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孙译《盲目兄弟的爱》初版本闻见录

    ■马国平

    新时期后，创造社元老、现代作家陶晶孙的创作和生平得到人们的重视。上世纪末，丁景唐编选的《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张小红编选的《陶晶孙百年诞辰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相继出版，展现了消失已久、活跃于民国文坛的陶晶孙较为清晰的面貌。这两种书中，著录了陶晶孙翻译小说集《盲目兄弟的爱》初版本的有关信息。

    《盲目兄弟的爱》收录了陶晶孙翻译的四篇小说，依次为《黑人的兄弟》（日）江马修、《鉴定人》P．Bourget、《黄尘》（日）藤枝丈夫、《盲目的极洛尼莫和他的哥哥》A.Schnitzler。最后一位作家A.Schnitzler 即奥地利心理分析作家施尼茨勒。显然，《盲目兄弟的爱》的书名脱胎于施尼茨勒的小说。2000年6月7日，致力于研究发掘施尼茨勒史料的北京大学吴晓樵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一文，指出丁景唐在《选集》的注释为“《盲目兄弟之爱》译文集，经郁达夫介绍，于1929年12月由上海世界文艺出版社出版”，而《纪念集》中有卢正言编撰的《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中著录为“1930年4月”。吴先生感叹道，“不知孰是”。他又检视了1987年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北京图书馆编），却未见著录这部翻译小说集。

    2021年2月7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林德海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对〈施尼茨勒与中国结缘〉的补正》，他指出吴文说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没查到《盲目兄弟的爱》的著录，是因为该书收录了亚欧两洲三国的文学作品，而按照《总书目》的分类原则，应将它归入“世界文学”范畴。因此，我们只要查检《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就可从上册“世界文学”部分里见到有关该书的著录，并证明卢正言著录的出版时间是对的。另外，出版者名称“世界文艺书社”也是对的（不是丁所说的“世界文艺出版社”），但其所在地不是上海而是厦门。同时，他对小说作者信息有所补充：“吴先生还指出另两篇为日本作家的作品，而没有说明其余一篇《鉴定人》的作者为何国人，只说是‘P．Bowrget作’。据笔者所知，P．Bourget（吴文中误植为P．Bowrget）系法国作家布尔热（1852－1935）。”

    2001年3月7日，《陶晶孙选集》编者丁景唐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文字结缘的佳兆》。丁先生对吴、林两位的关注感到高兴，“相互切磋，获益匪浅”，他曾通过报社给吴晓樵写过一封信。丁先生在文中说明有关内容是在上海图书馆查到的，认可林文提到的出版社所在地系误写（上海实为厦门），“世界文艺出版社”应为“世界文艺书社”则为吴文笔误。丁先生的文章揭示了一个现代文学著作的罕见版本，他为此专门写信征询编《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的卢正言。卢正言在馆藏的《盲目兄弟的爱》发现，这本书居然有两张版权页，他写信给丁景唐说，“这是他几十年从事图书目录学和现代文学版本学研究第一次碰到，一本有两种不同的版权页订在一起的书”。一种为1929年12月10日厦门中山路世界文艺书社总发行，表明“版税所有”的版权页；另一种为1930年4月20日世界文艺书社发行的版权页，署有“上海横滨路三九”和“厦门中山路口”的两处地址，还印有“版权所有”、书名和作者陶晶孙。两种版权页，都印有相同的定价和1000本的印数。为什么一种书会有两个时间并钉在一起的版权页，身为文史大家的丁景唐先生做了如下假设：“1929年1月陶晶孙回到阔别近23年的祖国，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老朋友郁达夫、郑伯奇等相聚。经郁达夫介绍会见鲁迅，又将郁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让给陶晶孙接编，还为陶介绍出版《盲目兄弟的爱》（陶在1929年10月2日 日记中作《盲目兄弟之爱》），这些都是1929年的事。1929年12月厦门的世界文艺书社出版后，可能发行不够理想，以后就另行换上1930年4月的版权页。”

    走笔至此，笔者就手中掌握的材料还可以对以上内容做一些补充。已故的卢正言是我单位领导和工作业务带头人，研究馆员、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从事民国文学史料研究如郭沫若、孟超及左翼文学研究等。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我们编篡《〈申报〉索引》，严谨的工作作风至今历历在目。在他晚年，我也经常去看望他，多有请益。卢先生生前曾经向我出示丁景唐给他的一批信函，其中关于《盲目兄弟的爱》版本一事，多达七通之多。丁景唐在2000年10月1日的信中，告知有人写文章（即指《中华读书报》吴文）指出出版时间有出入，“不知你能查对一下否？”2001年2月13日又告知卢正言《中华读书报》林文说出版时间1930年4月是对的，正好卢已查出有两张版权页复印后寄给丁景唐。因此，丁景唐在两天后写成《文字结缘的佳兆》寄给《中华读书报》发表，并把文章副本寄给卢正言留存。随后，丁景唐与林德海也有往来信件，他向林详细解释了《盲目兄弟的爱》版本著录及复核的经过，丁和卢两个人都看过原版本，但各自看了不同的版权页，林看的《总书目》出自上海图书馆的著录。丁景唐为此专门托人去查上海图书馆的原书，果然有两张版权页，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同一本书，并没有第二个不同的版本。丁景唐信中对林德海说：“我们和吴先生三位，加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卢正言先生，都是文学版本有兴趣的爱书家。”

    丁景唐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为探求厦门世界文艺书社继续发文，2001年7月16日，他在《厦门日报》“海燕”副刊发表《寻访“厦门世界文艺书社”》。一位洪卜仁先生回应了，他在同年8月27日发表《厦门“世界文艺书社”片段回忆》，他接触过相关资料，认为厦门世界文艺书社成立于1929年初夏，曾经出版过一批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如黄药眠的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同年10月发布“招股启事”和“招股章程”，提出要到上海等城市发展出版业务。大约1930年初，上海也就有了厦门世界文艺书社的分号。

    为写作此文，笔者专门翻阅了《盲目兄弟的爱》影印本，也发现了一处笔误。林文指吴文将书中《鉴定人》作者法国作家布尔热P． Bourget误植为P．Bowrget。笔者比较了原书与卢编《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是卢正言写错了，吴文是照录。

    丁景唐写给林德海信中的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科学研究工作（即使像《盲目兄弟的爱》这样并不复杂的版本问题）不仅需要本人的认真细致周密的考订，更需要相识和不相识的同道朋友的诘疑、商榷和相互补充、鼓励。有时还需要多次甚至更多次的反复研讨和论证”。这种一本书两张版权页的稀罕事例，在新文学版本研究中可谓惊艳，作为一个案例，已被载入朱金顺著《新文学资料丛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和金宏宇等著《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新文学版本是复杂的，深入研究则趣味无穷”（朱金顺），前辈学人对现代文学著作进行校勘、考证及阐释，他们持续接力期望呈现至臻完美的成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形成壮大贡献了微薄之力。《盲目兄弟的爱》初版本两张版权页的发见，可谓是小小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