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飞
█大学出版社应紧紧依托大学的学科专业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人才队伍储备等,确立自身在细分出版市场的独有竞争力,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中去;应紧跟学科研究前沿,参与母体大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各类研究项目或各种学术活动,做好思想交流与科研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协调者,做好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组织评定者、保存者与传播者;增强自身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品牌传播力,进而用自身发展成果与社会价值,带动或提升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效。
2017年9月21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标志着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入了新阶段。2022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根据首轮监测数据和成效评价,按照“总体稳定,优化调整”的原则,确定并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大学出版社是依托母体大学而设立的出版社,是母体大学的有形品牌,作为支撑大学建设发展、服务大学教学科研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精神与文化传承的具体表现和延伸拓展。国家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给大学出版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契机,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如何借助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大学出版,同时通过大学出版助力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摆在新时代大学出版人面前的新课题、新任务、新目标。
大学出版的初心
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共有108家,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部设立出版社;一流学科建设95所高校中48所设立出版社,47所没有设立出版社;另有18家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设立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的宗旨与初心就是为高校教育、教学和科研服务,努力出版学校教学、科研所需要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各级各类教材、学术专著及相关图书,把母体大学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母体大学教学科研的发展。新时代,大学出版社需要为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支撑服务,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国际交流提供出版力量,发挥出版价值。大学出版社在服务好高校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同时,应依靠大学知识信息密集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优势、大学品牌与大学资源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也是大学出版社彰显价值的现实责任与具体要求。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出版社,“双一流”建设更需要一流的大学出版,因此,应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列入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发展规划,将其提供的知识出版服务和学术成果传播统筹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要努力为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发挥作用,成为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推动与支撑力量。
与母体大学互生共荣
大学出版社与大学之间联系密切,是母体大学整体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母体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远景规划、学术声望、成果转化等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为《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自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是天然地与大学之间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应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纳入到母体大学整体的教学科研规划中,以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各种资源促进或带动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这也是推动母体大学自身“双一流”建设的具体举措。
大学出版社姓“大学”,均以大学校名为前缀,她植根于大学母体,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母体大学建设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中的推动与支撑作用。
知名出版人、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教授认为,大学出版社是除了科研、教学之外,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
三种势力”,是与图书馆、实验中心一样承担学校教学科研支撑功能的单位。因此,作为母体大学的直属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要主动增强与母体大学之间的联系,呼吁母体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为出版社提供更宽广的平台、更肥沃的环境以及各种政策支持,紧紧依托母体大学的学科专业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人才队伍储备等,确立自身在细分出版市场的独有竞争力,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中去;加强与相关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联系,密切关注母体大学教研动态,紧跟学科专业研究前沿,参与母体大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各类研究项目或各种学术活动,做好思想交流与科研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协调者,做好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组织评定者、保存者与传播者;夯实自身高质量发展基础,增强自身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品牌传播力,进而用自身发展成果与社会价值带动或提升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效,为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贡献出版力量与思想智慧。
这样鲜活的实践案例很多,如剑桥大学出版社主动与剑桥大学重点发展学科建立深入联系,基于产学研用联动进行资源挖掘,通过举办高端学术会议与系列学科比赛,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服务与科研合作;在具体活动中通过组织联络、沟通交流、结识专家,提升出版社在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国际影响力,而汇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享誉国际的出版成果,最终也为剑桥大学增光添彩。
教材规划与出版
2022年,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全面铺开,第二轮“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开始实施。如何借助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与价值,同时通过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助力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互生共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与任务。
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首要职能,教材是高校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双一流”建设人才培养的质量。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建设是落实党在新时代教育方针的核心和基础,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建设与教材出版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成为高校教材出版的中坚力量,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支撑。
其一,应发挥出版专业优势,做好教材规划与教材出版。
结合学校学科优势与相关院系课程体系,大学出版社可利用全国高校出版资源,加强课程研究与实际教学需求,协同相关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学科统筹,做好教材策划、编写与出版规划,共同组织、策划与出版多种高品质高水平高质量的高校教材,引领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或地方高校联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如笔者所在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制定教材出版实施方案,为母体大学一流学科组织、策划与出版“材料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科学与工程”等系列规划教材。
其次,探索教材建设规律,做好教材基础性研究。
教材建设的主体是高校,为更好地提高教材建设的质量,大学出版社可依托母体大学教务部门与专业优势学科进行教材建设的研究,关注国家政策与教育改革、高校定位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与就业需求、学生水平与人才培养模式等指导性文件;同时还要加强社会需求专业的调整、基础知识的传授与人才能力培养等各种社会需求研究,协同相关机构共同规划教材建设研究课题,深度参与教材建设的基础性研究,为教学设计与教学改革、课程建设与教材出版、人才培养与教学育人等提供出版智慧。如笔者所在出版社主动协同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优势学科共同申报教材基地建设并成功入选,而且积极参与教材基地建设后续运营,深度推动教材的基础性研究。
其三,协同申报教材项目,保障教材出版质量。
为提升编者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与出版质量,大学出版社可协同各位编者参与各种教材项目与教材奖项的申报,从出版专业的角度加强编写内容与申报填报的质量,并为各类项目教材与奖项教材提供专业化的编校团队。如笔者所在出版社主动协助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相关学科教学团队申报各种教材规划与教材建设项目,申报质量显著提升,获批数量显著增多,建设质量显著提高。
