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本知末，原始要终——读《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

    ■李思怡

    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流传不广，两《唐志》尚著录全本，传至南宋仅余十卷，其后在国内久佚。但《群书治要》曾随遣唐使东渡日本，深得日本皇室及公卿尊崇，并多次誊录副本。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为日本镰仓时期抄本，存四十七卷（阙卷四、卷十三、卷二十）。金泽本是现存卷帙最为完备的《群书治要》古抄本，亦是后世活字本、刻本之祖本。近日，该抄本由山东大学江曦先生校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631），其编纂来源为唐初善本。《群书治要》节录、缀叙六朝以前经、史、子书中关乎治国要道之言，汇于一编。在这种知识归纳方式和文本整合形态之下，后人可通过《群书治要》的选文定篇窥测初唐时文献典籍的目次和体例。作为唐写本的转抄本，金泽本在写卷形态和书写形式上与底本保持一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群书治要》本书及其所引典籍在中古时期的流传面貌。

    日本元和二年（1616），德川幕府以金泽本为底本印刷铜活字版《群书治要》。天明年间，尾张藩以元和活字本为底本，借出平安时期和镰仓时期的两种写卷校合，又搜罗《治要》所引原典的传世本用以参校，改正了元和本的大量讹谬，于天明七年（1787）刊行了集合整个藩国学术力量精心校勘的《群书治要》，又在宽政、享和、文化、文政年间进行了修订和追印。自此，尾张藩刻本成为《群书治要》最为通行的版本，但也因据传世典籍的回改而造成“过度校改”，同时产生了一些新的讹误。嘉道年间，多部不同印次的尾张本《群书治要》流入国内，并被不断翻印。清人未得窥见金泽本《群书治要》，其校勘、辑佚成果承袭了尾张本中许多未能更正的错漏。

    元和活字本、尾张藩本的种种径改之处不仅抹杀了金泽本中保留的各种古字、俗字、异体字，甚至篡改了《治要》原文。如金泽本《治要》引《尚书·舜典》“纳于大”，“”为“麓”之古字，亦见于敦煌残卷P.3315《舜典释文》，金泽本栏外小字校云“今作麓”，盖据后出《尚书》版本所批，元和本、尾张本改“”作“麓”。又如金泽本《治要》引《皋陶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传》“謨謀於人也”，金泽本“謨”上校补“其其古人”四字，小字注云“式本并本注”，元和本作“其其古人謨謀臣人也”，尾张本作“厥其也其古人謨謀也”，宋刻八行本《尚书》作“厥其也其古人也”，则今本孔《传》不注“謨”，金泽本《治要》脱注“厥”之文，而尾张本融合金泽本原文、校语与《尚书》传本，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注文，丧失了《群书治要》的引书原貌。

    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汲古书院曾分别在1941、1989年以珂罗版影印金泽本《群书治要》，但印数较少，未能为我国学者广泛使用。本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图版部分采用灰度影印的形式，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卷字形、笔画以及污渍、雌黄涂改等痕迹，还清晰地呈现了小字校语、训点符号等副文本。校理部分单独成册，以《续修四库全书》据阮元《宛委别藏》所收日本宽政三年（1791）本为对校本。宽政本为尾张藩刻本系统之修订后印本，校勘记仍以其初刻年份“天明本”称之。

    金泽本各卷的原抄和补抄情况错综难辨，又经历了清原、藤原二家博士的训点和校勘，显现出日藏古抄本特有的复杂文本情况和校改过程。就金泽本《群书治要》本书的文本及批校而言，我们可以剥离出以下若干层次：一是金泽本原抄、补抄的文本，包括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对无意致误文字的随手更正；二是各博士以《治要》其他版本对金泽本所作的校改，除经部、子部多见的“御本作某”外，这类校改通常直接以小字批注于正文旁或写于栏外，不标明所据本来源；三是校语中所包含的原典异文，以“本某”“本肀某”的形式出现。金泽本《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校语中还有“扌本”“式本”字样，即指摺本和式家本，意味着清原教隆在校勘金泽本《治要》时至少利用了两种《尚书》版本，也就是当时所见的某个宋刻本和清原家供奉的古本。尾张本据原典所改之字在天头偶有校语说明，往往与金泽本此类“原典校”相合。

    校理工作首先就要对这些不同层次的文本拟定统一的出校办法：对于勾涂正文、旁批小字以及书写超出行格且墨迹明显不同的情况，皆视作后人校改，并在校记末尾用星号标记，使校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金泽本原抄和后人校改的面貌，同时在校勘记中照录《宛委别藏》本眉上校语，以揭示尾张藩刻本的校勘工作。校理工作的目的在于辨明从金泽本到尾张本、从抄本到刻本《群书治要》文本的变动，而金泽本《治要》与所引各书原典的对校属于“他校”内容，故不在本次校理工作中予以呈现。

    作为抄本文献，金泽本《群书治要》文本的准确率和稳定性固然无法与刻本相提并论，但不能因此漠视金泽本在保留异文和俗字、保存佚注和亡书的独特优势。正是因为抄本具有不确定性，才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异文佚说，见识到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传播、接受方式中呈现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这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利用古抄本对某一问题进行考索时，必须摒弃线性思维，理性辨析文献流传过程中发生的误抄和改篡，披沙拣金，旁搜互证，才有可能实现对文本细节的纵深挖掘和文献面貌的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