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订货会创立由来，兼谈80年代图书发行改革风云

    ■王久安

    编者按：下月9日，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举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更在深入改革中发展壮大。本报特刊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始人之一王久安先生文章，解密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创立由来，兼谈20世纪80年代图书发行的改革风云。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每一步变革，都在着意破解束缚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改革创新驱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982年以前，我国出版界已经实行了30年的图书出版发行分工制。这种体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发行一体化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当时在购销形式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征订包销制，出版社自己不承担发行业务，出版社出版的每种新书，都由新华书店包销。出版社每出一本新书则向新华书店提供200字左右的内容介绍，以及估计定价和出版时间，由新华书店发行所去全国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大约一个半月全国订数报上来以后，发行所就向出版社订货，出版社则按照新华书店报订的数字，进行造货。这是典型的“以销定产”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对出版社来说，比较有利。其原因：第一，出版社不必为发行图书操心；第二，出版社不用建立书库，始终保持“零库存”，既省人又省事，还不用承担经营风险；第三，能很快回笼资金。但这种计划经济下的运行模式，建立在出版社出书品种不多、生产规模较小的基础之上。新华书店为此虽然也承受了一些经营风险，但由于卖不完的书可以报废，向国家财政核销报销，因图书积压库存而造成的经营矛盾并不突出。这个出版社“旱涝保收”、新华书店积压的库存由国家财政“买单”的制度一直延续了30年。

    征订包销制受冲击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面临改革。出版界“隔山买牛”式的征订包销制度，首先受到冲击。据新华书店的内部统计，一个基层新华书店的进货员，每年至少要看300万字的新书内容介绍，还要对每本书提出具体的订货数量，实在难以胜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基层新华书店订货员采取了“少进勤添”的办法，即每次只进少量的书，根据书店的实际销售情况，及时添货。后来逐步发展到“少进不添”乃至“不进不添”。如此一来，反映到新华书店发行所的汇总表的订数也就越来越少。

    1982年间，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经过北京发行所编目征订，全国3000多家基层书店，订数覆盖率只占47%。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基层书店，订数为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顾问王益同志听到后大为吃惊，他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新书订数覆盖率一半都不到，其他专业出版社就更少了，这种现象太不正常。”可是后来事态发展得更加严重，有些出版社的新书征订单发往全国3000多家新华书店后，竟然“全军覆没”，吃了“零蛋”。出版社为此感到恐慌。

    从出版社方面来说，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影响到出版社的生存。许多新书因为订数太少，没法开机印刷，只好打成纸型压在印刷厂。这样不但影响了出版社资金周转，对作者也难以交代，更谈不上满足读者需求。久之，造成了出版社的“出书难”。而新华书店也有难言的苦衷，对征订的图书，仅凭简略的内容介绍，就要做出是否订货及征订数量的决策，存在着不确定的经营风险。面对这种“隔山买牛”式的征订包销制度，如果订多了造成积压，又不让退货，而订少了很快脱销，又会受到读者指责，形成了新华书店“卖书难”。“出书难”和“卖书难”，导致了读者“买书难”。

    出现“三难”问题以前，党和政府就开始注意协调出版社和书店之间的关系。当时新华书店对征订包销制度采取谨慎态度，提出“少进勤添”来应付。因为少进，许多新书一出版就卖光，读者要购书的呼声很高。我在1981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新华书店要根据图书内容和读者需要认真研究订数，不要千篇一律地“少进勤添”，要把书当成青菜萝卜一样，要趁新鲜卖掉。吕叔湘先生看到以后，也在《人民日报》刊载文章，希望出版社出书不要“一版定终身”，应当不断再版供应给读者，解决“买书难”问题。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针对出版界人士的呼声及社会的反响，文化部出版局在王益同志的主持下，做了许多调研工作。1982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听取出版发行部门意见，研究如何解决“三难”问题。我参加了多场座谈会，在会上反映了出版社的困难和读者的呼声。会议首次提出，将在全国组建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会议确定，今后将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有一场座谈会还邀请了商业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请他们介绍改革经验，给了大家很多启示。

    根据系列座谈会形成的意见，文化部于1982年7月印发了《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图书发行工作的现行体制，不能充分调动出版社和书店两个积极性，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加以改革。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即“一主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分就是允许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分参与图书发行，多条流通渠道主要是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多种购销形式就是推广寄销和试销。如此，使货畅其流，书尽其用，更好地贯彻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需要。文化部的这个通知，拉开了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序幕。

