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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叶嘉莹先生离世，学界同仁同悲。我虽忝为叶先生的南开同事，但平日专门学习受教机会不多。不过我们毕竟都在同一教研室，也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经常能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教学活动，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答辩活动等，耳濡目染，如沐春风。先生逝去，思念往事，感觉叶先生的为人和学问都有很多值得赞扬和纪念的地方。这里仅就她研究和教学中贯彻奉行的“中体西用”学术思想，谈谈个人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的理解、体会和收获。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处于东南大海和西北高原山脉环抱中的中国，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与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缓慢，这使得张骞丝绸之路、玄奘西行、郑和下西洋等少数交流活动都能成为神话般的壮举。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与西方长期处于封闭大于交流的状态。大约从明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开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了比较大的覆盖面。但这些传播和覆盖范围仍然也还有限，无法形成对整个中国文化大局的颠簸甚至颠覆。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制造出轮船和军舰，大大缩短和削平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往来障碍，西方文化才以迅猛的态势进入中国各个角落，也对中国固有文化生态产生巨大而颠覆性的影响作用。这个作用甚至到了威胁中国固有社会格局的程度。因而才促生了关于中西“体用”关系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各个领域对于中西元素在“体用”格局中所占比重的设置似乎并不平衡。一方面，社会政体范围中的主流观点是“中体西用”。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提出“中体西用”的概念，经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形成“中体西用”理念的大纲：“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从而成为当年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西学东渐”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形成的颠覆性改变似乎更加突出和明显。由此形成的实际上的局面已经是“西体中用”了。以文学史写作为例，尽管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但在19世纪之前，中国学界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19世纪末，两位日本人按照西方文学史的范式，写出两部《中国文学史》，从而引发中国人自己写作文学史的热潮，继林传甲、黄人写出两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之后，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同时也还辐射到其他若干社会科学领域。
从“体用”关系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以文学史、哲学史等为代表的西方研究范式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研究范式的主流。这个范式的基本特点就是以西方的研究体制为基本框架，采撷中国本土现象材料去填充来自西方的那个框架，即所谓“西体中用”。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放弃使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改用“中国思想史”，这本身就有从“西体中用”回归“中体西用”的含义。葛书特别提到冯友兰曾对其《中国哲学史》写作背景有过大致这样的交待：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哲学史”这种样式，现在受西方学术体系中哲学史写作范式影响，也要写中国哲学史，于是便按照西方哲学史的体例方式，从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几个基本方面搭建框架，再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去爬梳搜集符合这几个基本方面属性特征的材料，来充实论证那个框架。如果遍览一下从那时起到眼下一百多年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这样的体例范式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相当持久的主流学术理念了。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意义上，叶嘉莹先生的诗学词学研究与教学所体现的“中体西用”学术思想才显示出突破性的贡献和价值。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先生从词学研究历史的角度给予叶嘉莹很高评价，其中特别强调了她对中西“体用”关系的突破。兆鹏会长认为，20世纪有三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夏承焘先生、龙榆生先生，他们是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学者，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体系可以说是这三位词学大师建立的。这三位大师之后，那就是叶先生来引领风气了。如果说前三位大师都是传统的，是传统的一种集大成，那么叶先生则是又开拓了另外一种新的风气，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而这所谓的“新”亮点，也就在于借用西方文学理论观点却又不去迎合其理论框架的“体用”关系新的理解和实践。针对国内不少将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的研究会生搬硬套西方文学理论的情况，王兆鹏认为叶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母语是中文，而且她的传统文化的根基非常深厚，同时她又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外语很好，对西方的文论也非常熟悉，所以她的融合可以说是水乳交融。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本土立场来做这种研究的。很多人是用我们中国文学的作品去印证西方的文学理论，叶先生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是把西方的文论当作一种理论的参照，所以一下子就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路数，打开了一个新视野。”（参见《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叶嘉莹先生开风气之先》，《新黄河》2024年11月24日）