其四,探索课程出版,提升育人质量。
立足自身出版资源与教育资源优势,大学出版社要嫁接资源、搭建桥梁、主动联合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协同母体大学相应学科,共同建立产学研用虚拟教学仿真实验室与融合出版课程,打造融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的在线课程;同时以交互叙事为手段构建课程内容,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包括教学过程、教学评测、教学互动、教学管理、教学分析等内容,为母体大学高质量人才培养探索有效路径。
以学术出版促学科建设
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与主要力量支撑。由科研成果到出版成果,出版人在其中充当把关人和守门人的角色。学术成果的转化与出版是大学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应为母体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其一,应主动挖掘学校特色学科或一流学科的作者资源,通过学术著作的策划与出版助推科研发展。
大学出版社要积极推进与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的高度融合,围绕母体大学优势学科、特色专业与重点学术研究机构的优质资源——包括人才资源、学术资源与平台资源等,主动为他们搭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提供学术交流与出版服务。通过深耕并助推母体大学特色学科、一流学科及重点学术研究领域的推进与发展,在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整体规划引领下,培育老中青相结合的专家团队与作者团队,系统规划并引领打造大学出版社可持续的出版品牌。
如笔者所在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策划出版的《徽学文库》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且《徽学文库》《徽学文库(第2辑)》连续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依托母体大学的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教育部首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策划出版的《上博楚简文字声系(1-8)》,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且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后续研究项目《清华简文字声系》也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依托母体大学国家级的科研平台,通过出版重要科研成果,确立了笔者所在出版社徽学研究与古文字研究的出版品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这是学术出版促进学科建设,同时提升大学出版社自身品牌的典型实例。
其二,积极对接各类科研基金,出版高质量结项科研成果。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是推动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很大比例的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省市重大或重点科研基金等各类项目,这些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很多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成果的出版不但能支持科研项目顺利结项,还能参与评定各类科研奖项,从而体现高校的科研能力与学术影响力,是高校“双一流”建设评估的重要抓手。
因此,大学出版社要主动对接这些科研项目的结项出版工作,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打造系列品牌出版,为母体大学科研项目与学术成果的出版转化提供服务保障,进而提高母体大学科研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如笔者所在出版社每年都要为母体大学承担各类科研项目的出版结项,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出版为《淮南泉大资源枯竭矿区生态环境与修复工程实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种结项成果汇集出版《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等。
其三,协调母体大学优势学科或优势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申报和实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通过项目带动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同时,这些国家出版项目也会促进母体大学在“双一流”建设重点领域中,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代表国家学术出版水平,政治导向、学术导向和文化导向都非常突出,深得业界和学界的重视,入选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学术图书,在“双一流”建设评估中亦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笔者所在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策划、申报并实施的《桐城派文库》,同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逐步奠定母体大学在桐城派研究领域的出版品牌与优势地位。
其四,通过学术出版服务,搭建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一方面,通过主办、承办、协办等形式,举办新书发布、学术会议、专题探讨等会议,凝聚学科内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策划与出版母体大学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加强母体大学与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在重点学科领域的科研协同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成果影响,促进学术新体系构建,最终服务于母体大学的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例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出版项目,就是一个大学出版社协同母体大学,通过学术出版服务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互生共荣的典型案例。2005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出版项目启动之时,浙江大学就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主要服务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和研究。2019年,新成立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出版工作融为一体、密切合作,既支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出版,又从这个浩大的编纂出版工程中汲取营养,拓展艺术学科研究的内涵。而浙江大学出版社历时17年,通过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出版项目,取得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既有力推进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与学术建设、推进浙江大学的学科建设,更通过本项目出版,确立了自身艺术出版的国际品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收益。
协同高校服务社会
“双一流”建设任务中,重点强调了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要求,要将“双一流”建设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大学出版社在助力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中,理应为学校服务社会发挥出版作用与智慧支撑;同时,大学出版社作为社会系统与文化领域的重要组织,其自身也必须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其一,通过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提升母体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大学出版社将母体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服务于国家发展、科技进步与社会需求,助推母体大学实现服务社会的功能。
其二,可出版学校组织策划的科普活动相关读物、学校承担的重大科研课题、行业发展报告,协同建设专业智库,为社会大众、地方政府或社会企业提供科普知识、知识服务、专业智库等,真正发挥出版社“没有围墙的大学”的作用,延伸母体大学服务社会的边界。
其三,通过策划出版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重点出版物,以强化出版品牌价值,来提升母体大学服务社会的美誉度与影响力。
大学出版社可依据自身优势、出版特色和品牌建设,面向社会更广泛的受众群体,组织策划出版更多有价值、有内涵的原创性精品力作,进一步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出版社赢得细分市场、筑牢自身发展成果和品牌建设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宣传了母体大学,提升了母体大学的社会影响力,直接拉近了大学与社会的距离,从而延伸了母体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其四,通过举办公益性活动,或主动参与支持各种学科建设研讨、学术交流会议或行业协会发展大会等,强化自身的出版品牌与服务社会的价值,以出版社直接服务于社会来间接提升母体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其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常被视为现代大学的第四职能,是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出版社要助力文化建设、注重多元文化的理性交流、彰显一流大学文化的中国特色,更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托马斯.J·威尔逊曾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长达20年。他曾说过,大学出版社应是大学的事业,其首要职责是服务于母体大学。大学与出版社是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相向合力的“父子关系”。
当前,在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与高校“双一流”建设高度重视的前提下,大学出版社要与时俱进,对照“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方案,主动融入“双一流”、支持“双一流”和促进“双一流”建设,全程服务于“双一流”建设的具体要求,以发展的观点来审视出版社服务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问题,积极主动谋求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的更大作为,在“有为”中争取“有位”。大学出版社应将出版社的发展纳入到母体大学整体的教学科研规划中,将出版服务和学术成果传播统筹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社长)