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之真、概念流变与历史记忆

    ■杨文星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其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被认为是促成这一“大事变”的重要事件。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军警逮捕。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获释，但被要求不得擅自离京。1920年初，陈独秀秘密乔装离京，由李大钊护送。离京途中，陈李二人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一南一北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事迹，被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段佳话。

    陈李二人关于建党的筹划事宜，因属秘密进行，熟悉内情之人甚少。1927年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被军阀绞杀，1929年陈独秀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两位当事人或牺牲或出走，未对当年离京途中的筹划细节进行回忆。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研究，在此后长期处于沉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方才重视对这一事件的探讨，并围绕事件的史实性、相关概念的流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塑造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论争。

    事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实证史学论争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历史事件是否真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内生性事件还是外生性事件的问题。内生性观点认为早在1920年4月苏共派遣维金斯基来华与李大钊接触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相约建党”，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本土的内生性动力所促动的。外生性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直到1920年4月，维金斯基来华之后，通过苏共的“输出革命”，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可能。故如果不存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事件，或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晚于1920年4月，则会被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外生性事件。“求真”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而探求历史事件之真实性需要采用实证的手段。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真实性的论争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相关观点最早见于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书中根据最早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朱务善在1960年的回忆，提到“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1983年3月，李新和陈铁健在其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也论及“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此后，这一论述被各类研究引用。

    而在港台学界长期存在着忽视建党的国内因素的观点，其中以台湾学者王健民在《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的论述最为典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自国外移植而来”。为回应此观点，1986年虞崇胜利用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召开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所作的《李守常先生事略》等材料，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事。1926年时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的高一涵，曾是《新青年》主编之一，与陈李二人交往甚密。其中，虞崇胜考证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的时间是1920年2月，“相约建党”的地点是在离京途中，“当然这里所说的‘途中’，既包括他们避往李大钊家乡——河北乐亭的途中，还包括由乐亭赴天津途中，还包括他们在天津的一些活动”。由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事件，证明了早在维金斯基来华之前，国内已经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虞崇胜的观点为学术界所认可，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也成为论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重要材料。

    新世纪以来，学界继续考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关的史实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2001年，中共党史学者萧超然认为“南陈北李”离京这一事件属实；同时，他做出两点推论去论证“相约建党”。第一，他推测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追寻理想的革命者，不可能仅仅将乔装离京作为目标，而是可能在途中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第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有三千余人参加，高一涵不可能在如此盛大隆重的活动上“信口虚拟，胡编乱造”。同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当中对此提出了质疑。石川否定了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的史料价值，称通过高一涵与胡适、陈独秀的书信往来可确定其当时身在日本，故高一涵的说法“完全是道听途说”。200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中译本出版，石川的观点亦在中文学界流传开来。

    为了回应这一观点，2007年，任武雄利用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回忆，论证了1920年2月16日或17日，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与此同时，因章志回忆录提及这一时期与陈李二人接触的多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讨论的是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故任武雄认为“南陈北李”离京之事不假，但并非“相约建党”，而是商讨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其中，关于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观点，因与此后陈李二人着手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史实不符，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章志回忆录确乎成为了学界说明“南陈北李”离京之事的旁证。

    近年来，随着对史料的发掘与释读，学界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真实性的考证进一步推进。这当中以黄爱军的考证研究最具代表性。2012年，他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南陈北李”离京的说法已经得到确证，但“就‘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一具体细节而言，则不能成立”。此后，他查到周佛海在1943年所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可作为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的旁证。周佛海在文中提到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之时，曾决定“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据此，2019年，黄爱军发表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事——与石川祯浩先生商榷》一文，认为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并非孤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可信的。此后，国内学界基本默认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真实性，不再有专门的实证性研究。

    总体上，学界怀着求真之情，展开实证研究近40年，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史实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关于“南陈北李”在1920年2月离京这一事件，已被确证；但在离京途中，是否“相约建党”，仍有一定的差异。而在论证这一事件时，因相关史料的稀缺，学界又多依赖于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真实性的论争，又回到对《李守常先生事略》史料价值的讨论中去。不可否认的是，虽然高一涵的说法本身存在着漏洞，但旁证材料的出现至少说明了《李守常先生事略》所述具体细节可能存在虚构成分，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是可信的。

