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是脚踩两只船，一只中国文学，一只西方文学”

    ■张宗子

    在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之前，我在大学读书时一直是写诗的，到了美国之后，主要在海外华文报纸副刊上写文章，副刊一般比较欢迎散文，那个时候才开始写散文，随写随发，后来又开始给国内投稿。写久了，就习惯了散文这种表达方式，慢慢地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了。

    当年苏轼和欧阳修说过，写诗的时候，比如题目叫“咏雪”，常用的有些字很俗套，比如“玉”“琼”等等，他们便约定写“雪”的时候，这些常用的字大家用滥了，不要用。苏轼说这叫“白战”，就是白刃战，意思就是赤手空拳不靠武器。我觉得这最考验一个人的写作能力。还有最重要的，散文的精神就是坦诚地写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感想。读书读了这么多年，很多人以为通过高超的技巧可以掩饰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其实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散文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跟诗歌不同，跟小说也不同。散文看起来最简单，易写难精。虽然哪种形式都是易学难精，但散文尤其如此。

    汪家明老师刚才说到我的性格，我在美国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的大学教文学艺术，给美国学生讲中国电影，中国的唐代传奇，是很有文学经验的人。他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看了你很多书，有一个词形容你，emotional，就是感性，太感性了。我说感性是双刃剑，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观察事物比较敏锐或者比较细腻，但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不够理智，不够知性。有人说散文容易写得很动情，但是不能很深刻，看到很深层的东西。这后来的二十年里，我刻意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故意读一些西方的作品，读一些哲学书和历史书，但是否能够做到，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在朝这个方面努力。

    毕竟，我骨子里是一个中国人，虽然我非常喜欢西方文学，但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典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么多年不时有人问，你写作最推崇的是什么？ 我说我写作时总是提醒自己，第一个是古人说的“修辞立其诚”。如果有些东西没有什么很好的认识，我不写，不虚构自己的情感，也不拔高自己的境界。看一件事物看到什么层次就写到什么层次，虽然很容易通过技巧把自己的层次写得比实际高一些，但是这种游戏，我不屑玩儿，这就是“修辞立其诚”。中国古代讲“修辞立其诚”跟正心诚意也有关系，儒家把它提到伦理和道德的高度。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绝对是第一重要的东西。除了写真实情感，不虚构情感，不拔高情感，不随波逐流，不附庸风雅，我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念之差，你愿意做，不需要花任何工夫，你不愿意做，心里有其他念头，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到。

    我一直有一个口号，叫“脚踩两只船”，一只船是中国文学，一只船是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学各有所长，中国文学里面某方面比较弱的东西正好通过西方来弥补，比如中国先秦诸子讲究说理，但是到了南北朝以后，我们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那些常读的散文名篇，相对而言说理的成分越来越淡，逻辑性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严密，偏重于抒情，产生了很多非常空灵，余韵悠长的小品，最典型的像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苏轼的《赤壁赋》也写得很空灵，很缥缈。当然《赤壁赋》里的意思基本是庄子思想的演化，具体来说前《赤壁赋》的意思差不多都从庄子的《秋水篇》里来的，不能说不深刻，但是跟西方近现代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知性的成分，逻辑性的成分一直是我一个弱点。汪老师刚才说的博尔赫斯、卡夫卡、本雅明的作品，甚至一直到写随笔札记和回忆录的卡内蒂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后来我写散文，从他们那儿专门吸收这种东西，学会分析一件事物，哪怕是一棵草，一首诗，你要把它掰开来细细地写，通过逻辑得出你的结论。既然是散文，就不能写成论文一样。我养成一个习惯，既然说我是很感性的人，即使写这种很理性的分析文章，写着写着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情绪和个人的理解带进去了。你可以说是一种主动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无意识养成的习惯。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我精神和情感的资源。年轻的时候，明末小品读得比较多，从张岱到李日华、陈眉公，一路下来。大学学的是古典文学专业，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唐诗宋词。到了美国之后，刚开始十年发疯地读英文书，那时候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不多，包括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就是英文读的，还自己翻译。后来待得越久，年纪越大，就再转回读中国人的书，现在基本不读英文书了。这几年越来越深入古典，主要是把杜甫的诗读了两遍，苏东坡的诗、王安石的诗都通读一遍，现在继续读全唐诗，从头到尾读第二遍，觉得其中有很多乐趣。

    年轻的时读像李白、王维、杜甫，不能说读得很熟（起码一两百首读得很熟），也有一些理解，经过三四十年的积淀，到美国之后，停下来把西方文学大致过了一遍之后，包括西方的诗歌，再回头读李白和杜甫的诗，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不了解西方的诗，从古希腊开始读，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然他那个诗，范围是较广泛的，主要是悲剧和史诗），读了这些理论，柏拉图对诗人的要求，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要求和定义，当你从古希腊、罗马一直读到现当代的里尔克等，再回来读李商隐，看法就不一样了。这就像佛教故事里讲的，以前看山是山，然后看山不是山，再看山还是山，重要的是一定要经过“看它不是”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暂时脱离中国文学读西方文学，就是这个“不是”的阶段，从这个“不是”再回来，整个认识就完全变了。有人问我去国留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以西方的文学体系做参照，再回头看咱们东方自己的东西。

    （本文为张宗子在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时光的忧伤》读书分享会上的发言，经编者整理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