪行为并拯救了平民的生命。由此，这块卐字布作为回忆对象，联系起那些把它当作最安全之地、躲在它底下的人们的故事。
拉贝的人道主义行为基于一种出于个体历史能动性的历史观，即个体愿意展现自我。其中的个体不仅包括那些凭借自身力量创造历史的“伟大”男性和女性，确切地说，任何人只要承担起责任，都能从普通人变为历史人物。他多次作为个人请求希特勒劝阻日本人无节制的暴行。但柏林远隔千里，因而在南京的一切均要靠他。为了减缓人们的困境，他个人遵循的原则是：“如果好事能成，何必要请示来请示去呢？ 反正到最后总会同意的。”他重复表达着自己的希望：
我仍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拉贝对此的坚信暴露了他对德国实际情况的一无所知，这一确信似乎意图掩盖他对自身反日立场和德国国社党政策二者兼容性的怀疑。同时，他并不奢求自己的请求能得到希特勒的回复。他提前为其开脱，以维护自己心中的希特勒形象：“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复，因为这种纯粹的外交问题也许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我表示，我确信元首会给予帮助。”拉贝对希特勒的思考也是日记的一大重点。
1938年1月27日，拉贝纪念了“皇帝的生日”。在实际回忆过程中，拉贝似乎将自身归为德皇时代的人，他的人生重要阶段如学生时代、职业培训、结婚、成家、定居中国均属于那个时代。当他把德皇时代内化为一段留恋的时光时，他对希特勒的自白似乎更像是一种保护性说辞，以防自己的日记落入“错误之人”手上。如相较于他对“德皇生日”的纪念，拉贝在“希特勒掌权”5周年时只简单做了形式上的记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后，物资匮乏的老问题愈益尖锐，但情况更多已直接关乎生死。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街道上、广场上、池塘里的尸体，读到各种形式的处决，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士兵强奸、抢劫的行径和“有组织的纵火活动”。拉贝必须一次次英勇地站出来，通过展示纳粹标志、高喊“希特勒”或“德意志”来阻止个案的发生。
在日本大使馆的新年晚宴上，拉贝未公开谈及日本士兵的侵扰行径，而是发表了一场“外交”讲话，“但从我们慈善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这是有利的”。这一战略性让步亦是拉贝行动理念的一部分。拉贝并非违背自己的良心和目标行事，而是表现出一种通权达变的能力。
拉贝亲自去证实所有事件，“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是不能沉默的！”他走访停尸房，以确定遇难者的死因。1937年圣诞节，拉贝的房子和院子里约有650人，安全区内约有20万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难受！”1938年1月和2月，拉贝愈渐频繁地在日记中倾吐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对外则未展露丝毫。
2月4日，拉贝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通过写下（只有）他能感知的事情来创造历史。他知道，这关乎世界历史：
今天我得亲自站岗，也就是说，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双眼盯着我家后面德国学校里的600名难民和我家前面中学里的5000名难民。如果日本人强行闯入，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发展以向世界通报。
但拉贝清楚日记偏离了政治上的正确道路，对日记的出版亦不抱幻想，而这与他对希特勒“掌权”的庆贺自相矛盾。拉贝离开中国后不久，他的担忧便得到证实。1938年3月，纳粹德国在南京的报社《东亚观察》开设专栏刊登部分日记。随后报社被勒令终止这一专栏，拉贝以世界史为导向的日记暂且未能为世界所读。
纵观整部日记，可见一位对自身道德使命深信不疑之士的形象，即帮助所有困顿者，不掺杂任何利益政治。拉贝并未在日记中为自己缔造一个反面世界，将其作为逃避空间，以补偿大屠杀日常。从始至终，他都专注于对事件的记录、评论与反思。凭借其和平主张和“平民百姓的苦难史”，拉贝发展出一个超越“南京”的视角，因为南京事件只有一次，大屠杀则不然。
拉贝的人道主义实践为其人生赋予了意义。在促进冲突双方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中，他展现出一种公民的责任意识。就文化史和行动结构而言，他体现出一种将宗教或价值观列于政治之前的态度。
三
直至1945年，拉贝不得不为其人道主义立场、为其人性与患难与共的价值观承担后果，再往后则是因其纳粹党员身份。战时他未受到公开谴责，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向公众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1945年后他的人道主义贡献亦未得到承认，因为这可能导致对纳粹罪行的相对化。不论是1945年之前或是之后，拉贝都无法发表日记，日记亦未能参与德国社会文化新秩序构建与史学研究中的“见证者”概念形成的相关讨论。
1945年4月24日至1946年6月7日期间，拉贝在柏林依据自己有限经验世界里的主观感知写下日记，记录了社会从战争结束至新时代的过渡时期内所发生的体系与文化变革。德国国社党和苏军皆未知晓柏林日记的存在。
1945年7月12日至8月7日，拉贝在“英国军政府总部”担任首席翻译，后因“党员”身份被解雇。1945年10月1日，他从西门子退休并于同日被雇为临时翻译。若问是何阻碍了拉贝有效融入、参与新的时代的正常化和日常化进程，应该说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发挥了一定影响。两场政治教育活动皆假定需要“再教育”的人深受纳粹政权影响，而这一影响需转变为一种民主观念。反观拉贝，他其实早已在南京践行了民主价值。
拉贝曾短时间被盖世太保逮捕，但他的道德观和荣誉观不允许他利用这段经历获取“政治犯”的好处。1946年4月17日，他的去纳粹化申请遭到拒绝。自5月3日起，他“不可以再在西门子办公室里工作”，5月31日起他开始居家办公。最终在6月3日的上诉听证会上，他的去纳粹化申请得到通过，因为他1934年入党是出于客观需要（为德国学校谋得补贴的条件），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因为他“在美国人和英国的请求下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并且“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因为他在柏林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并“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以上全部内容均得到非纳粹证人的证实。