如果把这个陈述换一种表述方式，那应该就是：叶嘉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路数，改变了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局面，把“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贯彻到她的古典诗词研究和教学中去。
如同兆鹏会长所言，叶先生长期在加拿大从事古典诗词教学与研究，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相当熟悉。有人做过统计，叶先生的论著中涉及到的西方文学理论学说，包括英美新批评、语言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诠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诗学、意识批评理论等（参见朱兴和《“兴于微言”而“止于至善”：叶嘉莹的词学体系、诗性书写与生命体悟》，《国际儒学》2021年）。但纵观叶先生的词学诗学论著，她没有把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家作为自己著书立说的基本框架体系，用中国的诗词作品现象去印证来自西方的理论框架（“西体中用”），而是根据中国诗词本身和词学诗学的本土理论传统来设定自己的词学诗学批评体系（“中体西用”）。
以她的《小词大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为例，这部代表她词学批评理论水平成就的重要著作，从全书的体系结构，到具体的文本作家分析，尽管能让读者感知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西方理论痕迹，但整体的架构却是自出机杼，自铸说词。这里看不到西方学术背景的宏大史论体系，但其中却通过散发式评议，将她对词学本体论、词史建构、词学史建构和批评实践等词学重大学术问题的看法和盘托出。这正是叶先生本人经过多年词学教学研究体悟总结出来的自家体系，如她自己所言，“似乎颇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观照下，她在吸收张惠言、王国维词学理论，并兼及部分西方理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要眇幽微”为核心的词学诠释体系。其中“要眇”和“幽微”都是中华文学传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文学批评专用术语，但其中所含意蕴又隐约有些新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痕迹影子。叶先生根据自己对词学历史和词学批评的理解体悟，将其融汇提升为自己的词学阐释纲要，足见其“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实质，同时也是对百年以来“西体中用”学术范式的一次重大反拨。
我和叶先生同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但专业方向不同，她的诗学词学研究属于抒情文学领域，我的研究领域则主要在叙事文学领域。但我个人认为，叶先生词学研究从“西体中用”向“中体西用”的转变和反拨不但在词学诗学研究领域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古典文学其他领域，乃至于整个中国学界寻求突破延续百年之久的“西体中用”牢固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影响作用。下面就以我本人熟悉的叙事文学领域研究状况，谈一下叶先生“中体西用”学术思想的重要启示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小说戏曲为主的叙事文学也同样经历了百年以来“西体中用”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大致分为两段：一段是明清之前的零散研究，像唐代刘知几《史通》，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关小说的一些意见说法，对某些具体小说戏曲现象有研究参考价值，但不成系统；第二段是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评点研究。评点研究能够针对小说戏曲具体作品的某些现象进行点评，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比零散研究明确而集中，但无论是从古代小说、戏曲的整体格局范围看，还是从具体点评的目标范围看，都还有较大的提升和延展空间。而以上两个时段的研究缺陷恰好能够被“西学东渐”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新范式所弥补和提升。这就是20世纪初采用西方研究范式问世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文体史方面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作家作品方面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胡适若干关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论著为代表。这些研究成果不但结束了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没有文体史的历史，同时也把作家作品研究引向深入，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实现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可谓功莫大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功劳巨大的研究范式是否可以定于一尊，成为永久不变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定式呢？
本人才疏学浅，没有找到叶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解答，我对学贯中西而又从西方归来的叶先生何以坚持“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也不能从学理上说深说透。不过天下学理相通，或许我可以从自己所熟悉的叙事文学研究领域说一点这个话题的缘由。