    通知的出台，宣告了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图书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店独家经营，转变为“一主三多一少”，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预示出版社要加强自办发行，并且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增加流通渠道，提倡多种购销形式，减少中间环节，这为解决图书市场的“三难”问题下了一剂“猛药”。

    各出版社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发行机构，配备发行力量，包括人员、资金、库房、交通工具等。我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较早开始了自办发行。受图书发行体制的局限，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不少图书，出现了读者想买、书店无书可卖的状况。如《第二次握手》的征订，就很不顺利，很多书店看到简单的内容介绍，由于心里吃不准，不敢贸然进货，但不少读者却四处寻书。我社只好少量控制，加印了2万册，作为门市部和邮购应急之用。结果读者登门求购者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李自成》（一、二卷）书店征订甚少，要书的读者却很多，由于我社没有书库，只能在出版社门口搭个书棚卖书。扮演《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著名演员童祥苓因在书店买不到书，不得不亲自跑到我社发行部求购。我社出版的其他图书，如《文学描写辞典》《通俗哲学》《革命烈士书信》等也深受读者欢迎。我们从中感受到读者对图书日益剧增的需求，于是在1981年5月成立了中青社读者服务部和邮购部，逐步扩大自办发行。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报纸上登广告、发书讯，一时顾客盈门，汇款求购者众多。中青社的畅销图书如《闪光的生活道路——张海迪事迹》《青年修养十二讲》等也通过邮寄的方式源源不断地送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中。仅半年时间，我们就为读者邮寄图书10多万册。

    自办发行与特约经销

    邮购部的业务虽然红火，但毕竟属于直销方式，出版社要想做大做强，则必须开展批发业务。但因条件所限，出版社不可能在全国开设门店，我于是想到复制当年开明书店在出版社力所不及的城市，与信誉较好的同行合作，建立特约经销关系，代销本版图书的经验。

    于是便与当时全国最大的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市负责人王曰成同志商量合作事宜，该提议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经过几轮谈判，双方于1981年2月正式建立特约经销关系。特约经销处发挥品种全、到货快的优势，吸引了大批的读者，为出版社自办发行闯出了新路。王府井书店特约经销处设立了中青社图书专柜，货源由中青社直接供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发现售缺后，则及时补货。专柜的设立，不但便于读者选购，而且减少了图书流转次数，使读者能在第一时间买到新书，有利于扩大出版社的影响，使读者得以了解出版社的全貌，同时密切了社店关系。我社的编辑经常去书店站柜台，听取读者和营业员的反馈，征求对新选题的意见和建议，对发现的问题，能及时采取措施，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局面。从特约经销处的添货中，我们能及时了解到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并通过加强宣传，使这些书成为畅销书。我社和王府井新华书店创建的特约经销办法，以其品种全、到货快、折扣优惠的三大特点，深受书店欢迎，一时成为热点，全国不少出版社和书店都纷纷效仿。仅一年后，全国就有89家出版社共建立起500多个特约经销处，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特约经销热。

    这期间，其他兄弟出版社也有许多创新的改革措施，如：水利电力出版社把门市部办成了“读者之家”；纺织工业出版社选择好几个纺织工业发达的城市办起了特约经销处；特别要提到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他们经过调研和核算，首先独家成立起发行所，本版图书全部自办发行。一时间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风起云涌：浙江省新华书店和湖南省新华书店不约而同地和本省出版社合作，对全部出版物试行联合寄销制，实行“三个不变一个转移”的方式，即征订方式、发货折扣和货款结算时间都不变，销不完的图书，损失由出版社承担。

    1983年10月，文化部出版局在成都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会上，代表们详细地介绍了各自的改革经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我也在会上介绍了中青社自办发行的经验。王益同志在总结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一年多来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鼓励出版社要加强自办发行，配备足够的发行人员，创造条件，解决资金与仓库等问题，要把自办发行看作是一项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他对上海辞书出版社全部自办发行进行了表扬；对各地社店建立的特约经销处给予肯定，认为这种形式受到出版社、书店和读者三方面的欢迎，要坚持办好；对各地发货店在建立特约经销店方面存在的顾虑，则进行了解释。他还鼓励推行寄销制度，认为浙江、湖南实行的社店联合寄销，好处很多。出版社可以掌握印数的主动权，书店可以解除“背包袱”的后顾之忧，敢于大胆进货，从而丰富书店的备货品种，扩大销售，满足读者需要，充分发挥书籍的效用。此外，对新华书店实行经营责任制和发展集体、个体书店等问题，王益同志也发表了看法，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这次经验交流会后，全国图书发行改革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了出版社的自办发行和特约经销店有更大发展之外，出版社与发货店之间的合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地民营书店在扶持中有了发展。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确定出版社的图书总发权