    说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概念史学探究

    从概念史的角度而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一种语词与说法而存在。不论这一事件之真实性，相关说法确乎在各类文献中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在考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事件史之时，学界也开始了对这一说法的概念史研究。而相关概念史研究，又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在新世纪以前，学界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概念的探究，多停留于学术自发的层面。即自发地在研究中认识到不论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如何，都不可否认历史上存在着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同或相似的语词与说法，但学界并未产生对这一说法进行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自觉。1981年，吴信忠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楼两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一文，提到五四时期流传着“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的诗歌。这当中的“北李与南陈”便是“南陈北李”概念之雏形。而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注释集中，编写者一方面采纳了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的观点，另一方面亦有所保留，称这一事件“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当中，编者已经注意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一种历史上的说法，故特别注明是“史称”。但究竟这一说法何时产生、如何流变，编者并未进行探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学界秉持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自觉，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概念流变展开具体梳理。2001年，萧超然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一文，首先说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说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弃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提出，并逐步传开”。其次，因五四时期“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等诗句的作者不可考，仅凭后人回忆，故同时期已经有这一概念的推论，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最后，1933年北京中共地下组织为迁葬李大钊，组织发动北京市各界群众举行公祭时，现场打出了“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烈”的挽联，说明1930年代“南陈北李”的说法已在社会上流传。此后，学界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概念的流变基本以此为据，并倒推既然1930年代此说法已经在社会上流传，那可能早在1920年代便有相关说法出现。

    直到新时代，学界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概念史研究方才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其间又以祝彦的相关研究最为代表。2021年，他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怎么来的》一文中，用概念史的问题意识，探究这一概念如何流变。他发现赵世炎在1920年8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提到“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由此，真正论证了在五四时期便有相关的说法，不过“南陈北李”的顺序被调换为“北李南陈”。直到1943年，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才第一次使用了“南陈北李”这一概念。至此，学界理清了从分列的“北李”“南陈”到合用的“南陈北李”之流变过程。

    综上，学界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一种语词与说法，针对其概念流变，开展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概念史研究。过程中较多地关注了“南陈北李”这一概念，并说明了其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的演变。

    记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公众史学演进

    随着公众史学研究在国内的兴起，报纸期刊、影视等载体被纳入史学研究领域，由此形成了面向公众的史学研究范式。公众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被人民大众所感知，具有塑造并放大集体记忆的作用。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问题上，学界利用多种渠道参与进公众史学的书写当中，形塑了人民大众的建党记忆。其中，改革开放以前，因陈独秀的脱党问题，以及国内政治运动之影响，公众并无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开始去塑造这一集体记忆。

    第一，报纸期刊是推进“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公众史学研究的重要平台。1979年，在北京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李新作主题报告时提到“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领域最早关于“南陈北李”的论述，之后，随着主题报告先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发，这一说法为更多人所熟知。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侯新夷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提出“在解放前，有关中共创立时期的文章、书籍中，‘南陈北李’一说比比皆是，只是在解放后的史学著作中才开始消失”，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对需要重新评价“南陈北李”的历史贡献，即“‘南陈北李’在创党工作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决定了他们两位与其他创党人的历史地位不同”。

    上述面向公众的成果，大多在逢十年的李大钊诞辰纪念或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等时段出现。此后，基本在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均有相应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论述。如1989年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者彭明发文强调：“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时，宋月红在《北京党史》梳理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过程，指出这一事件说明“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移植物，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以及中国没有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早产’等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北京党史》兼具学术性与大众性，其潜在读者除了教研人员之外，还有大量的党政干部群体和普通群众，故其中研究成果有传播公众史学之意。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相关影视作品也拓宽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公众史学成果。以影视作品为载体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公众史学成果，最早出现于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天辟地》。该片是中国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影片，影片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要角色，展现了李大钊连夜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细节。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时，同名电视剧《开天辟地》播出，片中亦介绍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情况。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电视剧《觉醒年代》以面向公众的视听语言，更为细致地展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过程。可见，以影视为载体的公众史学成果，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出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成果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描绘更为细致，展现出“层累地”造成中共成立史历史记忆的情况。

    事件、说法、记忆三重奏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综上可见，学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研究，从实证史学、概念史学和公众史学等领域展开，并围绕事件、说法和记忆形成了研究的三重奏。其中，既有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实证史学领域，学界以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为核心材料，不断发掘新材料，基本上考证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真实性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概念史学领域，学界也理清了“南陈北李”概念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的流变。在公众史学领域，依托报纸期刊以及影视作品，学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观点得以向公众传递。

    不可否认的是，既有研究在如下一些方面存在不足。在实证史学研究中，学界的重要成果均依托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而来，但高一涵的说法本身存在缺憾。在概念史学研究中，学界更多地聚焦与“南陈北李”这一说法，而对“相约建党”这一说法的流变缺乏梳理。在公众史学研究中，研究内容有趋向封闭性之嫌，缺乏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对话。如关于“南城北李，相约建党”的研究、关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人物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公众史学向大众传达的内容并未随之更新。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今后关于“南陈北李，相关建党”的相关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第一，加强各个研究领域间的对话。事件、说法、记忆三重奏如要变成一股合奏，需要各个领域持包容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进行对话。例如，加强概念史学与考证史学的对话，便会发现学界用以证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便有可能是受到概念塑造之影响的产物，不应当作核心材料去使用；而公众史学研究也应该持开放之态度去吸收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向公众展示相关的学术史脉络。第二，继续加强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概念史的研究应该超越仅仅对“南陈”“北李”“南陈北李”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的方法，从历史材料的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的历史细节。其中，特别需要重视域外材料的发掘，特别是日、俄等国的相关材料，可能对推进“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