我想不把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定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唯一范式或许有两个可能条件，一是从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角度看，百花齐放应该优于一枝独放，二是从反省检验的角度看，文体史与作家作品研究是否有与中国本土叙事文学形态现象存在不合榫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前者具有普遍性，应该适用于所有文学现象。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原因，我想叶先生坚守“中体西用”思想或许是这个缘故。至于后者，是否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则需要经过检验核实。之所以产生这个选项，就是因为我在叙事文学研究中的确发现了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与中国本土叙事文学形态存在的龃龉现象。
除了文体和作家作品，中国叙事文学还有一种重要的存在形态，那就是故事类型。所谓故事类型，就是由多种文体和若干作家作品组合而成的，具有同一故事中心情节和主人公的叙事文学故事形态。这其中有“外松内紧”两个要件，外松是指相关文献材料的无限广泛性，内紧是指故事中心情节和主人公的唯一性。以“西厢记”故事为例，从外观文体和作家作品角度看，它至少包括作为古代传奇小说的元稹《莺莺传》、讲唱文学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以及大量诗词散文作品等。如果恪守“西学东渐”以来沿用一百多年的文体史或作家作品研究，那么该故事类型中的几个重要作品就要被切割分解到不同的文体研究中去（元稹《莺莺传》归小说史，董“西厢”归讲唱文学史，王“西厢”归戏曲史）。于是，作为“西厢”故事类型的整体就被割裂了。它的整体形态需要的全局系统观照和研究也就无法进行。所以，如果要对故事类型进行全局系统意义上的整体观照研究，就必须跳出“西体中用”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寻找“中体西用”的新范式。
鉴于这种情况，我开始考虑从立足于故事类型这一中国叙事文学自身存在形态的角度出发，遴选一种对症下药的研究方式。从中发现，故事类型这一中国叙事文学存在形态与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在体制形式的根本属性上（同一故事多种流传演绎版本）具有很大相似性。这个相似性使将民间故事的相关有效研究方法移植于故事类型研究成为可能。（参见宁稼雨《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论纲》，《山西大学学报》2023年第六期）
西方学者关于民间故事研究的主题学方法对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具有一定可行性。主题学根据民间故事口头传承形态多样的特点，从两个方面对个案民间故事进行梳理和研究。一个方面是从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两个维度对民间故事的流传形态进行全面搜集，第二方面是对已经搜集的材料进行梳理排列，找出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同一民间故事产生的异同形态变化，并总结分析其内在历史文化原因。如果对照上述故事类型“外松内紧”的两个特征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高度吻合处。因此，把主题学方法移植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完全可行。
当然，移植不是照搬。移植要根据其自身性质和环境条件进行适应性改造，使之能够适应这个生长环境。也就是说，主题学和故事类型二者之间，仍然还是“体”和“用”的关系。故事类型是“体”，主题学方法是“用”。
移植后的方法，我称之为“中国叙事文化学”，主要工作就是对个案故事类型进行系统材料搜集和主题文化意蕴分析。其主要具体步骤程序有：
首先是确定故事类型的选题和规模。故事类型是决定叙事文化学方法“中体”的核心要件。所以对它的“外松内紧”条件核实辨识是确认其“中体”属性的重要步骤。从外部看，一个故事类型既要有一定的横向文本跨度来支撑（文体和文本数量），又要有一定的纵向时间流程为基础（两个朝代以上）。单一的文本和时间难以构成故事类型的体量。（参见宁稼雨《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操作方法》，《天中学刊》2015年第四期）
其次是采用传统文献考据方法，附之以现代电子文献智能数据库，全面挖掘搜集与该故事类型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这里的文献材料即包括传统叙事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戏曲，各种通俗讲唱文学材料，也包括与该故事类型相关的经史子集文献材料；既包括纸本文献材料，也包括各种非纸本的物质载体材料（如雕塑、绘画等）。（参见宁稼雨《叙事文化学文献搜集的覆盖范围与文化属性》，《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二期）
再次是对搜集到手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梳理和评述分析。梳理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考证文献的基础上，确定所有相关文献材料的写作发生年代；二是对该故事类型文献所涉情节人物的异同关系进行梳理辨析；三是对该故事类型文献所涉主题思想和文化意蕴进行梳理和划分。评述分析主要是指在前者梳理工作基础上，对不同文本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中所呈现的主题思想和文化意蕴异同变化进行深入开掘，总结分析出这些异同关系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动因。（参见宁稼雨《文化批评与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文学与文化》2024年第二期）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思考与实践大约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证明它在突破“西学东渐”以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对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所造成瓶颈局限方面的确行之有效。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突破了“西学东渐”以来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内中国学术的“西体中用”格局，代之以“中体西用”范式。这其中，既有我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也有叶嘉莹先生“中体西用”学术思想的启示。值此叶先生溘然离世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叶先生的敬意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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