    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原有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创新思路，提出新的对策。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其间虽遇到不少曲折和阻碍，但在新问题的解决中，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首先在购销形式上，由于多种原因，图书寄销制度的实行困难重重，当初浙江、湖南两省所推行的社店联合寄销，后来因故停滞不前，其他地区社店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

    1985年6月26日，在京20多家出版社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开会，邀请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发行所领导参加，试图通过协商，推进联合寄销。文化部出版局王益、陆本瑞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王仿子等领导也参加了，但在寄销问题上社店双方难以达成协议。北京发行所在会上提出，当前他们最大的困难是近6000万元码洋的图书，因铁路运输不畅不能入库，按照以往的发货规律，大约还要好几个月才能疏通，出版社对此很有意见。因此，原来实行的初版试销、再版包销及社店联合备货等改革措施将难以坚持，更不要说寄销了。此外，前些年搞得红红火火的特约经销方式，不少地方社店争相建立，搞得太多太滥，致使许多特约经销店有名无实，失去了特色，只起到了一般经销的作用。出版社没有图书总发行权，自办发行量加大后，与发货店之间的矛盾便随之而来。一方面，出版社发货渠道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发货店的发货受到阻塞。眼看“三难”问题又将死灰复燃，国家出版局于1985年11月22日印发了《关于推行多种购销方式的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4种购销形式：1.凡党政文件、领导人著作、教科书、年画挂历和内部发行图书，一律采取征订包销；2.寄销分为分配寄销和征订寄销；3.自销和选销；4.特约经销。

    1986年1月20日，人民出版社庄浦明副社长和新华出版社许邦社长牵头，组织在京部分出版社社长开了一个座谈会，对国家出版局的方案进行讨论，提出了颇有远见的三条建设性建议：1.除征订包销图书以外，一般图书总发行权应归出版社所有。出版社可以委托书店经销或搞特约经销。这使出版社能真正决定印数，承担起出版发行的全部责任。2.出版社让利3个折扣给基层新华书店，以提高其销售积极性。3.在全国范围内筹建50～100个一级批发站，以利扩大流通渠道。这三条建议由我执笔形成书面材料，提交国家出版局。

    同年3月19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邀请北京地区部分出版社社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开会，再次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出版局顾问王益、专员陆本瑞、发行处处长高文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王仿子等应邀到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王业康主持了会议。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等20余家出版社的社长到会，有16位社长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充分反映了大家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的高度重视和期待。不少社长再次强调了1月20日提出的三条建议。王业康秘书长表示一定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后送交出版局领导参考。

    同年4月，国家出版局召开了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有4个方面内容：1.端正思想，统一认识，正确对待当前出现的新问题；2.坚定信心，巩固成果，积极推行多种购销形式；3.书店进行自身改革建设，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4.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这次会议非常适时，在关键时期做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同年7月，国家出版局印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社长们提出的三条建议中“除征订包销图书以外，一般图书总发行权应归出版社所有。出版社可以委托书店经销或搞特约经销。这使出版社能真正决定印数，承担起出版发行的全部责任”和“鉴于基层书店任重利薄，出版社应让利3个发行折扣给基层书店”这两条写进了文件，使出版社改变了以往受制于他人的被动地位，成为图书出版和经营的主体。而基层书店也从降低折扣中得到了实惠，提高了销售积极性。

