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晨报》上的吴兴华作品

    ■陈越

    《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3期刊登了吴心海所著《卞之琳的信与吴兴华的佚诗》，作者“自陈机缘巧合，又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晨报》上披露了他在北京《晨报》上发现吴兴华的诗作7首（组），经过读秀、CNKI等中文各大学术数据库搜索，均未有结果，也鲜有论者提及，至今无人整理，无疑当是佚诗”，并基于自身的阅读经验，对这批诗作的写作时间做出初步判断，附上整理的其中部分作品。这无疑是近年来吴兴华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前学界对于吴兴华在《晨报·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况其实已有所论述。首先是张泉在《北京沦陷期诗坛上的吴兴华及其接受史——兼谈殖民地文学研究中的背景问题》（《抗战文化研究》2011年卷）中提到吴兴华在《晨报·晨报副刊》上发表诗作的情况，但未提具体篇目。赵国忠在《知堂佚文发现记》（《春明读书记》，花城出版社2011年）提及“说到《晨报·晨报副刊》……到了1938年的北平沦陷时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相继撤离，除周作人在上面刊登作品外，名家的文稿已很少见到，只得依靠张金寿、吴兴华、萧菱、谢人堡等新进作家来支撑版面了”。2013年出版的刘福春所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中提到“1938年11月20日《晨报·晨报副刊》刊出‘新诗特辑’，刊有吴兴华《河冰上的虹》、飞白《胡琴》、芦荻《情歌》等诗”（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

    笔者据《中国新诗编年史》所提供的线索翻阅《晨报·晨报副刊》，发现吴兴华的诗作远不止《河冰上的虹》这一首，随后查阅相关论文资料，发现陈芝国在其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北京诗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中用专章讨论过吴兴华在《晨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诗作，并对该副刊进行了背景介绍和内容分析，其中提到“据封世辉先生估计，（《晨报·晨报副刊》）共发表了‘吴兴华、禾草、白金、芦荻、林风等20多人的近50首诗歌’”（封世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并列出了吴兴华在此发表诗作的篇名，“据笔者目力所及，其中在事变之前的中国诗坛已崭露头角的吴兴华就发表了《杜鹃》、《闻箫》、《夜客的造访》、《西风》、《鹧鸪》、《九歌》（组诗，共九首，分别为《月》、《黄昏的星》、《手表》、《吹哨》、《冬夜》、《笛》、《鸣蝉》、《借宿》、《百合》）、《远别离》（组诗，共五首，分别为《夜雨》、《灯下》、《别》、《寄远》、《尾声》）、《重游》、《入夜》、《过杨柳》、《夕暮》、《河水上的虹》，计24首”。这里所说的篇目要比上文所提到的吴心海一文中所写更为完整。除了这些诗作，吴兴华在该刊还发表了三篇散文《现代英国桂冠诗人》《不眠之夜偶笔》《德拉梅尔及其作品》。

    《现代英国桂冠诗人》连载于《晨报·晨报副刊》1938年7月2日、3日、4日，写的是1930年荣获英国第22届“桂冠诗人”头衔的“约翰·梅士菲尔德”（John Masefield），文章作者署名“兴华”，可确定出自吴兴华之手。该文从1930年前任“桂冠诗人”白理基斯（Robert Bridges）去世后，有可能继任的三名候选人吉卜林、夏芝和梅士菲尔德的优劣比较开始，认为“这三人作品上的价值是不相上下的，各拥有一部分读者。吉卜林的诗极多，声名也很盛，但他的诗有时流入粗俗。夏芝的短抒情诗飘逸生姿，他将来无疑的要在英国诗史上占一个位置的，但他所领袖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却使他不能去做一个英国诗坛领袖。梅士菲尔德自然是二人的后辈，但他的诗兼具二人之长，他所歌咏的又是下层阶级的贫困人民，故此结果仍是梅士菲尔德当选”。在简述梅士菲尔德生平及创作概况后，吴兴华指出其诗作有四个特点，即“（一）海的渴望，（二）对于死的态度，（三）对于生活压迫的人们的同情，（四）绰塞的影响。”在逐一论述中，节译了梅士菲尔德的代表诗作《海的思念》《永久的仁慈》《圣玛丽的金城》《西风》的片段。在文章结尾，吴兴华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梅士菲尔德做出评价，认为“梅士菲尔德是现代的大诗人”，一方面“运用诗体十分纯熟”，十音变行体、七行体（rhyme royal）和抒情体“都能十分工稳的应用”，一方面“在思想上他谴责着上流社会，他描写着灰色的生命，他并不歌咏着盲目的冲动，这就是他在思想内质上高出吉卜林的地方”。最后还特意提及“梅氏虽是个大诗人，但除了诗外他也有别的作品”，并信手列举了梅氏剧作和小说的代表作，称其“都是负盛名的作品”。

