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松亭
世界真奇妙。我是学农的,对于书法是彻底的门外汉。可能是造物主的安排吧,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我结识了书法家王冬龄先生,巧的是,他与我家乡的朋友胡若隐也是挚友,若隐在湖南宁远办了一个舜德书院。请冬龄先生写了一幅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留存书院,殊不知,我因为研究《七律·答友人》而出版了《毛泽东的九嶷山友人乐天宇》专著,一来二往,我们成了朋友。
冬龄先生将书法作品及著作赠我,促使我逐步加深了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夏日的一天中午,冬龄先生邀请我到西湖边茶叙,我向他请教书法的问题,他也问我水稻的情况,其间,他说是在冬天坐在西湖边的长椅子上看到阳光下的“残藕”而有了“乱书”的灵感。
冬龄先生认为,乱书是一种融合了草书与抽象水墨的艺术形式,贯穿古今、打通中西,通过超越传统书写的限制,汇聚时尚与潮流元素,创作出一种相互穿插、交织的亦书亦画、非书非画的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创新性。从书法源流上来看,乱书上追“天下第一草书”怀素,近承“当代草圣”林散之。从中西融合上来看,乱书吸纳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贯通了传统水墨画的绘画技法。
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华夏传统文化的瑰宝。汉字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中国书法不断发展的历史。从最古老的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章草,到楷书,书法艺术见之于钟鼎彝器、石鼓碑刻、竹简帛书、墓志砖壁,以至于瓦当封泥、玺印钱币,留下了无数谲奇瑰丽的宝藏。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质言之,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
据说书法界有一种观点,即中国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不要轻言发展。
这种观点,多少受了形而上学的影响。
遥想汉魏之际,在篆隶一统天下时,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行书的问世,那不是惊世骇俗的发展吗? 随后,王羲之的出现,终于完成了书法艺术由篆隶向行草发展的飞跃。钟、张和卫夫人、王羲之等,无可争议地成了发展中国书法的勇士。他们首先是继承了汉字的优良传统,勇敢地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的书法艺术。
今天,书法艺术也应该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去探索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传统艺术带来了新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书法艺术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书家辈出,流派纷呈。新世纪以降,书法界求发展的呼声渐长。的确,电视冲击了收音机,冲击了舞台戏剧,智能手机和网络的出现,几乎冲击了此前人们生活的一切科技产品。书法艺术怎么办? 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我们的书法领域,还是守着真草篆隶的祖业过日子吗?
于是,书法界走出一批勇敢的探索者。冬龄先生便是其中风头很劲的代表。
据说近日有好事者摹拟金庸小说,排出当代书法界创新的“四大首领”,其中就有“东乱”王冬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王冬龄就在南京师院受到前辈书法大师的精心培育。他不仅真草篆隶精通,篆刻、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要说继承传统,王冬龄即便是守着书法艺术的老底,他在当代书法界也会拥有一席之地,闪现出他继承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耀眼光辉。
可是,冬龄先生却在他书法艺术的成熟期,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创新之路。
“发展”与“创新”不是一个人的事。它需要全体或一个有力的群体的努力,方能冲破桎梏,破土而出,破茧化蝶,方能开辟新面,到达彼岸,成为另一座高峰。
“发展”“创新”又需要具有足够的实力、勇气和智慧的人,不计毁誉、不计得失,穷毕生精力,一往无前地探索、实践,方能冲破藩篱,打拼出一块崭新的领地。
王冬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近日他的《津门问道》个展,热闹非常,毁誉参半,这实在是中国书法界空前的一件大好事。
对于传统书法,王冬龄具有深厚的功底。他师承近代书法大家,继承了林散之、沙孟海、肖娴、陆维钊等名家的优良传统,真草篆隶,无所不精。他也潜心攻研书法理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书法理论体系。仅就此而言,他的成就也是当代很多自命不凡的“书法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可是,他一头栽进“乱书”的天池,冲刺也罢,呛水也罢,依然毫不在意,自顾自地向前游去!没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没有一种凭实力的自信,实难想象。
传统的书家,大都把“书法”作为载体,书写一种或优美、或震撼、或传递一种不朽义理、充满天地正气的文字,故得以流传千古。王冬龄追求的,异于此道。他是当代人。他要随着时代的脚步,用他独特的笔墨和胆识,去涂抹一幅崭新的图画。他“写”出的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好恶。看不懂么? 不要紧。西方的音乐大师们留下的交响曲巨著,德彪西也罢,贝多芬也罢,柴可夫斯基也罢,有多少人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这毫不影响他们不朽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王冬龄的“乱书”,与其说是欣赏书法,不如说是在欣赏一种墨艺。
他不是叫你重读《正气歌》,也不是请你欣赏《兰亭序》,更不是让你重温《出师表》。他只是显示他的力道、格局、章法、疏密、浓淡、叠加、拥挤、追逐……
“乱书”的价值何在? 何必急匆匆地去评说呢?
天地之大,能容万物。只有时间才能检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