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类书的意义

    ■顾农

    一

    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总是越来越丰富，典籍总是越来越繁杂，不容易通盘地了解和掌握。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编纂百科全书性质的资料类编，既可以选读，也便于检索。这样的书大抵是汇聚大量材料、按内容分类编排的，所以被称为“类书”，其篇幅总是相当地大。成书于初唐高祖武德年间（622-624）而流传至今的一部著名的大型类书取名为《艺文类聚》（今有汪绍楹先生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1982年新版），就特别标明了“类聚”这一层意思。该书凡一百卷，一百三十多万字。编纂这样的大书，需用海量的资料，非利用国家藏书不可，而且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保障。

    大型类书没有官方的力量是做不成的，而一旦完成，当然也就成为一种政绩，以至形成盛世的某种标志。欧阳询（557-641）在《艺文类聚》的序中写道：“夫九流百氏，为说不同，延阁石渠，架藏繁积，周流极源，颇难寻究，披条索贯，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华，采其旨要，事同游海，义等观天……皇帝命代膺期，抚兹宝运……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这位官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的领衔主编把本书编撰的原则、优越性以及此乃落实当今皇帝旨意的成果等几层意思，都说得很清楚了。

    《艺文类聚》分46部，子目272类，例如这里有岁时部，其下分：春、夏、秋、冬、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日、月晦、寒食、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社（祖）、伏、热、寒、腊、律、历诸类，每一类下引用若干有关资料，包括经、史、子、集，阅读或检索都非常方便。根据书中部类的安排，我们可以窥见唐初知识世界的图谱和大致的内容。

    《艺文类聚》引用书籍凡1431种，而这些书籍的十分之九今已亡佚。这样一来，此书就又有了保存文献的意义。当年编书的时候，未必想到这一层，而现在这方面的意义却变得极其重大。

    二

    博取典籍、取其精要、以类相从、编成一书的主意，首先是曹丕设计出来的，根据他的指示由秘书监王象以及缪袭等文人学士编成了名为《皇览》的中国第一部类书（详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据说有四十多部，八百余万字（详见《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裴注引《魏略》）。此后不少王朝都做过类似的工作，例如南朝梁有《华林遍略》（徐勉等编纂），北朝齐有《修文殿御览》（祖珽等编纂），都是一时的盛事，可惜这些比较早的类书后来都失传了。失传的原因，推测起来大约有两条：一是晚出的类书后来居上，足以取代前修；二是类书往往部头很大，在仅靠手抄的时代很容易零落、失传。没有印刷术，文化的积累承传有很大的危机。

    一直流传至今并且还在被广泛使用的类书主要是唐宋时代编纂的，分别有《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

    明朝编纂过一部规模空前的超级类书《永乐大典》（22877卷，又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字数太多，“浩无端倪”（《明史·陈济传》），无法刻印，只抄写了两套，后迭经丧乱，现在仅存零星，已成珍贵的文物。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印刷本，流传较广，但现在使用得并不甚多。

    规模最大也最有用的类书是改革开放以来花三十年时间（1990-2019）、动用大批人力编成的《中华大典》，此书分24典，110分典，全书近八亿字，分印为408册。煌煌巨帙，叹为观止矣。

    三

    类书在古代有着重要的检索功能，而这种功能在今天已经被数字化技术大大地盖过了，所以新编类书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已经不能同古代相比；古代类书特别是编纂较早的类书，因为包含了若干后来失传或已经发生变化的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辑佚和校勘的价值，这又是新编类书无法具有的预期外意义。

    让我们从《艺文类聚》中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其一，《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人部隐逸·上”引录了陶渊明的一篇《尚长禽庆赞》：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贫贱与富贵，读《易》悟益损。

    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

    而较早的传世各本《陶渊明集》都没有这篇赞，应为集外佚文，自应补充进来。

    “人部隐逸·上”一共引录了陶渊明的五则赞，《尚长禽庆赞》居末，前面的四则是《张长公赞》、《周妙珪赞》、《鲁二儒赞》和《夷齐赞》，这四则皆见于宋朝以来的各本陶集，所以《尚长禽庆赞》的可靠性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一般的“赞”都是四言韵语，而《尚长禽庆赞》竟然写得像一首五言诗的样子，大有创造性。就其形式不大不合于规范这一点看去，此《赞》也不可能出于后人伪托——凡伪托者总是按旧办法做山寨版的，不会有别出心裁的胆量。

    首先从《艺文类聚》中检出《尚长禽庆赞》并补进陶集里去的明朝学者何孟春说：“此赞今本无之，岂唐初欧阳询所见本至宋有脱缺耶？”这个推测很有道理。

    其二，《艺文类聚》卷六十五“产业部上·园”选录了陶渊明《杂诗》的几个片段：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泽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竹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这里的三个片段，在传世各本《陶渊明集》里也有，但分别属于《归园田居》其一，《饮酒》其五、其七。《艺文类聚》是根据早先的手抄本陶渊明集引录的，而这些诗原先皆题《杂诗》，也就是说，大抵相当于无题。由此可知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陶诗的某些标题，以及它们的分组，很可能出于后来的陶集编辑之手，而非其原貌。

    上述引文中又颇有佳字。例如“方泽十余亩”一句，“泽”字大有意味，陶家园田居旁边有很大一片水面；而后来的本子大抵作“方宅十余亩”，大家也都习惯了，一旦知道原先乃是“泽”字，马上就会想到就那么八九间草屋，怎么会占地十余亩呢。“方泽十余亩”好，应著为定本。

    《艺文类聚》中陶诗的“榆竹荫后檐”一句，较之通行本的“榆柳荫后檐”也自有其佳胜之处，屋子后面安排一片竹林，这种情形一直到现在也还比较多见。

    “悠然望南山”的“望”字通行本多作“见”，苏东坡和他的门徒们把“见”字之妙讲得神乎其神，而在古老的手抄本里乃是他们不赞成的“望”字。

    其三，通行各本陶集中有《与子俨等疏》，而《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人部七·鉴诫”节选了一段，却题作《诫子书》。《诫子书》这个题目比《与子俨等疏》好多了，再出陶集，似宜采用。又此文通行本中有“汝等虽曰同生”，而《类聚》本这里“曰”作“不”。陶俨兄弟五人同父异母，所以自应作“不”。

    单是一个陶渊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就提供了这么多这么重要的信息，其价值不言自明。

    四

    不妨另取一部《初学记》（今有司义祖点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2004年第2版）来看一看。

    此书是唐玄宗按排几位高水平文臣为皇子们编的，他对张说（667～731）等人下达任务时说：“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类，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大唐新语》卷九）张说是宰相，公务太忙，这部青少年读书手册后来署“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张说没有挂名。

    《初学记》全书凡三十卷，简明实用，水平很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评此书说：“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

    这里选录了很多文学作品，以唐以前的为主，也有少量初唐的。其中有不见于他书者，可供文献工作者拾遗补缺；又有他书虽有而文字不尽相同者，则可以引为校勘之资。例如引起过洛阳纸贵的左思《三都赋》是《文选》曾经入选过的，《初学记》里引用过该赋的一些片段，文字与《文选》本有同有异，例如这里的《魏都赋》有“夫魏土者，考之四隩，则八紘之中也；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也”之句，而通行的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相关字句作“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依文意当以《初学记》本为长。《文选》的校勘一向是学术热门，这里固然要取《文选》诸本来互校，而利用类书进行他校亦复十分重要。

    比较古老的类书，大抵有保存资料这种始料未及的作用，这一方面现在最为读者所重；检索的功能仍然存在，但已相对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