    刊载于《晨报·晨报副刊》1938年8月1日的《不眠之夜偶笔》仅有500来字，起笔是“钟声‘嘀搭嘀搭’的走着，一半是醒，一半是梦，我听到了它”，继而写到“干枯的滴搭声把我从半醒的梦境里拉出来使我忆起我的失落的青春”，由此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仿佛看见“家乡的森林”“一个簪花之女”“一颗兔脱的星滑过了天空”“一对白衣之女手持黑色的纱灯，在森林里走过”，在经历这些意境后，明悟到“这一切，一切都消溶入钟声的‘滴搭’里，时光永恒的步伐是不能为我们任一个停止的”。

    另一篇署名“兴华”的《德拉梅尔及其作品》连载于《晨报·晨报副刊》1938年10月13日和14日，该文不仅篇幅较长，论述也较为充分，更能体现吴兴华为文和治学的特点。吴兴华从“白雷客（William Blake）和柯勒立治（S.T.Coleridge）”在英国诗史上的地位及其诗作特点谈起，“两人俱有根底极深的细巧的空想”，在这一点上有“为后人所不能及的”“特殊高超的成就”，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在平凡里看出不平凡，而使不平凡成为可信，在一瞬的感兴中，悟彻了永劫的真理”，尽管前者“比较崇高”、“完全超乎自然，超乎人类，而作真理的追求”，而后者“在描写妖魔，梦幻等超人的物景时，仍保留着极其浓厚的人间性，他笔下的妖魔只是变性的人而已。他们也知道仇恨，骄傲，和爱情”。在吴兴华看来，“德拉梅尔（Walter De Lamare）可说是继承他两人的第三个伟大的空想诗人”，分别与他们二人都有“较接近”和“声气相通”的地方。在简要介绍了德拉梅尔的生平及创作概况后，吴兴华指出其创作特色有四点，“一是超凡的原素，即上之所谓超自然的神仙魔鬼等。二是用孩子的心来思维，用孩子的眼来观察。这在《孔雀饼》一集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三是在极平凡的东西里看出他特殊的意义。四是他所最擅长的色彩字的应用”，并分别以具体作品来加以分析和说明，其中就有他自译的《跳舞神曲》《打门》《魔鬼》以及引用孙毓棠所译《丢掉的鞋》等诗作的片段。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吴兴华对于德拉梅尔的诗作是很熟悉的，在论及第四个特点时，特别提到“那首极有名的《银色》，那首诗中连用十个Silver描写月光中的谷仓，我个人很喜欢那首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兴华在论及“德拉梅尔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诗中的音韵，节奏，素朴的写法，都是旁人所不可及的”的时候，举出《诺德》一诗为例，指出其中“第一二节，音调沉重表示疲乏的羊群行动的情形，第三节写鸟群飞鸣，因而音调变为轻快流利。这种诗的格律与内容打成一片的作品，实在是稀罕而难得见的”，这种注重诗歌的音韵格律并由此入手来探讨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思路与方法，在他是一以贯之的。在文末，他特意指出“德拉梅尔不仅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个小说家，他出了几册小说集，都获得很高的评价”。

    吴兴华在《晨报》发表这些诗作及散文时，还只是大学新生，他一方面致力于研读英国诗歌，一方面写作颇具古典意味但在形式及内容上又力求现代的新诗。从已出版的《吴兴华全集》的“译文集”《石头和星宿》中可以看到，研读英国诗歌颇有心得的他，所译英国诗人的诗作不少，但有关英诗的专门著述并不多，《吴兴华全集》的“文集”《沙的建筑者》中也仅有1941年发表的论奥顿诗集《再来一次》的评论，以及1943年发表的论里尔克的长文《黎尔克的诗》等不多的几篇。他在《晨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正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这一阶段的思想与创作情况，其中又以两篇诗人简论更为重要。一方面，这两篇文章中节译两位诗人的诗作片段，尽管简短，但由此也可略窥他译诗的风格与方法，似亦可补《吴兴华全集》“译文集”之缺。另一方面，它们可算是他在英诗研究方面的早期成果，由此既可以见出他对于英国诗歌的熟稔，也能略窥他治学及为文的特点，那就是有历史的眼光，又有艺术的慧心，能够着眼于诗歌史的发展脉络，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着重从诗艺入手来谈思想内容，其诗学观念无疑是现代与综合的，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他后来的创作和研究中有了更为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