    联合“闯”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界出现了新的订数萎缩期。许多出版社的新书，通过北京发行所征订后，报来的数字往往不到1000册，无法开印。销货店积极性不高，出版社虽然拥有了自办发行的权力，但还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向销货店直接发货，货款回收也遇到不少阻碍。如何建立营造新型的社店关系，成为出版社自办发行的难题。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后不久，出版社拥有本版图书总发行权，感到自办发行大有可为。社店之间可以直接发货进货，不仅到货速度快，信息也更畅通，减轻了库存书的负担。此时，北京市十几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一届首都社科书市已经获得成功，正在筹办第二届书市。其中6家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包括我和人民出版社的施茂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克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文耀、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马高基，由于平时接触较多，我们便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进行小范围的联合，共同开拓图书市场。我提出了联合闯市场的思路，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1986年5月，中国第一家发行联合体“六联”宣告成立。“六联”的出现，为出版社自办发行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出版社发行部门横向联合的一个创举，为共同开拓图书发行渠道创造了条件。这种联合的态势，加强了六家出版社发行部门与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长沙、临沂等许多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的合作，有的还建立了联合批销中心。“六联”最初成立时，正值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许多出版社都感到这种横向联合有助于开拓发行渠道。紧随“六联”之后，“艺术八联”和“科技联”也相继成立，之后“文艺九联”“经济联”“中央部委联”“文教六联”“法律八联”等也纷纷成立，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也成立了“署直联”。有的地方还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图联”“文艺联”“经济联”“大学联”等。这些联合体都在发行体制改革和改善出版社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撼动了实行30多年的征订包销发行体制，开拓了出版社自办发行的局面。

    图书订货会应运而生

    首都新闻出版界社科图书交易会和首都社科书市，从一开始就是由北京10多家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自发联合起来主办的。其中包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群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并由这些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参加，成立书市办公室，挂靠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下开展工作。第一届首都社科书市是1985年举办的，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两届以后，到办第三届时，大家看到在书市中有不少书店的进货员也来采购，于是萌发了办看样订货会的想法。

    1987年年初，在京10多家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为了进一步开拓图书市场，在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首都社科书市的基础上，决定利用已经得到的总发行权，着手创办图书看样订货会。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王业康秘书长的大力支持。经过精心策划和积极筹备，第一届首都新闻出版界社科图书交易会与第三届首都社科书市于1987年5月27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成为举办至今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开端。这一届书市设在文化宫前院东西松树林，交易会设在文化宫东配殿，面积不到300平方米，正好安排给44家参展出版社。交易会和书市开幕当天，请了编辑家、科普作家叶至善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陆昊同志前来剪彩，体现了出版社秉持的“读者至上、敬畏作者”的理念。书市期间，中宣部副部长李彦、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共青团书记处书记冯军、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司法部副部长鲁坚和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姚锡华等领导都来参观指导。

    这一届图书交易会办了8天，订货676万元；书市办了12天，销售114万元。图书交易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290位书店代表，为他们安排了食宿。为了节省开支，代表们都被安排在出版社和部队的招待所，而且有车辆接送。图书交易会期间还邀请60家书店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举办图书交易会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办好图书交易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图书交易会规模的扩大，1991年年底，书市办公室希望得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具体指导。在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同志的协调下，以之前参与书市部分出版社的社长为主，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二级组织——经营管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由新华出版社社长许邦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副社长刘忠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林尔蔚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杨永源等任副主任，聘请王仿子同志为顾问。书市办公室在版协经营管理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经管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1997年筹办第十届首都新闻出版界社科图书交易会时，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也决定筹办全国性的订货会。在同一地区举办两次同一性质的订货会，将使参展单位和订货单位无所适从，而且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经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领导协调，并得到新闻出版署批准，决定从1997年开始，首都新闻出版界社科图书交易会改由中版协和中发协联合举办，名称改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经管会作为中版协的内设机构，原办会人员全部进入新的组委会。由于两个协会合办，新闻出版署参与协调，领导力量显著增强，订货会规格得到提高，各项措施也越来越规范，其功能逐步由单一的看样订货增加到展示形象、交流信息、版权交易、看样订货、为图书馆配书等多元化功能，从自发性的书市发展为全国三大书市盛会之一，成为出版界高度关注的图书市场风向标，越来越受到各方面欢迎。

    北京图书订货会从1987年创办以来，到现在已办了36届。订货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多年来年订货数量都在30亿以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更在深入改革中发展壮大。

    作为80年代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和第一届首都新闻出版界社科图书交易会的发起人之一，我有幸见证了我国30多年来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曲折变化及北京图书订货会应运而生的历程。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发行处处长，离休后曾任中国出版协会经营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首都社科书市办公室主任，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