作为构建新秩序、幸存者自我认知及新规范的社会文化指导思想，“零时”和“废墟文学”发挥着重要作用。零时包括流亡文学、内心流亡文学和所谓年轻一代的文学。不单是物质上，理智、道德和语言上皆须找到新的价值模式。对新时代而言，拉贝日记简单明了的语言、拉贝对世界主观合法化的诠释，以及日记创造历史的架构或许有所助益，因为日记的解释权不归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有。在战争文学和反战文学的热潮下，拉贝日记及其中的和平呼吁在1950年代是有机会参与重整军备、全面征兵、裁军和原子弹的相关讨论的。战地记者沃尔夫·申克（Wolf Schenke）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1947年南京市长登报寻找拉贝，后收到一封详尽介绍拉贝事迹的读者来信。但显然未促使公众更新对拉贝的回忆。1997年日记出版前，德国知识界和文学界几乎未谈及南京大屠杀，亦未提及拉贝。
战后，拉贝似乎也不再说起自己的日记。也许在经历去纳粹化一事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信誉会因日记中对希特勒的自白而受损。他在中国被尊为“活菩萨”，但在德国却自视为社会上“‘被剥夺权利的人’或弃儿”，这于他难以自洽。拉贝家族也将日记视为一种长期的威胁。对于这种害怕波及自身的担忧，或许要考虑到1940年代以来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拉贝自身的健康状态也不容乐观，西门子只派遣其完成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这些似乎让他基本处于一种听天由命、抑郁的情绪当中。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因病去世。
四
1996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为拉贝举办了纪念大会，乌苏拉·莱茵哈特在会上介绍了祖父其人并展示了日记。家族自始便未隐瞒拉贝曾经的纳粹党员身份，因而拉贝的形象主要表现出纳粹和人道主义行为间的矛盾性。纪念大会后，陈戴维（David W. Ch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并点出一些人无法理解“党员”身份和援助中国平民善举之间的矛盾，由此开启了一个社会和历史讨论的话题。1996年12月15日，陈戴维发表了第二篇关于拉贝的文章，称拉贝的文本是“对日本人意图粉饰南京事件的一种抗衡”。
日记的传播应归功于张纯如，拉贝的接受正始于张纯如的研究《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称日记为“罕见的对暴行的第三方记述”，其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不在于揭示新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是一个德国证人对一场可谓现代战争中最残酷事件的极度详细的、个人的记述”。
因日记与中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紧密相关，在围绕中德日三国话题的学术讨论中，拉贝日记可以说已默认成为文献来源之一。库恩（Kuhn）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以及汉学家冯凯（Kai Vogelsang）的论著《中国和日本》均深入探讨了南京大屠杀。日本文学中也可见南京大屠杀记忆，如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的短篇小说《牡丹》（1955年）。多项研究将纳粹主义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拉贝在大屠杀回忆文化中的突出地位毋庸置疑。
1997年，维克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长文，副标题为《约翰·拉贝，南京的“奥斯卡·辛德勒”》。2006年拉贝故居修缮之际，维克特再次发声，因为仍不断有同代人“觉得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德国好人的形象”。卡洛斯·维德曼（Carlos Widmann）在其文章《戴着纳粹卐字的救世主》中探讨了关于纳粹能否是好人的争议，并精炼总结道：“世上没有任何地方，纳粹党的标志会被如此安然地滥用于人道主义目的。”《法兰克福汇报》评论员佩特拉·科隆科（Petra Kolonko）从文学视角对日记做出评价：“这是一部动人的报告。”对于拉贝身上的矛盾性，科隆科表示：“他为南京平民所做出的贡献并未消解其纳粹党员身份所带来的问题。他的义举……使他免于受到种族主义的指控，维克特在日记中也未发现任何涉及反犹主义的内容。约翰·拉贝始终是南京的德国好人。”
拉贝已是德国回忆文化的一部分且得到制度上的承认，官方传记百科《德意志人物志百科全书》中的拉贝词条便证实了这一点。2003年9月13日，时任德国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京并表达了对拉贝的赞赏。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拉贝的活动亦在德国得到报道。
明妮·魏特琳在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拉贝和委员会的赞赏，其日记出版于2008年。
弗兰克·奎利奇（Frank Quil⁃itzsch）发表于2016年的中国题材小说《寻觅王炜》亦记述了拉贝的事迹。
2005年，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在海德堡成立，中心自2009年起颁发约翰·拉贝和平奖。2006年，拉贝在南京的故居被改建为纪念馆。2009年，拉贝孙子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所著《拉贝传》出版。电影《拉贝日记》于2009年上映。在柏林的威廉皇帝纪念公墓中，南京市政府为拉贝夫妇修建了一座荣誉墓。拉贝夫妇原墓碑则被永久保存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党员”约翰·拉贝在国际委员会里发挥领导作用，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无数中国平民，其义举得到世界认可。拉贝显然已融入中国回忆文化。但从回忆文化和政治角度而论，拉贝在德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讨论中却几乎未留下任何印记。值得深思的是，确定文化记忆归属的标准是什么？
（作者：Burckhard Dücker，德国海德堡大学德语语言文学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特聘外国专家；译者：吕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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